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巴顿》中的伦理臆想

2018-10-09 11:02姬莹
青年文学家 2018年26期

基金项目:此文为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的盖斯凯尔作品研究》(Y201431952)成果。

摘 要:《玛丽·巴顿》描绘了工业革命过程中的阶级矛盾和冲突。本文试从文学伦理学视域梳理盖斯凯尔夫人在文学创作中为社会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以爱和宽容为准则,使整个社会实现全民伦理,从而创建和谐社会。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阶级冲突;爱

作者简介:姬莹,硕士,中国计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英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6--01

盖斯凯尔夫人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处于社会构架巨变时期。在工业革命的带动下经济上实现了质的飞跃,新的学说异军突起,达尔文的进化论撼动了宗教在人们心中不可置疑的地位,女权主义思想萌芽,尝试挑战男权社会,社会矛盾激增,贫富悬殊不可遏制的扩大。在此背景下,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伦理观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已有的伦理道德还未退出舞台,新的伦理道德尚未形成。面对如此伦理困境,盖斯凯尔夫人在自己的作品《玛丽·巴顿》中以文学伦理学视角提出了解决方案。

一、跨越阶级的伦理和解

在《玛丽·巴顿》中,盖斯凯尔夫人以宪章运动和罢工斗争为创作背景,用了大量笔墨真实生动地描绘了曼彻斯特二个完全不同的阶级,悲惨的无产阶级和‘吸血鬼资产阶级 的生活和斗争。在经济萧条时期,工厂停工,工人们失去唯一的经济来源,无路可走。“这里没有早餐给他们去消磨时光;他们的时光全消磨在被窝里,一则可以抵制刺骨的春寒,二则躺着不动可以压低一些饿火。”[1]饥饿寒冷是穷苦工人们的常态,死亡如影随形。戴文保一家住在潮湿阴暗充斥恶臭的地下室,威尔逊一对双生子营养不良饿成皮包骨最终夭折。而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方,卡逊一家有空闲陪家人游玩,住着华屋,吃着佳肴,买一朵需要花费半个英镑的玫瑰。二种生活的形象对比暴露出了社会痼疾:二个阶层的矛盾日益激化,社会处于极端不稳定的状态。

盖斯凯尔夫人作为牧师的妻子,有大量的机会去密切接触底层的工人,了解工人们的生活状况,虽每日勤勤恳恳地工作但仍徘徊在生死边缘,对工人们不幸的遭遇充满了同情。基督教将工人们塑造成勤劳、善良、正直的一群人,并形成了以利他主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标准。约翰·巴顿正是这种伦理道德的楷模,他将自己的大衣当掉为了工友一家换来生活必需品。而奉行利己主义为准则,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根本不顾工人死活。约翰·巴顿控诉这个社会的不公,质疑上帝的公允,二个阶级的矛盾已到水火不容的状态,工人们请愿运动竟沦落为资本家嘲讽的悲哀境遇,这才有了约翰·巴顿杀死了小卡逊。虽然盖斯凯尔同情工人,也洞悉二个阶级的矛盾和冲突,但她不赞成用暴力解决问题,提倡用基督教的爱和宽容来达到二个阶级的伦理和解。在亲眼目睹了老卡逊的丧子之痛后,约翰·巴顿突然意识到“原来穷人和富人,老板和伙计,有了切心的痛苦,完全一模一样像是同胞的弟兄。”[2]在那一刻,人性跨越了阶级,阶级隔阂憎恨,都随着约翰内心深处对宗教再一次毫无质疑的信仰而消失殆尽,基督教教义宣扬的爱和宽容替代了心中怒火和仇恨。 老卡逊先生被约翰一句“我当时不晓得我做些什么”唤醒沉睡的宗教记忆。他彻夜未眠,细读《圣经》,只为找到这句似曾相识的一句话。这证明他重新回归到了宗教的怀抱,不再迷失在金钱之中。约翰在老卡逊怀中死去,这象征二个阶级的伦理和解。

二、全民阶级伦理

“作家创作的目的往往是为人喝社会的道德发展需要服务”[3],盖斯凯尔忠于职守地在《玛丽·巴顿》中完成了这一任务,指引读者树立积极的伦理观,将社会发展领入正确的轨道。

在《玛丽·巴顿》没有十足的恶人,恶可以道德教化转为善。玛丽·巴顿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女儿,对父亲的照顾无微不至。但她又是小卡逊的秘密情人,幻想一天能成為大户人家太太。面对和她一般贫穷的恋人,她也摇摆不定。这是玛丽迷失物质享用的功利思想和内心对真爱渴望的道德冲突。在知道父亲是杀害小卡逊的凶手后,对法庭刻意隐瞒真相,内心强烈的不安,反映出玛丽在对父亲的浓浓亲情和法律之间的彷徨。最终,玛丽冲破了功利思想的禁囿,摆脱了道德伦理困境,只身前往陌生城市,寻得证人为恋人作证。

玛丽的姨妈命运多舛,被情人抛弃,女儿早夭,走投无路沦落为妓女,为人所不齿。为了不让玛丽重蹈覆辙,她竭尽全力帮助玛丽,这个本性善良的人在生命的尽头得到家人的原谅。为生活所迫而堕落的女子通过自我道德救赎,最后得到宽恕,是全面伦理的一次升华。

约翰·巴顿在强杀了小卡逊后,虽跳脱了法律的惩罚,但受到良心的拷问和鞭挞,这是源于自小所灌入的基督教伦理在无形中发挥作用。老卡逊在晚年愿望是:“厂主和工人中间应当有彻底的了解,应当互相信任和爱护,要一同来承认耶稣的精神作为双方调度的规律。”[4]盖斯凯尔夫人将基督教信仰中爱和宽容作为全民伦理的最为直白的表达。

三、结语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注重伦理道德,在文学作品上突显为具有强烈的惩恶扬善色彩,以道德说教为主。盖斯凯尔夫人无疑是继承和发扬了19世纪英国文学这一传统,期冀基督教的爱和宽容能够成为解决社会变化中面临的问题的最佳方案。但这无疑是脱离了现实,无论阶级伦理和解还是全民伦理,都是无法实现的臆想,阶级矛盾是无法调节的,“盖斯凯尔的宽恕策略并不能为已有的工业化矛盾提供真正的良药。”[5]

参考文献:

[1]盖斯凯尔夫人. 《玛丽·巴顿》[M]. 荀枚、佘贵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10.

[2]盖斯凯尔夫人. 《玛丽·巴顿》[M]. 荀枚、佘贵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494.

[3]聂珍钊等. 《英国文学的伦理批评》[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08.

[4]盖斯凯尔夫人. 《玛丽·巴顿》[M]. 荀枚、佘贵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524.

[5]Chen, Yinghuei. The Limi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lizabeth Gaskells Social Vision[J].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2017(05) :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