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生于七十年代的“小镇青年”

戴文子

从青春的残酷，到爱情的伤痛，再到灵魂的漂泊无助，由外而内，由浅入深，路内渐次将一个丰满而立体的“人”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时至今日，当我们谈论起“七十年代”的写作时依旧需要保持谨慎。“70后”作家的创作往往聚焦于现实、当下与个体，“个人成长经历”在作品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他们放弃了前辈作家对宏大主题的彰显或解构，没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与家国情怀，但与“80后”、“90后”作家的过度商业化相比，他们的作品中依旧保留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余晖，故而呈现出一种略显尴尬的中间状态。

一个心灵如精密仪器的作家，多半会因人世各种避无可避的粗暴碰撞而时时震动，为了不被毁损，那压抑的能量终要在他的写作中，如银瓶乍破般华丽地爆绽开来。《少年巴比伦》的腾空出世，让我们得以初窥整个七十年代生人的青春裂变，也让读者记住了一位“70后”作家的名字：路内。

直到今天，中文世界里依旧很少看到有哪位七十年代生作家，像路内这般用如此厚重的笔触浓墨重彩而又真切完整地倾力演绎这一代人成长的困顿与叛逆，进而构筑起属于那个时代的青春精神史。《少年巴比伦》一书中的主人公“路小路”的经历、性格在某种程度上与路内的个人经验产生重合。路小路的身份可以说那个特殊时代的独有产物——技校生，无数像路小路一样的技校生在遍布着化工厂区的二三线城市混迹于街头巷尾，带着左突右奔的荷尔蒙和诗意进入路内的文学世界，也填补了当代文学中缺失已久的一个形象盲点。在这里，没有英雄传奇，没有生死抉择，有的只是漠然麻木、庸碌无为的平淡生活，然而路内却发掘出这波澜不惊的外表之下那涌动的暗流——渴求与放弃、死亡与新生、热爱与憎恨、反抗与绝望、等待和裂变。

路内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在文坛崭露头角时就已找到属于自己的小说主人公与叙事腔调。路内无疑也是勤奋的，因为他愿意付出十余年的时间和近百万字的篇幅去讲述同一个人物的故事。除了2008年出版的《少年巴比伦》之外，路内又于2009年、2013年相继出版了《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两部长篇小说，组成“追随三部曲”。到了2018年恰逢《少年巴比伦》面世十周年，路内没有选择再版旧作表示庆贺，而是以十三则全新的短篇故事集结成一本《十七岁的轻骑兵》，纪念早已不再的人事青春。十年是段让人唏嘘的光阴，写作十年尤其让人惊心。路内以一种超乎想象的耐心和持久的叙说动能，不断搭建着路小路的世界。四部各有侧重、长短不一的作品呈现出一个完美的自适应闭环结构，既是开始，也是告别。

有论者曾指出，“寻找”是路内小说创作中一个堪称母题的关键词。在我看来，在“追随三部曲”中，《少年巴比伦》寻找的是青春，《追随她的旅程》寻找的是爱情，而《天使坠落在哪里》寻找的则是灵魂。从青春的残酷，到爱情的伤痛，再到灵魂的漂泊无助，由外而内，由浅入深，路内渐次将一个丰满而立体的“人”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作为与三部曲共享同一文学宇宙的《十七岁的轻骑兵》，则用十三篇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故事，进一步完善了路小路们的成长叙事，并呈现出一种统一的审美风格。路内仿若一位玩世不恭的嬉皮士，在其无处不在的黑色幽默中，常常透露着淡淡的忧伤。小说里的人物在他用纸笔搭建的舞台上进行着形神毕肖的演出，其一招一式，一颦一笑，无不令读者哑然失笑，继而又为之深思。同时，得益于短篇小说形式上的灵活自由，《十七岁的轻骑兵》较之前作在精神围度上更为宽阔，无论是对人性的内在发掘，还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度体察，都显得丰厚而饱满，且洋溢着浓郁的人文情怀。

除了颇具侦探意味的《云中人》以外，路内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在一座名为“戴城”的地方展开。而无论作者怎样刻意遮掩回避，这座虚构出来的江南小城似乎都与路内生长的城市苏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路内的笔下，戴城是一个衰老的县级市，介于南京和上海之间，有几千年的历史。该市最高的建筑师几座明朝的古塔，它们突兀地戳在市中心，同这座城市一般未经修缮，摇摇欲坠。

戴城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是作为大都市上海的外省出现的，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正是中国营造都市的年代。此时的戴城，无论是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值得注意。风云际会思想激荡的八十年代已经过去，经济腾飞的新世纪尚未到来，九十年代初，忍耐着最难耐的平静，这平静中又深藏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恐慌。路小路们虽然只是底层青年，他们的命运却正因此而最大程度地被环境所决定。他们是技校的小混混，是糖精厂的学徒，是在九十年代国企改制和工人下岗大潮里受到冲击的最年轻的一代工人，当然，也是无数后来进城失败的小镇青年。

翻读《十七岁的轻骑兵》的过程中，总会让我联想到王朔的《动物凶猛》，因为青春本身就是超越时代的存在。书中的主角都在逃课、泡妞、打群架，他们由于“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而使自身的动物本能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他们深知自己的未来已被框定于固定的范畴之内，因此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就只剩下随处发泄的精力、四处寻找刺激的欲望、自以为是的狂傲以及随波逐流漂泊不定的心灵。

不同之处在于，王朔笔下的马小军们是大院子弟，有着可以预见到的光明未来；而路内笔下的路小路们则是工厂里的技工、街面上的混混。他们没有进入高中、大学的序列，在时间的岔道里拐进了化工技校，继而走进了橡胶厂、精糖厂、五金厂，处在一个无人看管的荒废状态，精力旺盛而又无所事事，等待着下岗失业的结局。那些看似阳光灿烂的日子，只不过是一场落日的余暉。如果忧伤是青春共有的底色，那么前者的忧伤尚能慰藉调剂，后者的忧伤便只能听之任之，慢慢腐坏，直到恶化成一种真正的伤。

处在历史进程节点上的路小路们充满忧患，充满激情，会对未来产生幻想，也会对人生感到迷茫，但是，这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和平年代。和平年代的经济发展，使年轻人的目标早已定位在自身价值的现实层面，终极目标也只是类似有钱有妻、有房有车的物质享受。而一旦找寻不到，被异常激烈的人才竞争淘汰，往往就是带着一身伤痕惨淡离场。

在路内的青春故事中，读者很难看到以往的陈词滥调和过分抒情。那些注定的失败早已埋藏在路内小说的底层。那是时代的脉搏与力量，是个人无法抗衡也无力改变的事实。正是这种并不显见却又异常坚实的底层基础，使路内的小说获得了一种贴近真实的力量。这种力量让其获得了内在的丰饶，具有生活世界的那种本体亲和力。当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自然也会被那种透观生活之后发现的笑谑意味和反讽之美而深深吸引。就像王安忆评价的那样，路内“在书写青春的同时，无意间触碰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转型期工厂里的矛盾、世情和人心，却又没有观念先行、刻意而为，故显得松弛又自然。”

回望过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僵滞孕育着日后的又一场狂飙突进，那些吞噬路小路们青春的工厂会在不远的将来迎来改制或破产，被抛弃的工人们被迫自谋生路。也许，我们应该这样说，他们终于获得了自由，无论这自由是否为他们所向往。路小路们被困在一座将倾的大厦里，看青春白白流逝，这就是故事的悲剧所在。好在路小路的后辈们大多都能走进大学，他们的理想出路已从工厂转变为公司。他们的苦恼不再是一成不变的生活，而是飞涨的房价和都市带来的生存压力。世界总在变化，并不完全都是悲剧，而这恰恰又是最大的悲剧。或许，这才是世世代代嬉笑怒骂着，却终于莫名其妙地以痛哭告终的青春小说存在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