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减少贫困了吗

熊兴 余兴厚 苏科

摘要：在公共产品理论与熵权TOPSIS分析法的基础上，以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选取五个方面14项指标，测算了2010—2014年我国各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动态变化，并进一步实证检验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减缓农村贫困问题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2010—2014年间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呈整体上升趋势，地区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差距呈不断缩小趋势，在空间上表现出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的特征，存在空间正相关集聚现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消减具有正向积极作用，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贫困消减的影响是边际效应递减的。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贫困；精准扶贫；熵权TOPSIS

文章编号：2095-5960（2018）04-0099-12；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扶贫开发，特别是在20世纪末期以来国家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我国的大规模扶贫已经初见成效，贫困程度较轻的地区在此时已经基本实现了脱贫。然而，随着扶贫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扶贫工作的边际效用呈递减趋势，扶贫工作投入较大，但实际效果欠佳，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的地区分布依然很广。截至2016年底，按照国家贫困标准，我国仍有4335万农村贫困人口，虽然贫困人口绝对数量相比较2015年减少了1240万人，但占农村居民的比重却由2015年的7.23%上升到2016年的7.35%，当前农村贫困问题依然严重，且90%以上的贫困人口集中在中、西部“老、少、边远、贫穷”的农村地区，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难点与重点[1]。鉴于此，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以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由过去的粗放式扶贫逐渐向“精准扶贫”转变，强调扶贫工作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贫困治理的研究颇多，但较少将二者结合起来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解决和分析农村扶贫和贫困治理问题。关于农村扶贫的研究一般强调进行经济上的反贫困与扶贫开发，而农村扶贫工作同时兼具经济功能与公共产品属性，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基本医疗与社会保障等多维扶贫目标，正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内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扶贫工作的方向目标是一致的。在农村扶贫工作中，通过公共财政的倾斜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改变农村地区在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制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农村扶贫工作的重要手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贫困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旨在建立一个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方法对我国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水平进行测算，并通过面板回归模型构建实证检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消减的影响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精准扶贫过程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路径择定与对策建议，为提升和巩固精准扶贫效果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一、文献综述

对公共产品概念界定。自林达尔（Erik Robert Lindah，1919）首次提出“公共产品”概念以来[2]，国外学者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1955）通过对公共产品特征的阐释将私人物品与公共物品明确区别开来[3]，此后，馬斯格雷夫、布坎南、斯蒂格利茨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共产品进行分析，并形成了公共产品理论。自党和政府提出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以来，国内学者对公共产品概念、性质、分类进行了界定和分析（樊勇明，2010；朱鸿伟，2011；郭丹，2014；罗丽英，2014）[4][5][6][7]，初步明确了公共产品的概念体系。在公共产品理论的基础上，就农村地域特征，展开了农村公共产品的研究，江海燕（2006）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够有效改善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环境，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加农民收入，化解农村社会矛盾[8]；曲延春（2012）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增加不仅能够缓解农村贫困、提高农民收入，而且能够直接提高农村消费能力[9]；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的内涵，朱汉平（2011）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在农村地域范畴内关于三农领域生产生活所共同需要的，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社会产品或服务[10]；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向，林阿妙（2017）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不仅满足农民居民的生活性需求，同时也满足农业发展的生产性需求[11]。

关于贫困治理的研究。自布斯（Charles Booth，1901）和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1902）的研究拉开了学术界针对贫困问题的集中探讨[12]，针对贫困的衡量标准也逐渐开始有了相对的特性。在20世纪后期，世界银行（1980）、雷诺兹（Lloyd G.Reynolds，1986）[13]和汤森（Peter Townsend，1979）[14]分别在各自的研究中对以上思想进行了具体的阐释。另一方面，以收入作为核心指标的单一衡量体系在贫困研究中逐渐向以教育、医疗、健康、资产等等多个维度的衡量指标转变。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79）打破了原有的以收入为核心衡量标准的贫困衡量体系，建立了以能力为核心概念的多维度评价体系，认为贫困是指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是收入的低下。[15]针对我国具体贫困现状和问题，国内学者关于我国贫困治理历程的梳理与经验总结（郭佩霞和邓晓丽，2014）[16]、多维贫困的测度（支俊立等，2017）[17]、城市贫困问题（魏后凯等，2013）[18]、农村贫困问题（何剑和肖凯文，2017）[19]、反贫困与返贫困问题（颜廷武，2005）[20]、贫困治理的影响因素（周常春等，2016）[21]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与模式的研究。国外学者在“城乡一体化”思想（Ebenezer Howard，1902）[22]和 “二元经济”（William Arthur Lewis，1954）[23]理论的基础上，基于“公共产品”理论， 探讨了产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问题的原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利弊等问题（Tesfaye Teklu，1999；Komei Sasaki，2000；Robert Dur，2008）[24][25][26]，认为农村地区政治力量相对较弱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的主要原因。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问题上，由于个人提供公共产品是缺乏效率的（Gilles Duranton，1999）[27]，应增加农村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并激励基层政府履行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职责（Klaas Staal，2008）[28]，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环境（Brian Knight，2004）[29]，加入农村居民间的公共产品与服务需求有重叠部分，那么这部分农村居民可利用协作自费的方式进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Simon Clark，2004）[30]。基于我国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较大差距的现实情况，国内学者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变迁（周绍斌，2016）[31]、需求表达机制（刘书明，2016）[32]、供给主体与方式（刘彤，2015）[33]以及机制创新（曲延春，2014）[34]和影响因素（廖媛红，2016）[35]等方面展现了理论与实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与模式的政策措施。

关于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最困难的任务在农村、在农村贫困地区，学术界对贫困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分析上。国内学者围绕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李燕凌，2008）[36]、供给现状（俞桂海，2009）[37]、供给特征（曾松亭，2006）[38]、供给模式选择（丁波，2014）[39]、供给效率（冷哲，2016）[40]以及影响因素（范和生，2016）[41]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具有針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贫困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以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探讨农村贫困问题，通过验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消减的影响作用，试图为精准扶贫与公共产品供给精准化的有机融合提供理论基础。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运用熵权TOPSIS方法对我国各省份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进行测度，再此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缓减贫困的影响作用。

1.熵权TOPSIS法

TOPSIS法是一种广泛运用于多目标决策的评价方法，其主要原理是基于评价对象与其理想化目标的距离进行排序。熵权TOPSIS法是对TOPSIS法的一种改进，由于TOPSIS方法的权重是事先确定的，其值通常是具有随意性的主观值，因此运用熵值法根据指标值的变异程度确定各评价指标的客观权重，通过对指标进行客观赋权，有效地消除变动因素的影响，使得评价结果更具可比性和科学性[42]。

2.模型假定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农村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一方面，农村公共产品的正外部性有助于减少农村贫困，新阶段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实质在于保障农村贫困居民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益，通过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基础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生存能力；另一方面，公共产品的经济功能有助于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环境，通过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优化农村环境、改善农村面貌，增强农村发展能力。鉴于此，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t表示时间，i表示地区，yit表示t年i地区农村贫困消减率，xit表示t年i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Xp表示外生控制变量及其个数，β分别对应相关变量的参数估计，μi为个体固定效应，v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干扰项。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存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财政收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在整体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对贫困消减的影响的同时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进行区域差异研究。

在外生变量Xp选择上，由于农村贫困消减率一方面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外部环境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当地农村居民自身内在素质密切相关。鉴于此，本文选取经济发展阶段和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作为农村贫困消减率外生控制变量组，其中经济发展阶段用城镇化率衡量，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用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高中以上学历占比衡量。

（二）变量与数据

1.农村贫困消减率（Y），农村贫困消减率即农村贫困减少率，用于衡量农村反贫困情况。由于自Seebohm Rowntree（1901）提出贫困发生率以来，这一概念被普遍用于反映地区贫困的广度，本文运用“1-地区贫困发生率”衡量地区农村贫困消减情况。关于全国31省份农村贫困消减率，总体来看，2010年到2014年我国脱贫攻坚效果显著，农村贫困消减率呈不断上升趋势，到2014年全农村平均贫困消减率达到90%以上；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仍然较大，如2010—2014年各地区农村贫困消减的变异系数均在6%之上，但标准差由2010年的13.7318下降至2014年的6.2972，表明地区间农村人民生活水平虽然还存在较大差距，但这种差距呈不断缩小趋势（如表1所示）。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X），通过构建农村公共产品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测算了2010年到2014年我国31个省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

3.城镇化（U），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和进步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本文运用城镇化率衡量地区城镇化水平，即城镇人口与常住总人口比重。

4.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EDU），王明华和刘宪（2011）以山西省为例实证分析了教育水平对城乡收入水平的影响，发现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的正相关关系[43]。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一方面能够提高农户掌握更多技能的机会，更多的技能能够带来更多的收入；另一方面较高的受教育水平能够接触更多的资源，以增加居民增收渠道；此外，较高的受教育水平能给子女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子女收入的增加，对整个家庭脱贫有积极影响。因此，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对农村贫困消减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运用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高中以上学历占比衡量，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

5.农村居民人均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F），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主要包括农林支出、水利支出、扶贫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等，而这些也正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资金来源。因此，选取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作为替代变量检验模型的稳健性。

本文采用2010—2014年的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于2011—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研究样本为全国31省市区，所有变量均进行对数化处理。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测算

（一）指标体系

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基于指标选取的系统性、科学性、可比性、代表性、可操作性原则，并参考重要性原则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公共文化5个方面共14个指标来反映我国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具体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评价体系，见表2。

（二）权重确定

各指标权重的确定是测算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关键，通过分析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程度有区别的赋权，权重产生的方法可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其中主观赋权法主要是根据专家经验的主观判断而确定权重，主要有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模糊评价法等；客观分析法则是依据各指标间的相关关系或变异系数而得到指标权重，主要有熵值法、变异系数法、主成分分析法等。由于主观分析法易受人为因素干预，本文选用客观赋权法进行指标权重确定，同時由于变异系数法对指标本身的经济意义不够重视，主成分分析法对主要指标的依赖程度较大，本文选择熵值法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客观赋权。具体赋权方法为：在确定各指标权重过程中，采用逐级累计求权，先运用熵值法对二级指标进行赋权，得到一级指标权重矩阵，在此基础上对一级指标再进行熵值法赋权，求得一级指标权重矩阵。由于各年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权重不一致，为使得评价结果更具可比性，本文运用算术平均数法对2010—2014年各指标权重进行平均计算得到最终指标权重，各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权重，结果见表3。

从一级指标来看，基础设施在农村公共产品中占有较大的权重，表明基础设施在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十分重要，事实证明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托。近年来，农村道路、电信、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农村居民生活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但由于现有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投入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基础设施需求、历史欠账较多、管护机制缺乏等原因，农村基础设施总体上依然薄弱。近年来由于以农村卫生室建设为例的农村医疗卫生建设力度加强和农村普及义务教育的推进，农村医疗卫生和基础教育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农村居民就近就医、入学较为便利，因此，基础教育与医疗卫生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重要程度相比较其他指标来说较低。公共文化与社会保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也是比较重要的，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社会保障和精神层面的公共文化需求越来越强烈。由此看来，运用熵值法对各一级指标进行客观赋权符合各指标的现实经济意义，比较合理。

从二级指标来看，在基础设施中，随着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推进，到2014年农村电视、广播节目覆盖率基本达到了97%以上，农村基本信息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人民群众对农村有线广播电视和互联网需求较大，农村有线广播电视等项目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显得比较重要，因此占有较大权重。在基础教育中，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农村中小学的办学硬件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但是师资力量等办学软件条件有待提升，如2014年农村小学本科以上学历教师仅占38.04%，且各地区办学质量也有较大差距，如2014年北京市农村小学本科以上学历教师占比85.32%，而在海南省农村小学本科以上学历教师仅占12.83%，因此中小学本科以上学历教师占比体现办学质量的指标在基础教育中更为重要，占有较大权重。在医疗卫生中，随着农村卫生室覆盖率的提高，农村卫生工作人员在农村医疗卫生中变得相对重要，占有较大权重。在社会保障中，农村居民大多是家庭养老和以地养老，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在社会保障中的权重相对较弱，而针对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相对更为重要，占有较大权重。在公共文化中，在人民群众公共文化需求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农村公共文化投入相对不足，乡镇文化站、文化馆办文艺团体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娱需求，而民间业余文化演出在农村公共文化中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因此占有较大比重。

（三）农村公共产品综合评价

通过表1农村公共产品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全国31省市区的判断矩阵，再通过表2测算得到的各级指标权重得到权重矩阵，运用上述TOPSIS方法中式（7）—（11）分级累计求得2010—2014年各省市区一级指标综合得分与农村公共产品综合评价得分。具体计算步骤为：首先运用TOPSIS方法中式（7）—（11）对已加权的二级指标权重矩阵进行测算一级指标综合得分，再运用同样的方法对所求得的一级指标加权矩阵求得全国31省市区农村公共产品综合评价得分，见表4。

总体来看，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公共财政对农村地区的倾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取得了较大的成效，2010年到2014年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呈稳定上升趋势，由2010年的0.2786上升至2014年的0.3612；同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变异系数由2010年的0.5279下降至2014年的0.4011，表明地区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差距不断缩小。

从空间来看，东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北京和长三角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西部地区重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较高。此外，2010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区域差距较大，2014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区域一体化趋势雏形初现，下文运用Morans I指数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空间相关性。

运用Arcgis10.1软件对2010年和2014年我国各省市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全局空间相关系数Morans I指数进行计算，并采用蒙特卡罗模拟方法对Morans I指数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发现2010年和2014年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MoraI指数值均为正值，从P值来看，所有指标的显著性检验P值得分均在0.05以上，在95%置信度下的空间自相关是显著的，见表5。表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且总体上呈空间集聚特征。

四、实证分析

在前文测算了各省市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基础上，以下运用式（13）探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的消减作用，为区别不同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分组分析。选取农村贫困发生率衡量农村贫困程度，由于贫困发生率为逆向指标，故运用式（1）对其进行同趋势化处理，得到农村贫困消减率（y）。为消除模型数据的异方差影响，对模型变量取对数。

（一）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前，为避免模型数据的非平稳所造成的“伪回归”问题，对变量数据进行平稳性检测，本文采用相同根单位根的LLC（Levin-Lin-Chu）检验和不同根单位根的ADF-Fisher检验两种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在两种检验中均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则该变量数据是平稳的，反之则不平稳。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所涉及的各变量均为一阶差分趋势平稳变量，检验结果见表6。

（二）协整检验

通过上文平稳性分析，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变量间均表现出同阶单整的特征，则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以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与贫困消减率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运用Kao方法与Pedroni方法进行变量间协整检验，其中Pedroni检验方法在小样本情况下Panel ADF与Group ADF统计量的检验效果更好。检验结果表明，在5%水平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所涉及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与贫困消减率间均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检验结果见表7。

（三）回归分析

在对回归分析之前，运用F统计量检验与Hausman统计量检验进行回归模型的择定[]。F统计量计算公式为：

其中，SSEr为混合估计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SEu为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残差平方和，原假设为混合回归模型，备择假设为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通过F统计量检验，结果显示全国及各地区各变量均拒绝原假设，所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更合理；通过Hausman统计量检验，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絕原假设建立个体随机效应回归模型，接受固定效应模型有效，检验结果见表8。

在确定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运用stata13.1对式（13）进行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估计，估计结果见表9。

从表9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上述模型回归结果效果显著。从全国来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与贫困消减率呈显著正相关，即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助于减少农村贫困。究其原因在于农村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性效果，特别是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这些关乎农村居民基本生存权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够有效减少因病致贫、因学致贫以及劳动力丧失而产生的农村贫困问题；同时，通过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文化素质等生产环境的改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保障了农村居民的发展权利，增加农民收入与获得感，进而减少农村贫困发生率。从区域来看，各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与贫困消减率也呈明显正向关系，其中，西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消减的作用最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农村贫困减少0.1447个单位，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的减贫效果相对较低。究其原因在于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基数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边际效应较大，截至2015年底，全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为53.7%，而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发生率仍高达10.6%，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占全国农村贫困总人口超过60%。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与增收渠道优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相对较低，如上海、北京、天津在2013年贫困发生率已降为0%，农村整体脱贫效果较佳。同时，东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较高，以基础教育为例，北京在2013年小学教师本科以上学历已达到82%，天津、上海这一比例也超过了60%，相比中西部地区有较大优势，由于东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较高，且贫困发生率较低，因此东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边际效应较低，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于消减贫困与保障居民基本生存权的作用远远低于其对于农村经济发展与提升居民发展权的作用。

此外，在控制变量中，从全国来看，城镇化水平、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与贫困消减率呈显著正相关，但由于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自然地理条件的差距，使得各地区城镇化水平、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对农村贫困消减率的影响具有地区异质性。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对农村贫困消减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对其影响并不显著，而中部地区正好相反。城镇化水平、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一方面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减少贫困发生率，但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农村居民收入两极分化。以城镇化为例，从农村流向城镇的人口绝大多数都是农村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而留下的大多是收入相对较低，无法流动的贫困部分，农村优质资源的流失也造成了近年来农村的“空心化”问题等。

（四）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定性，由于公共财政支出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基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方面与体现，因此本文运用农村居民人均地方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F）替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X）与农村贫困消减率（Y）进行回归分析，以此来对模型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总体上与预期相符，支持上述结论，模型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对贫困消减率具有稳健的正向作用，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10。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全国31个省市区2010—2014年的数据，在估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基础上，基于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原理，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分区域实证检验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减缓农村贫困问题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对本文问题进行了正面回应，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确实减少了农村贫困，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贫困消减的影响是边际效应递减的，从东中西部地区不同区域农村公共产品对贫困消减率影响作用的区域差异性得到了验证。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来看，2010—2014年间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呈整体上升趋势，地区间农村公共产品差距呈不断缩小趋势；在空间上表现出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的现象，同时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特征。基于此，本文得到以下启示：

一是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力度，提升农村居民获得感。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公共本产品供给水平的提高能够减缓农村贫困，并且通过稳健性检验发现，公共财政支出对减缓农村贫困具有同样的作用。因此，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力度，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是农村精准扶贫工作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在区域间、城乡间仍然有一定的差距，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区域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开始出现一体化趋势雏形，应当推动城乡基本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均等化供给，促进区域间、城乡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体化发展。

二是加大對西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力度，实现区域均衡发展。通过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东中西部地区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消减边际效应有所区别，在西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边际效应是最大的，同时西部地区又是全国扶贫攻坚的重点与难点所在，所以加大对西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倾斜，有助于提升西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区域均衡发展，同时对西部地区脱贫攻坚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自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精准扶贫”思想以来，我国农村扶贫方式开始由过去的粗放式扶贫向精准扶贫转变，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多维度的扶贫目标，正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内容。因此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促进扶贫工作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相结合，有助于改变过去农村公共产品面上的、广泛的粗放式供给，有针对性地供给农村居民特别是农村贫困居民最需要、最关心、最现实的公共产品，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创新，有力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农村居民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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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account of the public product theory and entropy TOPSIS analysis method， take the 31 provinces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election of 14 indexes from five aspects， to measure the dynamic changes of the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level in provinces of China from 2010 to 2014， and empirically the rural public products supply effect on reducing of rural poverty.The results showed that ： China's rural public products supply level is the overall upward trend from 2010 to 2014，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level gap between regions showed a trend of shrinking and in the space characteristic the eastern reg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compare to the Midwest， there are existence space agglomeration phenomenon an positively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Rural public goods supply of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but the rural public product supply impact on poverty reduction is diminishing marginal effect.

Key words：rural public products；poverty；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entropy TOPSIS

责任编辑：吴锦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