论“七步诗”背后隐含的伦理问题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PZY2015A008）的阶段性成果，指导教师：张连桥。

摘 要：“七步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并受到学者关注，而过去的研究却并没有涉及其作为史实展现的伦理问题。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以故事来源考证为切入点，回归历史的伦理现场，分析了汉代兄弟关系疏远化与虚伪化的特殊伦理背景，从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兄弟关系下曹丕的弑兄禁忌与双重伦理身份，并阐明了“七步诗”难题考验这一情节背后体现的伦理选择。

关键词：七步诗；兄弟关系；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秦轶波（1998.1-），女，汉族，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外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6-0-02

“七步诗”是深受大众知晓的《三国演义》中的情节，但其历史来源的考证却有所匮乏。作为阐明史实的文学文本，“七步诗”的故事从根本上来看是一个历史伦理问题。考虑到当时兄弟关系的特殊伦理环境，我们需要将这一文本放置在历史的背景下进行分析。虽然“七步诗”所展现的曹丕与曹植的伦理关系表现得不像其他文本那样明显，但是这一难题考验的故事情节仍然反映了曹丕的弑兄禁忌与伦理身份。

一、“七步诗”来源考证

《三国演义》在中国作为四大名著之一，阅读受众范围较广，曹植七步成诗的故事也为人们所熟知。但这并不意味着《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七步诗”是完全历史真实的，下文便从文本出发，对其进行来源考证。

（一）“七步诗”的史实记载

《三国演义》向来被人们认为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七步诗”也是有记载可循的，在南朝宋刘义庆编著的《世说新语·文学》有所体现：

文帝嘗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1]

《世说新语》作为一部南朝宋时期的笔记小说，成书时间距离东汉末年大概有一百多年。其可靠性比《三国演义》强，但它本质上仍旧是一部小说，而用一部小说的内容来佐证另一部小说记载的可靠性，似乎有些牵强。其他史料也不乏“七步诗”的踪迹，北宋李昉编撰的《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三中就有所涉及。《太平广记》所记录的是曹丕命曹植策马百步成“两牛相斗”诗一首，并附加了严苛的条件，不准许出现“牛”、“井”、“争斗”等字且必须四十言。曹植不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这首诗，还在剩余时间中写了一首“煮豆诗”。

《三国演义》这一情节在创作时，明显参考了《世说新语》和《太平广记》的内容，并将其进行整合、改编与创作。使得情节发展更为集中，人物性格更为鲜明。虽然作为三国时期较为可靠的正史《三国志》缺少对于“七步成诗”这一内容的记载，但“七步成诗”的故事在历史上是有据可查的，故然也是相对真实的。

（二）其他因素的推证

由于《三国志》对“七步诗”缺乏记载，《世说新语》和《太平广记》的内容有比较大的出入，所以有人坚持认为“七步诗”并不是历史真实的，而是后人根据曹丕、曹植兄弟素来不和的关系创造出来故事。这种认识其实并不正确，从其他因素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推证“七步诗”是真实可信的。

在史书记载中，曹植自小天资聪颖，能为文章。在曹操众多儿子中，曹植的才华更是尤为突出，为时人所称赞。南朝诗人谢灵运就曾这样赞叹曹植的才情：“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既然曹植才华出众，天赋异禀，更有着“才高八斗”的称赞，七步成诗一首对曹植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曹丕新帝即位，为了排除异己，对诸多兄弟惨下毒手，而作为过去争储的强劲对手，曹植也不例外。身处危疑之际的曹植，心中悲愤，写了大量抒发心中愤懑，寄托情思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思想和内容，恰与“七步诗”较为相似。处于这种心境中，长期的压抑在“七步”时间内集中抒发，对于曹植来说更像是压力的释放，可以被理解。从历史进程来看，“七步诗”事件似乎并不是影响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而《三国演义》花费这么多的笔墨来描写，无非是想让故事情节更加饱满，使得曹丕与曹植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三国志》作为一部正史，更强调的是历史发展进程，“七步诗”作为一件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件，未将其记录也是正常的。

二、汉代兄弟关系的特殊伦理背景

“七步诗”这一事件发生在汉代兄弟关系外延与疏远的特殊伦理背景下，并受到其影响。这种伦理背景并不是短时间形成的，它经过长时间发展，需要更进一步的阐释。

（一）秦汉时期兄弟关系的外延与疏远

先秦时期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兄弟关系是伦理关系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孟子·尽心上》就曾经有这样的记载：“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2]这展现了当时兄弟关系“和睦相亲”的要求。然而，当时宗法制度下严格的嫡庶之分、长幼之别，却使得兄弟之间的情感有了隔阂与距离，“兄弟阋于墙”的情况不时发生。春秋战国以后，宗法制逐渐解体。为了增加赋税收入，国家施行分口析户政策。这种方法虽然增加了国家财政税收，但是却严重损害了兄弟之间的亲情。这意味着社会由小家庭组成，原来的兄弟成年后即要另立门户，家庭财产要进行重新分割。兄弟便成了竞争的对手，直到汉初时期，兄弟分家争夺财产都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吸取了前朝“重刑法而轻德教”灭亡的教训，汉朝长期推行德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随着儒学教化推行以及察举制度的实施，兄弟关系受到了一定影响。由于“重名节”的社会氛围，以及察举制带来的既得利益，很多人利用兄弟之间的关系来为自己的仕途铺路。这些虚伪粉饰行为带来的巨大收益，使得汉人兄弟关系失去了长幼相亲的真正内涵，转变成为追求名利的手段，从而更进一步造成了兄弟关系的疏远和虚伪化。

（二）汉末兄弟关系的恶化

正如汉代兄弟关系的疏远与虚伪一般，汉末势族的兄弟关系由于权力斗争和个人利益的缘故，也一度陷入了僵局。曹丕与曹植兄弟因为争储而导致关系恶化，更甚的是曹丕登基后对于各个兄弟进行迫害，其他权势之后亦是如此。官渡一役后，袁绍病亡，袁尚、袁谭兄弟相攻之由加速了袁氏的灭亡。

兄弟相残，有悖于当时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形成的道德伦常。抛开权势与利益，也许并不是大部分人的选择都是如此，相亲与相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是时人伦理选择所产生的结果。

三、“七步诗”体现的伦理选择

大多数人在看待曹丕以“七步诗”这一難题考验曹植的行为，无非认为这是曹丕残暴失去道德的表现亦或是心胸狭窄的体现。但人区别于兽的本质是理性，而理性的核心又是伦理意识，我认为曹丕以“七步诗”拷问曹植更是伦理选择的结果。

（一）特殊兄弟关系为背景的伦理环境影响

“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文学批评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即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批评文学。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有其固定的属于特定历史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3]前文着重分析了从秦朝以来兄弟关系变化发展的过程，由此可知当时的曹丕与曹植处在兄弟关系因权力争斗陷入僵局甚至恶化的特殊伦理背景之下。

“无论是文学伦理学批评还是道德批评，研究的对象都是文学作品中的道德现象，都需要作出道德价值的判断，并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4]在当时，由战争与生存所导致的个人利己主义是可以被我们所理解的。但曹氏兄弟之间为了生存而相争甚至相残，为什么又被我们认为是无道之举呢？那便是我们用当今“兄弟友爱”的道德观念，来要求曹丕与曹植，这是不合乎当时的历史道德的。将这种历史的文学放置在今天的伦理环境中阅读，就出现了这种与现实道德相对立的道德悖论。

在对于“七步成诗”这一难题考验所展现的伦理选择进行评判时，我们需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文学。伦理问题始终贯穿于文学作品中，用伦理的观点解释不同时间段的文学时，考虑特殊的伦理环境可以避免因不同伦理环境和语境下产生的差异性伦理解构。

（二）以弑兄禁忌为伦理结

“在人类文明之初，维护伦理秩序的核心因素是禁忌。禁忌是古代人类伦理秩序形成的基础，也是伦理秩序的保障。在古代社会，人类通过禁忌对有违公认道德规范的行为加以约束，因此禁忌也是道德的起源。”[5]曹丕即位后，为了铲除异己，对自己一众兄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曹植作也不例外。“七步诗”是曹丕利用这一难题企图满足自己弑兄愿望的行动体现，这的确是伦理上一大禁忌，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是曹丕的自由本能与原始愿望的充分表现。在曹魏时期特殊伦理背景影响下，曹丕暂时忘记了自己作为兄长的身份，被自己追求权力产生的原始欲望支配，企图用难题拷问的方式将曹植置于死地，而曹植所作的“七步诗”却唤起了曹丕意识中的理性部分，最终使得自己免于死亡的危险。

伦理结是文学的伦理结构的基本成分，而“七步成诗”这一事件则在发展过程中体现了弑兄禁忌为伦理结的伦理活动过程。曹丕以七步难题为借口企图杀死曹植，曹植悲愤而作“煮豆诗”，曹丕羞愤离去，曹植被贬安乡侯，这些都是弑兄禁忌这一伦理结生成与解构的过程。因弑兄伦理禁忌构成的伦理结是整个“七步诗”时间中的主导伦理结，它自始至终主导了曹丕的思想和行动。

（三）双重伦理身份导致的伦理选择

在研究“七步成诗”这一情节体现的曹丕与曹植兄弟关系时，大部分人考虑到了他们作为兄弟的伦理身份，然而却忽视了另一重更重要的身份—君臣。此时的曹丕已经登基，宣布成立曹魏政权，那么他与曹植的关系已经不是单纯的兄弟关系，更是在君臣前提下的兄弟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复杂性，也直接导致了曹丕伦理身份的双重性变化。

伦理身份的变化会导致一系列后果，伦理身份的双重化也导致了曹丕的伦理选择产生了不同于普通兄弟关系的结果。曹丕登基后，他的伦理身份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曹植的兄长这一身份之前，他更是一国的君主。这种伦理身份的改变导致了曹丕在清除异己、巩固权力的同时，不得不面对弑臣的不义行为与弑兄的伦理禁忌，所以他才采用了“七步诗”这一难题来责难曹植。曹丕对兄长和君主的双重伦理身份的认同，使得他在企图争夺权势的同时产生了伦理选择上的犹豫，这正是他选择“七步诗”这一难题考验的根本原因。

在考虑曹丕立场的时候，我们并不能简单的将其划归于君主的残暴，亦或是兄长的猜疑，从而对他做出或好或坏的道德评判。在双重伦理身份的压力之下，“杀”与“不杀”对于曹丕来说是十分困难的选择。

综上所述，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汉代文学文本批评方面运用的缺失，导致兄弟关系和“七步诗”难题考验背后所体现的伦理问题未得到关注。将“七步成诗”这一文本情节放置在特殊的历史伦理环境之下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得知背后隐含着曹丕在兄长与君主双重伦理身份下的矛盾选择，“七步诗”这一难题考验正是这种伦理矛盾的外部表现。

注释：

[1]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一版，上卷。

[2]孟子：《孟子》，万丽华、蓝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一版，295页。

[3]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8-19。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外国文学研究》2（2016）：14。

[5]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