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旅游面面观

2018-10-10 09:27:14 小演奏家2018年8期

古语有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见,在古人眼中独坐书斋和外出游历同样重要,不可偏废。如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科技的进步,让游客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一天之内便能前往万里之外的异域;标准化与个性化结合的现代住宿业,能为游客提供家一般舒适安心的住宿条件。而在历史上,醉心游学四方、留下诸多珍贵墨宝的文人雅士更不在少数。那么,我国旅游是从什么时候兴起?在交通不便、物资匮乏的古代,古人真实的旅游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

两千多年前,儒家圣贤孔子就留下了“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名言,这说明早在很久以前古人就对游山玩水有很深层面的认同。然而,古人最初走出去只是出于现实的需要,或经商,或迁徙,或服役,或征战,或游说,或出使,都免不了远途跋涉。当时的东周人沿用殷周以来的说法,以“旅”称商旅,以“征”称军旅,以“归”称婚旅,以“巡”称天子之旅,以“迁”称迁徙之旅,这样的旅行者则一般称之为“行人”或“征夫”。春秋时期,“行人”还曾作为奉国君之命出使四方的外交官员的通称。《左传》就曾记载了不少行人的外交活动,他们受命出使,勤于王事,虽时常往来诸侯各国,但与“游”实不相干。

当时,人们把那些随心所欲的旅行活动,如游猎、游学等概称为“游”。汉代时期,司马迁发愤而作《史记》,年二十即壮游天下,“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可谓“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为了搜集第一手史料,他到处游历考察,不辞劳苦地深入实地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这样的周游因其游历始终贯注了自觉的意识,名山大川本身已成为了游历的对象,故而标志着旅游已经从商旅、礼节性外交和长途公差等功利性旅行中分离出来。而“旅游”一词最早出现于六朝,齐梁时期的文坛领袖沈约《悲哉行》中的诗句“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用以专指个人意志支配的以游览、游乐为主的旅行,以此区别于其他种种功利性旅行。到此时旅游渐成风气,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集《文选》,在其“诗”、“赋”二类中已有“行旅”、“游览”之目,且与“畋猎”、“祖饯”等目并列,足见当时旅游已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描写旅游的诗文也渐入文坛,并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元代是我国历史上大分裂、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在这段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既有隋唐盛世又有科技爆发,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推动了各种形式的旅游和旅游业。而说到古代旅游业的发端,就不得不提到隋炀帝杨广,这个被人称为暴君的皇帝为了旅游,不仅开凿了京杭大运河,开创了“豪华游轮游”先河,还在当时创办了类似于国营旅行社的机构。到了宋代,首次出现了政府兴办旅游的先例,宋仁宗皇佑二年,杭州太守范仲淹为赈济灾民,利用西湖山水景色、古庙名寺之长,命各庙主事修茸庙宇,并在太湖举办划船比赛,号召各方官员民众出游,并以此获取资金用于救济灾民,活脱脱就是现代旅游文化节的鼻祖。明清两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时期,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空前发展,为国外旅游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彼时,郑和率领的宝船船队三番五次穿行于南中国海、印度洋甚至波罗的海上,在加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以先进的中华文明吸引着越来越多国外游客的到来。

相较于现代便利的出行条件,古人无论是出于何种需要上路都称得上是一段艰苦的跋涉。为了在旅途中做到有备无患,古人往往早早就要准备出行装备,而出门在外食宿是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像诗人贾岛《冬夜》诗中所写“羁旅复经冬,瓢空盎亦空。泪流寒枕上,迹绝旧山中”,那简直就是旅客的噩梦。而出行时选择适宜的交通工具,不但能节省长途旅行花费的时间,不同的交通工具在古代甚至还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哦。

用 出门算一卦,装备多又杂

在古代,说走就走的旅行几乎是不可能的,古人出行前有很多讲究,每每都要择吉日才出门,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就常见占卜择吉出行的记载。古人认为每天都有一个星神值日,遇青龙、明堂、金匮、天德、玉堂、司命等吉辰值日,诸事皆宜,为黄道吉日;遇天刑、朱雀、白虎、天牢、玄武、勾陈六个凶神当道,或遇到天象异常如日食、月食、日中黑子、音星见、变星见、陨石坠落等,这一天就是黑道凶日。后来的阴阳家又将之与天干、地支、五行联系在一起,把一年中各日分成吉与凶两大类,编出何日宜何日忌的说法,故民间有“逢吉方行,遇凶则止”的箴言。

帝王出巡、远郊游猎、外出办事、将军远征等都要进行卜问,以预测出行的吉凶。如果卜问得不到吉兆之卦,便要推后几天再卜卦。在古代,幾乎每个朝代都设有卜官,观天地之变、阴阳之机预卜未来。明代时,专门为出行准备的问卜书籍开始大行其道,出行前只需翻阅查询即可。

不过,在吉日未定之前,当然要先准备出行所需的物品。因为古时客栈的住宿条件良莠不齐,所以被褥、枕头、蜡烛、洗漱用具和中药通常都是必备的旅行装备。熟艾、大黄、芒硝、甘草、干姜、蜀椒这些中药,按照《千金要方》《医说》等众多医术的说法,都是旅行必备良药,大多具有芳香开窍、除秽杀虫的作用。虽然从唐代起酒肆食店逐渐普及,为旅客出游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古人出门旅行还是习惯随身携带食物以防万一。相传徐霞客四处游历时,行囊中就常装有胡饼、笋脯、茶叶等食物和酒水以及烹饪美食所需的炊具。比较讲究的文人还会携带提盒、提炉、备具匣与酒尊。提盒类似于现今的便当盒,可以放酒杯、筷子、果肴等,提炉既可以用来煮茶,亦可以用来炖汤和温酒,备具匣多用来装文房四宝,酒尊则是远游时用来装酒的器具。此外,古代的客栈没有专门的厕所,所以夜壶或马桶自然也是旅行必备。

如今出门旅游,人们大多会提前做好旅行攻略和地图,其实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描摹各地名胜风景的游记类作品,后来到了唐代,记录旅游路线的书籍开始兴起,不但有纯文字版本的,还有配图版的。除了介绍行路路线,书中还会搜罗沿途的名胜古迹,并细心地给出投宿建议、食宿交通的收费标准以及注意事项。这些书籍不仅仅起到了旅游指南的作用,更激发了古人出游的热情和决心。伴随着旅游活动的频繁,古人对旅行质量的要求也日益提高,不仅要游,还要游得雅,古琴、围棋、纸墨笔砚也都成了随身携带的用具,与景致相互应和,增加旅途乐趣。

这样算来,古人出门要带的行李可真不少,所以那时人们出门很少独行,一般都会携带家奴或找志同道合的友人结伴而行,一来是因为出门在外行李繁重,需要肩挑担扛;二来路上万一遇到歹人劫匪,也好有个照应。明代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虽号称“万里独行”,实际上是有仆人从江阴一直跟随到云南的。仆人队伍更为壮观的也大有人在,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游太湖时曾雇了三艘游船,其中竟有两艘是用来盛载行李和仆从的。一般人出行还好说,若是走南闯北的商贾出行,必然随行要押运大量的货物和货款。旅行途中艰险不断,途中要是遇上拦道的劫匪,普通的家丁恐难以应付。因此,明代时期专为商旅保驾护航的镖局应运而生,价格自然不菲,所以即便安全便捷,普通人也鲜少惠顾。到达目的地后,随身携带行李也不方便,因此南北朝时就已经出现了专门储货纳客的场所,相当于现在的代管仓库,被人们称为“邸店”或“传舍”,唐代时还有专为客人保管钱币的“柜坊”。

吃 打尖亦野炊,迎客接风忙

在古代,旅客在旅途中进店吃饭休息,称为“打尖”。关于打尖说法的来历,清代福格撰有《听雨丛谈》中这样解释:“今人行役,于日中投店而饭,谓之‘打尖,皆不晓其字义。或曰中途为住宿之间,乃误‘间为‘尖也。谨按《翠花巡幸》,谓中顿为‘中火。又见宋元人小说,谓途中之餐曰‘打火。自是‘火字而误传为‘尖也。”此外,也有将住店进食称为“下程”的,如陆游《杭头晚兴》诗中描述“野店风霜俶装早,县桥灯火下程迟”。

旅行中的餐饮除了少部分人自带粮食在途中煮食,或者到所住旅馆内煮食外,主要依靠的是沿途的市场,而事实证明饮食业到战国时期已经十分发达。《晋书》中记载阮修“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富贵而不肯顾,家无儋石之储,宴如也”。与阮修一样经常到酒店喝酒的还有南朝的刘穆之、颜延之等人,由此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饮食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旅馆兼营饮食比较普遍。

唐代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当时的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写道:“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唐代饮食店铺数量多、分布广,其中长安无疑是饮食业最发达的地方。“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这是诗人刘禹锡所见长江岸边的情形,可以想见当时的酒店之多,诗中还有“酒舍旗亭次第开”的诗句,可见酒店密度之大。而到了宋代,酒楼不仅群集于城市,而且深入乡村。陆游有诗为证:“逢水逢山到处留,可怜身世寄孤舟。一汀萍露渔村晚,十里荷花野店秋。”那么旅店的伙食如何呢?陆游在诗作《十一月上七蔬饭骡岭小店》中又写到自己在山中旅店吃饭的情形:“新粳炊饭白胜玉,枯松作薪香出屋。冰蔬雪菌竞登盘,瓦钵毡巾俱不俗。晓途微雨压征尘,午店清泉带修竹。建溪小春初出碾,一碗细乳浮银粟。老来畏酒厌刍豢,却喜今朝食无肉。尚嫌车马苦縻人,会入青云骑白鹿。”可见,山中小店的饮食虽然朴素,但是基本可以满足旅客简单温饱的要求,但由于古代旅店饮食不可能做到今天严格的饮食标准,所以像“村醅酸薄陈山果,旅饭萧条嚼冻齑”这样味同嚼蜡的饭菜也只能将就着吃了。

此外,古人旅行还有接风的风俗文化,以接风的礼仪作为旅途的终结。考虑到旅途中最累的是双脚,所以宋代以后民间把慰劳旅客称为“软脚”,本意是让旅行之人疲惫的双脚得以休息,同时又具有用饮食慰劳款待的意义。这种提法到清代仍在使用,如诗人赵翼诗的“一尊软脚筵,不觉成久坐”、厉鹗的“冷食正宜供软脚,几年相见更华颠”等,当然,我们更熟悉的叫法为“接风”或“洗尘”。汉武帝《郊祭歌》想象神仙旅行“灵之来,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意思是神仙在旅行出发前要先下雨,防止旅途尘土飞扬,这就是洗尘民俗的由来。洗尘有时也被称为“洗泥”,就是洗净旅行中沾染的尘泥的意思,杜甫曾有诗云“出门复入门,两脚但如归。所向泥活话,思君令人瘦”,苏轼也说“当门洌碧泉,洗我两足泥”。与洗尘的陆地旅行迎接不同,接风最初出现是风作为交通运输动力的帆船客运开始兴起的年代,也就是说接风是水路旅行的迎接风俗,“接风”一词的最早出现是在《秦修然竹坞听琴杂剧》第一折有“张千,便于我搬将来,打扫书房,着孩儿那里安歇,便安排酒肴,与孩儿接风”的表述。

住 逆旅选择多,住店也登记

长距离旅行必然需要中途歇宿,古代旅行住宿的解决方案可谓是五花八门:官家住驿站,商旅住客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民宿、寺庙、道观也不错。

早期的旅馆、客舍称为“逆旅”。《周礼·地官·遗人》中曾有这样的制度规定:“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馆,侯馆有积。”所谓“委”和“积”都是为了提供旅行饮食而准备的更丰富的物质储备,“庐”则是为了迎接旅客而专门建设的屋舍。可见,上古时期旅行住宿类的设施设备就已经相对齐全,但这些庐舍往往只提供给有身份地位的公务人员或特定阶层人使用。

除了政府官办的驿站、庐舍外,古代民间也兴建了大量的旅店,相对于官办旅店“以供过客而不受其报”的情形,民间旅店多靠“房宿饭钱”营利,所以政府对于民间旅店的经营并不十分鼓励,原因是“临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业污杂,非敦本之义”。 后来,旅店、客舍皆通称为“店”,正如杜甫诗中所写“过客经须愁出入,野店山桥送马蹄”。

當然,古代旅行住宿的形式也比较多。《穆天子传》中记载周穆王北行,到达可能位于山西平定的盘石,当晚“载立不舍”,也就是说侍从人员都随车露宿,不再另设营帐,所谓风餐露宿、露营野炊都是这个意思。旅行家徐霞客在考察过程中曾多次借宿在寺庙之中,如他在《游雁荡山日记》中写到“再入一里,有云静庵,乃投宿焉”。而乘坐舟船的,休息大都于舱中,清代诗人黄景仁“水声到枕今何时”、“扁舟梦断五更冷”都是关于乘舟而旅住宿的真实写照。

这里再说说与住宿有关的题外话:古人住宿需要登记身份吗?客房又是否像现在这样分星级呢?

其实,古人住宿开房也需要身份证明,而且查得很严,没有“介绍信”就只能睡马路了。古代很早就有了完整的户籍制度,而为了证明和区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古人还发明了路引、门券、鱼符、牙牌之类证明身份的腰牌。此外,官员、商人出差或得到官方授权的外事活动,都需要持有符节或符卷,这种符、节、卷等都是早期入住旅馆的身份证明,相当于现代的介绍信。

除了要出示身份证明,旅客还要登记姓名、籍贯、职业以及到何处去、干什么事,官役衙差还会时不时去检查,入夜之后更是不准客人进出。《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当时元大都的所有客栈老板都要将投宿客人的姓名写在一个簿子上,注明他们来去的日期,这种簿子每日还必须交送一份给驻守在市场的官吏。

至于如今遍地开花的连锁式旅馆,早在周代就已初见端倪,如当时周王规定有“国营招待所”性质的驿亭要求每十里有“庐”,即简易房舍;每三十里要设“路室”,以供休息;每五十里的市镇要设“候馆”,即可以入住的招待所。此外,当时的诸侯国也都设有高档宾馆,如鲁国有重馆、赵国有陶丘之馆等,客房还分不同的档次,同样有豪华间、标准间、多人间的区别,当然在古代并不这样叫,宋元时期豪华间叫“头房”,明清时期因为出差官员多住这样的上等客房,又称为“官房”,普通或较差的房间称为“稍房”、“陋室”,多人间则称为“通铺”、“大铺”,一般来说,等级由高到低分为天号、地号、人号、通铺以及柴房和马圈。

行 亦步亦骑乘,水路受推崇

我国国土辽阔,地表形态千差万别,使古人的旅行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徒步、骑乘和舟筏等旅行方式各放异彩。

徒步应是起源最早、最简单的旅行方式,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苏秦徒步游历多年,《战国策·秦策》中说他最初“赢滕履趹,负书担囊”,在“挂六国相印”后行旅条件大为改善,“行过洛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事实上,古代较大规模的旅行大多以步行为主,杜甫诗中的“威迟哀壑低,徒旅惨不悦”就表达了徒步于高山深涧的艰难。当然,徒步也并非都是苦闷,诗人贾岛《送贺兰上人》的“远道擎空钵,深山塌落花”、温庭筠《商山早行》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梅尧臣《鲁山山行》的“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都道出了徒步偶得美景的欣喜。

骑乘是徒步的高阶形式,最早出于军事需要,《孙膑兵法·八阵》中记载:“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古人骑乘的工具较多,多以动物为主,马、牛、驴、骡、骆驼等皆有。在行旅诗文中“驴”出现的频率较高,最早騎驴的是阮籍,史载他“骑驴到郡”,即从今河南洛阳骑驴到山东东平县上任,若按里程算,其“驴”行近千里!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骑驴三一载,旅食京华春”、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的“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鸣”和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的“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也都是古代骑驴的佐证。

古人乘车的历史十分悠久,秦汉时巨商大贾“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拥有“马车百乘,牛车千两”更是财力的象征。元代诗人杨允孚在《滦京杂咏》中写道:“燕姬翠袖颜如玉,自按辕条驾骆驼。”描写的就是一位绝色女子驾着骆驼拉的车穿行于元大都街头的景象。

乘坐轿子的历史也很久远,传说大禹治水就曾使用过多种交通工具,他“路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撬,山行乘檋”,其中“檋”就是早期轿子的一种。三国时期,史学家韦昭又进一步作出了解释:“檋,木器,如今舆床,人举以行也。”后来,檋因多用竹子制作而称为“篮舆”。篮舆形状像竹篮,乘者坐于篮中,使二人抬之。宋代秦观在《龙井题名记》提到“航湖至普宁,遇道人参廖,问龙井所遣篮舆,则曰‘以不时至,去也”,宋代陈与义的《初识茶花》中也有“伊扎篮舆不受催,湖南秋色更佳哉”的文字。但轿子或篮舆毕竟是耗费人力且特定阶层的旅行工具,又不适宜长途旅行,所以古人旅行很少选用这类交通工具。

此外,我国境内河流众多,正所谓“游江河者托于船,至远道者托于乘”。在江河上旅行最早的交通工具为筏,筏是用竹木等物编制而成的简易的水上交通工具,由于制作简单、造价低廉,曾长期被运用于水路旅行,杜甫就有“无数涪江筏,鸣桡总发时”的诗句。后来随着技术的改进,比筏更宽大舒适的舟和船诞生,人们很快发现乘舟水行比乘车路行有更大的优越性,毕竟顺风顺水不仅可以“千里江陵一日还”,体验如鸟一般飞翔的快速,而且不耽误欣赏沿途风景,正所谓“直愁骑马滑,故作放舟回。江流大自在,坐稳兴悠哉”。这样一来,古人只要能走水路,就算绕远道也在所不惜。到了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使南北贯通,明代时租船服务逐渐普遍起来。不过,水路因为天气、水流方向的变化会影响出行,这时只要上陆地改换交通工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