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开门缝”到“逐鹿全球”

刘佳璇 李潇潇

新的课题已不是和海外片在中国影院里“逐鹿”，而是将改革开改四十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成果转化为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1979年，一位新西兰女教师跟随教师联合会代表团来到中国访问。在中国的大街上，她偶尔会看见因不久前引进的日本电影《追捕》而改变行头的中国男青年：他们将长风衣领子立了起来，表情冷峻地戴着蛤蟆镜。

那是改革开放伊始的中国，随着外交环境的变化，中国电影院打开一条门缝，引入了包括《追捕》在内的一批海外电影。

将近四十年后。这位新西兰女教师的女儿施安蓓（Annabelle Sheehan）作为新西兰电影委员会新任首席执行官。参加2018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与来自全球29个国家的31个电彤节机构代表一起。签署了关于建立“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的备忘录。

此时，中国不仅有着更加开放的电影市场，也有更加开放的电影合作政策。四十年中每个相关历史节点都影响着中国电影的发展。正在发生的“逐鹿全球”，对中国电影人来说更是一个挑战。

如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对《瞭望东方周刊》所言。当前的问题是：“如何用全世界都能听懂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来构建国际传播交流的价值体系，进一步巩固中国电影的市场份额。提升文化软实力。”

合作浪潮初起

1978年冬天在中国上映的《追捕》，此前在日本市场并未引起多大波澜，却给当时的中国观众带来巨大的审美震撼，在引发“杜丘式风衣”抢购风潮的同时，也为中国的普通观众展示了除苏联电影之外的海外电影样貌。

当时没有人会料到，《追捕》后来会作为一个具有怀旧情怀的经典IP，被内地、香港以及日本的电影人合作翻拍。

“毫不夸张地说，当时至少有4亿人不止一次观看了这部电影。”2017年，香港导演吴宇森翻拍《追捕》时。主演张涵予回忆起原版日本电影《追捕》风靡中国的情形。

1979年《追捕》余热未了之时，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与港台、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电影合作的开始。

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中国内地向外界展示改革开放姿态的诉求尤为强烈。这形成了跨地区、跨国别电影合作的基本语境。

当时。香港电影已在亚洲地区形成了巨大影响力。而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杂糅的文化环境，亦有利于与内地的合作。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研究员赵卫防说：“内地积极重启60年代中期即与香港左派电影中断的合拍，更以此为桥梁，开启了与香港电影的全面互动，以达到彰显改革开放姿态的诉求。”

1979年，中国电影年产量达到50余部，其中便有内地香港合拍片《绝境逢生》，之后又有1980年的《忍无可忍》。两片并未在两地形成太大反响，但具有较大轰动效应的合拍项目不久便诞生了，如内地和香港新昆仑影业公司合拍的《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由香港中原电影公司出品、内地协助拍摄的《少林寺》。

内地票房1.6亿元，香港票房1616万港元，《少林寺》一举打破香港功夫片的卖座纪录，1983年，该片在日本和韩国分别创下了40亿日元和51亿韩元的票房纪录。

赵卫防认为，这一阶段内地与香港的合拍，既影响了内地影人的创作观念，也启蒙了内地观众的娱乐观念，从而形成了电影创新的内生动力，开启了国产片创作的娱乐化与商业化之路。

20世纪80年代初。内地电影在创作上开始尝试动作片等商业类型，就与这种影响不无关系，例如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由刘晓庆和葛存壮主演的《神秘的大佛》。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刘藩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电影制片业》一文中写道：“双方合作中，內地学习了港台的制片经验和拍摄技术，缓解了经济上的压力，也为港台制片公司带来了更广阔的电影市场。”

海外大片来了

《追捕》与同期引进的日本影片《望乡》能在改革开放初进入中国，更多与外交环境的变化有关，引进方式在本质上和过去的译制片也没有区别。

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观众在电影院仍然只能看中影公司（今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以较低价格买断的海外老片，而看不到海外新片。

1994年1月，主管部门批准中影公司每年引进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基本表现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海外影片。

中影公司经过数月筹备，和美国华纳公司达成协议：按世界电影通用的票房分账发行方式，在中国6座城市上映该公司影片《亡命天涯》。

1994年11月中旬。《亡命天涯》作为首部采用票房分账形式发行的海外影片，在上海、天津、北京、广州等6个城市进行首轮放映，后续观影人次达139万，票房收入1127万元。

此后，《狮子王》《阿甘正传》《拯救大兵瑞恩》《偷天陷阱》《完美风暴》《珍珠港》《泰坦尼克号》等好莱坞巨制接踵进入中国影院，1998年上映的《泰坦尼克号》3.6亿元的国内票房纪录，更是维持了11年之久。

引进政策为好莱坞大片来华打开了大门，但也带来巨大争议。从1994年6月开始，电影媒体相继发表文童，形成了“10部大片”的讨论高潮。

当时不乏这样激烈的反对声音：“让美国的影片占领我们的电影市场，用中国的票款养肥外国的片商，不利于稳定整个电影行业的军心。”

中国电影制片业此时面临体制改革的阵痛、市场开放带来的竞争、电视节目等新兴娱乐内容的冲击。在商业化电影起步较晚的情况下，国产片难以抗衡给中国观众带来感官刺激的“10部大片”，国产片自身的薄弱让“10部大片”更显得“如狼似虎”。

电影学者戴锦华在同顾这一阶段时说，好莱坞大片的进入是“压倒中国电影制片业这头大象的一根巨椽，中国电影制作一时间‘兵败如山倒，到1998年终于跌至年产仅30余部影片的历史‘冰点。”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分账片数额由每年10部增至20部。此后，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开放，2012年中美双方签订《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分账片名额增至34部。

为了扶植国产片，2004年主管部门曾口头下达希望全国各院线支持国产片的通知，即每年六月到七月（或七月到八月）不鼓励引进海外分账大片。业内人士将这一不成文的保护做法称为“国产电影保护月”。

不过，与彼时面对“好莱虎”的情形不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电影市场迎来爆发增长期。到2017年，中国电影市场规模稳坐全球第二。国产片亦屡次刷新票房纪录。

近两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提出这样的观点：“国产电影保护月”很可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更加开放的市场中，质量逐步提升的国产片，必将与更多海外电影正面对抗。

逐鹿全球

根据中国票房数据库的数据，2016年中国内地票房排名前十的影片中，国产片有7部。2017年有6部，其中第一名为国产片《战狼2》，总票房56亿元，第二名为海外片《速度与激情8》，总票房26亿元。

“算上几十部批片，我国如今每年引进片大概在100部左右。这是很大的进步，说明中国市场需要更多片子来满足观众需求，也说明国产片竞争力更强。能够与100部外片抗衡了。”刘藩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电影学者周星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改革开放进入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电影已面对世界，不惧怕与好莱坞竞争。同时，中国电影中的一大部分与世界电影采取同样的规则，即‘生产由市场决定。”

更加开放的市场，亦带来更为繁荣多样的电影创作。刘藩说：“开放政策让中国影人得以借鉴世界优秀的电影文明成果和制片经验，师法美国、日本、欧洲、韩国、印度等国，这是开放带来的学习效应和追赶效应，让我们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电影。”

这种学习效应，便催生了21世纪后勃兴的“高概念”电影。《英雄》《夜宴》等国产大片的陆续登场，开启了中国电影工业化征程。

这一方面来自当时好莱坞大片“虎狼环伺”的倒逼。另一方面也是全面市场化后中国电影在制作升级上的必然，更隐含着中国古典美学符号电影化、以电影形式向海外输出的意图。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由市场开放、电影人才交流合作所积蓄的创作能量，以电影美学新创造的方式爆发出来，中国电影开始对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精神实施积极的“现代化转化”。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对《瞭望东方周刊》举例说：“《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便以对色彩与画面造型的强调，营造出一种繁复奇丽、错彩镂金、浓墨重彩的视觉景观，形成一种大众文化背景下兼具艳俗和奢华的双重性的新美学。”

2017年上映的《妖猫传》，则汇聚了内地、港台和日本的电影创作力量，营造了华丽堂皇、错彩镂金的中国美学和具有诗意精神的电影画面.更重新包装了在东亚地区广为流传的杨贵妃故事。

该片在日本上映后，累计票房超过16亿日元.观影人次超过134万，创下近十年华语片在日本电影市场的票房新高。

2016年以来，中国电影产业进入提质增效的冷静期，在这样的局势下，中国电影更面临新的全球竞争课题。

新的课题已不是和海外片在中国影院里“逐鹿”，而是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成果转化为更大的国际影响力，从电影大国真正走向电影强国，在全球市场上“逐鹿”。

饶曙光表示，在面临未来的全球化竞争时，中国电影有必要重新审慎思考“走出去”的战略安排。在他看来，非英语电影在进入美国市场时都要面临障碍，目前中国电影可依托“一带一路”提供的战略性空间，构建新的全球电影市场格局。有效改变世界电影的文化版图。

事实上，近年来上海电影节建立的“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在成都举办的金砖国家电影节、在青岛举办的上合国家组织电影节等，都和国家的整体战略性布局联系存一起，指向扩大国际影响力这一目标。

从拼贴到融合

陈旭光表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电影合拍方面最为有效的是与港台的合作，这对文化融合发挥了巨大作用，“形成了独特的合拍片新美学。”

港台与内地合拍真正意义上的突飞猛进。开始于2003年CEPA协议的生效。赵卫防认为，由香港电影人导演的新主流电影如《建军大业》《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尤其体现了合拍片的最新成就：有民族情结、军事械斗、动作武打。存文化上多元共融，在类型上兼容并包，更借由香港电影人的商业化电影思维，将国家文化形象展示与较成熟的叙事融合为一体。

在合作中，香港电影文化与内地电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此创作出来的一大批合拍片，更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电影的重要成就之一。

进入21世纪后。中國电影在与港台合作的基础上，逐步升级全球化合拍战略，这是中国电影“走出去”扩大国际影响力的一个步骤，以期“借船出海”。

2018年上海国际影视节上，施安蓓便谈到了中国与新西兰近年来的电影合作：“新西兰的视效公司维塔数码近年来就经常与中方合作，《战狼2》的后期制作也是在惠灵顿一家音效剪辑和混合工作室完成的。”

迄今为止。中国已与全球21个国家签署了电影合拍协议，也完成了与美国、韩国、印度、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日本等二十多个国家和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合作制片。

不可否认。这个过程里也出现了不少“水土不服”、难以获得市场认可的合拍片。

在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的关键性阶段，在依托全球化合拍战略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思索如何争取内容主导权，在文化融合中寻找讲述中国故事、输出中国价值观的方法。

赵卫防认为：“合作双方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在制片模式、创作理念、文化表达等方面应该互通互融，对中国元素的嵌入应该合理、自然；另一方面，双方在创作层面应该对等，充分发挥各自的主动性。且合拍片的市场定位不能仅限于中国，而应该努力拓展全球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