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管理视域下译者术语能力研究

陈丽娅

摘要：随着信息化、专业化和产业化的语言服务的不断发展，众多领域频繁互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以及其他领域都呈现交流交叉的现象。但高校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课程设置中术语课程在数量和教学目标上都落后于市场的要求，国内外关于译者术语能力研究仍然相当薄弱，有待继续拓展深化。文章尝试探索译者术语能力包含的子能力，并提出译者、企业和高校培训的参考意见。

关键词：术语能力，术语教育，知识管理

中图分类号：H059；H083；N0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8578.2018.04.003

Abstract： Due to insufficient research， the terminological competence of translators competence remains obscure. Based on exploring the subcomponents of terminological competence， we provide suggestions on translators competence enhancement for MTI translation education， translator selftraining and LSP companies.

Keywords： terminological competence，terminology education，knowledge management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极大推动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与此同时，一项新兴的产业，即语言服务业应运而生，包括口笔译和本地化服务、语言技术、教学方式以及与语言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为了顺应语言服务业的发展，满足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对于专业翻译人才的需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07年批准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截至2016年3月份，全国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的高校或者高等教育机构已经达到了206所。2014—2015年间，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对2009—2011年获得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的144所院校进行了专项评估，数据显示在中国大陆仅有7所大学设立了术语相关课程，并且课时相当有限。通过对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专项评估研究，发现在课程设置、教材选择和教学方法上都亟待完善[1]。笔者在对这144所高等院校的所有术语相关课程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这方面存在比例失衡、数量极少的情况。另外，翻译能力作为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已经得到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而作为职业化时代中翻译项目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译者的术语能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相关研究也比较稀少，实证研究也更为缺乏。目前有一些针对术语相关课程的教材讨论和研究，但更多限于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辨。也有实证研究做出的探索，如王少爽的博士论文[2]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术语能力的初始模型。然而，职业化和产业化时代对于译者的术语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那么译者术语能力包括哪些子能力，而这些子能力的重要性如何排序仍是需要探讨的关键问题。笔者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以期为翻译教学中术语教育的课程安排和教学重点提供可参考的标准和建议。

一 文献回顾

1.翻译能力研究

作为西方翻译研究的前沿，对于翻译能力的要素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因此，对翻译教育有着深刻的影响，尤其在专业译者的系统性和针对性培训方面。对于翻译能力的研究和讨论集中在能力的构成要素，发展和习得方面，但是目前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甚至连“翻译能力”这一术语的概念都没有统一意见。

从早期强调作为“自然译者”的双语天赋，到20世纪90年代的复合型翻译能力，再到主流建构主义学派主张的动态多元要素观点，西方学术观点的演化体现了从理论思辨到实证研究的科学发展。基于双语儿童翻译行为的研究，哈里斯（Harris）和舍伍德（Sherwood）[3]提出“双语者”这一概念，意指“天生的译者”，强调天赋、即时性和翻译能力的发展阶段性。总而言之，这种观点认为翻译能力是双语能力的“副产品”，也就是说，语言转换能力是基于双语能力而得以发展。但也有其他学者提出，翻译能力并非与双语能力共时存在。图里（Toury）[4]修正了哈里斯和舍伍德的观点，认为翻译能力是先天和后天的结合，或者说是“天赋”“个人习得”和“社会因素”的综合结果。一方面，翻译能力来自于对翻译行为的先天倾向，而这种潜质的实现是与双语能力并存的；另一方面，翻译作为一种技巧能力，也是一种交际行为。这种行为是由社会和功能要素所激励和引导的。20世纪90年代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蓬勃发展的口译研究对翻译行为提出了多维度能力的要求，这也促使西方学者从多能力视角去重新思考翻译能力的形成机制。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将翻译能力分为几项子能力的理论和模型多基于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辨，随后实证方法在翻译过程研究中得到发展，比较突出的实证研究成果有西班牙巴塞罗那PACTE小组，自成立初始就从事译者翻译能力研究，并在多年实证研究基础上，构建了翻译能力的构成要素模式和习得模式，指出翻译能力由各种子能力所构成，并且这种能力通过习得获取，是一种从新手到专家的发展过程。

2.术语能力研究

目前关于术语能力的定义还未有定论，对于其包含的子能力、发展和习得也没有丰富的研究。在西尔维娅（Silvia）和贝尼特斯（Benitez）[5]发表的研究成果中，他们讨论了翻译培训中的术语能力，其中大部分是关于习得能力的课程安排等，但对于术语能力子能力没有清晰地分辨和梳理，也缺乏训练的具体目标和实践方式。

根据费伯（Faber）[6]的分类标准，术语能力子能力包括四种，分别为：（1）辨别和获取文本中特殊的概念能力；（2）评估，咨询和阐释信息源能力；（3）基于特殊知识领域的概念，辨析语言间的对等概念能力；（4）信息与知识的管理以及未来翻译的再利用能力。王少爽在其博士论文中构建了术语能力模型，提出了包括应用能力、理论能力、信息素养、语言能力、专题知识和非智力因素六种成分要素。其中应用能力是该模型的核心，反映了另外五种要素对于术语翻译结果的影响。魏向清[7]从课程设计的视角出发，提出了翻译中术语能力的分类构想，包括了四项子能力：一是译者的术语分辨能力，二是术语处理能力，三是术语工具操作能力，四是术语管理能力。这一设想是基于EMT的课程提出的。然而，对于术语能力子能力的分类依然缺乏坚实的理論基础，且术语能力在译者能力或者翻译能力中的定位也是未来研究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3.知识管理能力研究

知识管理这一概念不仅是企业战略管理中关键的要素，其本身也是一种战略管理行为。知识管理包含了外部环境和内部能力两大维度，因此，发展方向和具体步骤需要同时将内外部影响因素考虑在内。一些学者认为，知识管理是一种基于知识与信息的运作和策略管理行为。通过建立内外部知识网，可以实现信息共享，提升压力以及创新能力。也有学者认为知识管理包括四部分：一是以自上而下的监督来促进知识活动；二是知识基础的创新和维护；三是组织更新和知识资产的转移；四是应用知识来实现价值。而最广为认可的定义是：知识管理是一种获取集体知识技巧，并将其分散到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地方的过程。此外，知识管理的目标是将最需要的知识在最适宜的时间转移至最合适的对象，从而做出最明智的决策。尽管对于知识管理的定义各有千秋，知识蓝图已经描绘出来，关于知识管理的操作就是更加值得关注的话题了。知识管理能力已有成熟的模型——由Andrew H Gold、Arvind Malhotra和Albert H Segars[8]提出，从组织能力角度出发，目的在于获取学习能力。知识管理能力是为了利用现有能力和未知能力的创新，从而提升总体竞争力。在他们提出的模型中，知识管理能力包含两大维度：基础知识能力和处理能力。基础知识能力包括三个基本能力：技术能力、结构能力和文化能力，使之能够实现社会资产效益最大化；处理能力则被分为获取能力、转化能力、应用能力和保护能力。实际上，这些子能力是知识管理应用和维持过程中的实际操作能力的体现。

二 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

本研究首先通过整理文献，梳理语言服务业、资格考试和课程教学以及专业标准，搜集得出术语能力可能包含的要素。其次，根据这些要素设计相应的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根据对职业译者的问卷填写结果和专家教授的访谈结果提取出主要要素。最后，根据知识管理能力框架，并通过专家评分来计算出译者术语能力中最为重要的几项子能力，并分类归入不同的维度。研究结果将为翻译研究中的术语教育，尤其针对MTI术语教育提供教学建议，为译者自我发展和提升提供方向，为语言服务业中合格译者的挑选检验提供参考。

1.要素搜集

通过对翻译行业标准、语言服务业供应商要求、行业资格考试和术语课程的梳理，整理出译者术语能力可能包含的要素。以知识管理能力为理论基础，术语能力要素的搜集从两个维度出发，分别为基础能力和处理能力。所有的要素分别来源于国家标准、行业行规、企业要求等，并通过文本分析和问卷发放来搜集和选取要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19363.1—2008《翻译服务规范 第1部分：笔译》4.4.3.2 译前准备要求：应在翻译前仔细做好以下工作（仅列举术语方面的要求）：审阅自己已掌握的术语；审阅顾客提供的术语；在保密的前提下通过翻译服务方与顾客解决内容上、专业上和术语上的问题。语言服务业供应商（如全球500强华也国际（CSOFT））提出多语言术语管理是系统研发、搜集、维护和表达在具体语境下具有特殊含义和应用的过程，要求术语工作者能够识别与需要进行本地化操作的产品紧密相关的关键术语，能够从产品的原始版本（以及相关文件）挖掘已有术语，来保证文本最大限度的利用，以及命名术语和本地化术语特征等相关能力。提取要素之后还要分发电子问卷和纸质问卷。

2.问卷调查和受试访谈

本研究问卷调查采取网络问卷和纸质问卷同时发放的方法，并通过对问卷的数据收集有针对性地对部分填卷人进行深度访谈。此次问卷发放的对象全部为工作经验为一年以上、年翻译量不低于50万字的职业译者或有经验的专家教授。总共发放100份问卷，收回问卷70份，有效问卷56份，最终有效问卷率为80%。

在进行本研究之前，根据现有文献和市场调研（针对中国大陆），从语言服务的基本信息和语言服务供应商的职业要求两方面出发，笔者做出简要总结：（1）就翻译服务领域来说，主要翻譯的文本类型有法律、金融、传媒、机械、文学和其他类别。同时这些领域也是涉及专业术语最频繁的。此外，不同领域间词汇相同但所指却完全不同的情况也是普遍存在的，这就要求译者在处理专业文本的时候要具备适当处理术语的能力。（2）在语言服务业内的服务类型不仅有口笔译，也随之拓展到本地化人员服务、项目经理、校对人员和术语专家等各种类型的服务。这为翻译专业的学生未来的求职计划提供了多元的选择，要求也更加严格。（3）语言服务业所要求的最重要的并非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证书（CATTI），而是英语专业四级和八级证书。这可以从侧面看出企业还是重视新手的语言功底。这也要求与翻译相关的各项职业中，语言能力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能力。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总共有12种要素被列举和确认，按重要性排序分别如下：（1） 双语转换能力，（2） 组织协调能力，（3） 术语应用能力，（4） 百科知识，（5） 术语获取能力，（6） 术语辨识能力，（7） 术语保护能力，（8） 计算机操作能力，（9） 术语评审能力，（10） 理论背景知识，（11） 管理能力，（12） 业务能力。其中前7项根据百分比排序超过50%，提取作为研究对象。

3.专家评分与访谈整理

根据问卷调查所得的初始数据，笔者请了几位专家（包括高校翻译教师和职业译者）对已有数据评分，为获取初步的译者术语能力各个子要素的重要性顺序，最终按得出的平均分由高到低排列为：双语转换能力、术语评审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理论背景知识、术语保护能力、百科知识、术语应用能力。

在收集完所有数据后，笔者对于电子通信行业和会计领域的术语工作者和译者进行了深入访谈。其中五位职业译者在翻译公司或企业翻译部门就职，这五位中两位分别是技术专家和项目管理人员。首先，笔者提问技术专家：关于H公司的术语工作是否有专门的职位（譬如术语专家或者语言专家）？若有的话，他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去胜任此类岗位？专家给出的答复是并没有专门招聘术语专家的职位。取而代之的是，这些术语专家都是本公司内部的译者转岗任职。前提是这些译者须在公司的翻译中心完成年翻译量300万字，这是他们双语能力的基本保证。另外从译者转换到术语专家也需要至少三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而根据受访者的回复，他本人也是通过这样转岗的形式做了术语专家，并且最后转向技术，做开发研究。

另外，受访者中的项目管理人员提到公司在全球化和本地化项目方面不断投资，这也要求术语专家要同时与公司上游和下游部门通力合作，从市场开发之前的准备工作，到最终用户反馈，都需要术语专家参与并提供建设性意见。还有特殊的一点是，在通信行业，尤其是智能手机这一领域，用户手册包含了所有客户需要知晓的术语，以便其了解使用手机和其他产品。而这些手册内所包含的也是些敏感信息，是术语公司信息安全的一部分，需要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术语专家进行维护和保护。值得关注的是，H公司的术语库仅供内部共享，不对外公开。虽然公司会要求译者会操作翻译软件，但并非是强制性的。语言基础还是公司比较关注的，技术是短时间内通过学习就可掌握的，而语言基础是无法一蹴而就的。

三 研究结果

通过数据整理、调研和理论思辨，本研究得出的理论框架见图1。

如图1所示，依据前人对于术语能力的研究，并借鉴管理学中知识管理能力框架从而得到的译者术语能力包含两个维度：术语基础能力和术语处理能力。这一框架与前人的区别在于结合了管理学的知识管理能力。框架中术语基础能力包括三个子能力要素，分别是：信息素养、百科知识和组织协调能力；术语处理能力包括四个子能力要素，分别为：术语获取能力、双语转换能力、术语应用能力和术语保护能力。

四 讨论和建议

根据本框架，针对企业的具体要求和毕业生反馈意见，笔者对译者自我发展提供以下参考意见：

目前与翻译和术语相关的工作岗位除了口笔译译员以外，还包括本地化专家、项目经理、审校以及技术协作等。对于译者来说，面临的不仅仅是语言转换，更多的是在项目管理中，充分了解和学习管理学、术语学和翻译学等跨学科的知识，以应对复杂形势所带来的工作挑战；语言服务企业通常要求译者起码会操作一种翻译工具，比如SDL Trados或者其他内部开发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这也就要求译者掌握翻译技术，并应对翻译市场的时代要求。

借鉴国外先进术语教育体系，针对我国目前MTI教学中的术语教育，笔者提出相对具有针对性的教学目标和建议：

首先，双语能力依然是MTI学生需要通过翻译实践不断巩固的一项基本能力，从而适应术语翻译的专业要求以及拓展不同学科视野。另外需要积累丰富的百科知识，加强跨文化交际意识，以应对不同领域、不同术语的翻译要求，顺利完成翻译任务。从高校术语课程现状的调查数据来看，虽然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数量在增加，但是实操能力还未得到验证。那么针对学生的信息素养，就需要跟进时代发展的要求，掌握基本的操作，以便更快地适应未来职位的要求。此外，在大数据时代，翻译项目管理是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译者不再是仅用一张纸、一支笔、一本字典即可完成项目的独行者了，而是要融入团队合作和组织协调中去。同时也要求在培养译者的过程中，MTI教育中可以参照企业的要求，针对学生的术语保护意识和职业道德进行培养，这对于未来胜任职业要求是必不可少的。

从梳理国外术语教育先进的高校的材料来看，针对高校MTI术语课程或者术语教育有以下可供借鉴和学习的做法：

第一，通过与行业内的企事业单位合作，在术语教育中引入项目教学，以供学生译者熟悉岗前培训，从而为术语等技术岗位提供可以胜任的具有专业术语背景知识的人才。第二，将术语理论和实践贯穿于术语课程教育，帮助学生更好理解术语学与翻译的紧密联系，并掌握必要的技巧，这样才能在翻译过程中准确地处理相关术语翻译的问题。可借鉴的课程有术语翻译的基本知识、计算机术语操作、项目时间和术语专题。第三，通过让学生在计算机系统内的海量设计、实践和实操术语，去收集和分类术语，来训练学生建立术语库的能力，以便应对完整的术语相关项目的现实要求。对于术语的辨别和提取是这一系列课程训练的关键，也是值得花时间去学习的地方。

最后，国内也有一些知名学者做出了初步的探索和课程设计构想。例如，魏向清教授就在教材大纲的基础上提出了术语能力的几大模块，王少爽也根据博士论文提出了建议。但囿于术语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系统教材的匮乏，成熟的术语教育方式还未形成，验证研究也不是很丰富，尚有待众多专家学者不断推进。

致谢：真挚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导师穆雷教授以及团队博士的悉心指导和帮助。由衷感谢冯志伟教授的引导和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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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oury G. Monitoring Discourse Transfer： A TestCase for a Developmental Model of Translation[M]//House J， Kulka S B.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nd Cognitino in Trans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86：7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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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魏向清. 翻译硕士（MTI）专业人才的术语能力培养与相关教材编写思考[J]. 翻译论坛，2014 （1）： 24-28.

[8] Gold A H，Malhotra A， Segars A H. Knowledge Management： An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01（1）：185-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