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知青，你在他乡还好吗

朱晓军　杨丽萍

知青，一代人的生命印记，一个时期的历史符号。50年前，为响应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千百万城市热血青年浩浩荡荡奔赴广阔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文革”结束，大批知青潮水般回到城里，少数知青却因各种原因迄今仍留守他乡。如今数十年过去，这些人的命运如何，生活怎样——

知青是共和国史上一桩大事。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转引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是发出的第二次上山下乡号召，第一次在1955年12月，毛泽东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文革”前，全国已有129万城市青年上山下乡。

毛泽东的指示下达后，一场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①拉开序幕，且高潮迭起，于是有了“知青”这一称谓。这场上山下乡运动给中国带来巨大、深远的影响。1955年以降，全国有1776万知青②奔向“广阔天地”，其中有一大批下乡到北大荒。

何为北大荒？“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③“大荒”即东北的北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大荒”像冰架不断缩小，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仅剩黑龙江北部的嫩江流域、三江平原与黑龙江中下游，即东经123゜至134゜，北纬44゜至50゜，面积5.5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台湾的1.5倍，以色列的2.66倍，新加坡的55.3倍。这是世界上一块稀有的黑土地，最珍贵的土壤资源。全球这样的黑土带仅三块，一块在欧洲——第聂伯河畔的乌克兰；一块在美洲——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一块在亚洲——中国的东北角。

上世纪50年代，14万转业官兵开赴“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苇塘”，“天低昂，雪飞扬，风癫狂”的北大荒④，为饥饿的共和国“向地球開战，向荒原要粮”。在这些老兵中，荣获“战斗英雄”称号者128人、特等功荣立者408人，立大功者2929 人⑤，其中有“孤胆机智英雄”、荣立11次大功的李国富，电影《渡江侦察记》原型之一、12次战功荣立者王树功。上世纪60年代， 54万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等城市的知青踏进衰草寒烟的北大荒，屯垦戍边，保家卫国。北大荒成为黑龙江垦区的代名词。

上世纪70年代末知青大返城前后，95.5%知青重返城市，还有80万⑥知青留了下来，其中有两万来人留在北大荒，被称之为“留守北大荒的知青”。

将军的女儿“在这儿挺好的”

人物简介：

黄丽萍，1950年生， 1969年10月3日由宁波下乡到黑龙江省集贤县升昌人民公社友好生产大队，1971年嫁给当地农民，那年年仅21岁，婚后生育一女一子。父亲黄思深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担任过东海舰队航空兵工程部部长（副军职）。1979年，黄丽萍放弃返城，跟家人留在北大荒。

采访手记：

2009年8月20日，在集贤县采访过二九一农场的知青后，我乘车赶往升昌镇友好村采访黄丽萍。

集贤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南倚完达山余脉，称之为“三山半水六分半田”，呈三江平原地貌特征。在北大荒采访20余年，我跑的都是农垦系统，从没深入到农村采访插队知青。黄丽萍似乎是宁波知青联谊会叶小龙向我推荐的，叶小龙好像是黑龙江农垦总局国资处处长陈京培介绍的。每次到北大荒采访都有人提供线索和采访对象，我时常改变原定路线。我跟叶小龙没见过面，仅通过一次电话。

叶小龙在升昌插过队，他说，那边有一批宁波知青没有返城，其中有将军的女儿黄丽萍。

将军把女儿留在北大荒实在是不容易了。在“文革”中，一大批将军被打倒、审查，关进牛棚，他们的子女受牵连下乡到偏远、艰苦的地方。“文革”后期，他们官复原职或把子女送进部队，或办回城市，留在农村的可谓凤毛麟角。

跟农场相比，农村的条件相差得可不是一星半点，公路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沙石路，住房像上世纪60年代那样或砖瓦房，或泥草房，每家每户都有个院子，里边种着辣椒、茄子、豆角、玉米和花草。

在村民的指点下，我顺着泥土小道穿过几排房子，走到黄丽萍家门口。她家的院子挺大，一幢衰败的茅草屋面门而立，屋顶的枯草像滑坡的山上少一块，靠近房檐可能雨水丰沛，长出两丛绿绿的蒿草，有几处似乎漏水，压着砖头和瓦片。草房边上有一幢新建的红砖房，一辆红色胶轮拖拉机停放在院中，七八只母鸡叽叽咕咕地觅食，不时抬起头来伸长脖子望一望，几只小鸭将喙插在水洼里，“呱唧呱唧”捞着什么吃的。

“有人吗？黄丽萍在家吗？”我冲着那幢房子喊了几声。

一位满头白发，梳着两条细细辫子的老人应声从红砖房走了出来，她穿着一件像二三十岁女人穿的粉色暗格短袖衬衫和沾有泥土的黑裤子。她是黄丽萍？看上去似乎有七十来岁，无论如何我都无法将她与宁波知青黄丽萍融为一体。我边跟她进屋边在心里算了一下，黄丽萍已近花甲，步入老年行列。

屋里跟我印象中的北方农家别无二致，一铺贴着像床单似的图案的火炕，一方方图案上印着苹果、葡萄、小猫、小狗，四个上面翻盖的旧木头箱子架在炕上，墙壁还是水泥的，没有粉刷，炕下横躺竖卧着一双女式白带凉鞋，旁边放双白色运动鞋，还有几个红、蓝、白色塑料袋。

黄丽萍侧坐在炕沿上，双手相握放在左腿上，像唠家常似的跟我讲述她留在农村的几十年。“我爸是什么地方人？那个我不知道。我爸死时反正是有遗书的。你想看看？等一下，我拿来给你看看。”

黄丽萍说着爬上炕，掏出一份《黄思深同志简要生平》。

通过这份简介得知，黄丽萍的父亲1930年参加赤卫军，1931年参加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三、第四次反“围剿”，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长征和西路军艰苦作战。1939年毕业于新疆航空队，1942年航空队主要领导投靠国民党，将他投入监狱达4年之久。革命几十年，先后担任过机要员、指导员、华北空军工程部科长、海军航空兵工程部副部长、东海舰队航空兵工程部部长（副军职）等职务，2005年10月5日病逝，享年92岁。

1.

我是1969年来的，已40周年，虚年41。我们刚初中一年级就“文化大革命”了。下乡时才19岁。说到东北去，我们寻思好玩儿啊，那咱们也去吧，我们都是自己报名的。

我弟说你真傻，我去你就别去了，妹妹都还小，你在家还能照顾照顾。我和我弟弟就一块儿来了。我妈那时候上班也忙，顾不了我们了，去就去吧，那怎么办呢？去了就一直没回去。

我爸爸是老红军、长征干部，当过海军工程部部长，是少将。他“文革”受到冲击，打倒啦，要不能下放到这儿来么，要不俺们早就当兵啦！我家我是老大，下边有三个兄弟，两个妹妹，现在宁波有四个。我还有一个弟弟下乡了，他下乡到兵团，杭州建设兵团⑦，在那儿当卫生员，以后就当医生了。他现在条件不错，老丈人把他整到金华那边去了，在那边搞什么我不知道，也没问他干什么，反正当小领导吧。其他的弟弟和妹妹条件都一般吧，没怎么太高。

讲讲我的故事？来这儿也没什么好说的，反正也没回去。来时也后悔。哎呀，头一次到东北来，一看都是泥草房。哎呀，都破破烂烂的，从来没看到过。哎哟，我们来时友好这疙瘩可穷了，家家都很穷，每家都该⑧生产队的钱。后悔了，不如不来呢

那为啥不走？没有。都下放农村的，反正没走。找了个当地的。俺这疙瘩（知青）男的太多了，就两个女的，叶小龙的妹妹和我。我看都是男的，也不方便。

我爱联系人儿，大伙儿都对我挺好的，我对他们也挺好的。那时候我就会织毛衣，她们经常织毛衣不会就来找我，来问怎么织，我就告诉她们。就是你帮我，我帮你的。干活我也没有他们那么能干，反正怎么也是比他们农村的差劲。

大伙儿都说，找个对象吧，找个对象就有人照顾你了。我们那掌柜的⑨那时帮没幫我干过活？也有。

当地农民就给我介绍了一个，也是一个生产队的，他比我大4岁。他家不是坐地户，是1960年来的。那时，不是有一批干部下放吗？他家就来了。他爸到农村后也没干过活，也是小干部吧。他身体不好，到农村一瞅，自己在生产队也干不了啥活儿。干不了啥活儿那就犯愁，这一犯愁两三年就没了。他是1963年走的，那时我们还没来呢。

那时候，我们那掌柜的能吃苦，在生产队当出纳员和记工员，记工分的，后来还当过小队长，干活挺麻利的。

结婚时我也没要彩礼，什么也没要，就这么到他们家去了，白给他的。他们家生活状态也不太好，还该生产队的钱。那时候当地都要彩礼，通常要一块手表，还有二百块钱啊，还有啥啊，我就记不住了。我什么也没要，家里什么也没有。他妈那时候守寡十多年了，咱们心眼也是好呗，什么也没要。他妈对我挺好的。

结婚跟没跟家里商量？没有。1971年我结婚那阵，我爸还关在上海呢。我妈早先也是军人，后来转业到公安局。她在公安局待十来年，我爸爸被打倒了以后，就（把她）给调下来了。我找对象这事儿弟弟没反对，是支持的。他那年回家去了，回去看看。那时候回家不容易，坐火车才80块钱。从这儿到宁波可能要五天吧。五天四宿。坐慢车嘛，那时候没有快车。过了十多年后有快车了，那也就三四天就到了。

哎，年轻时没少挨累，那还都得下地干活儿，不挣工分儿没有吃的。全靠他一个人也不行哪，孩子多。那时，他那两个兄弟还没结婚呢，都很小，还有个老太太。老太太还是寡妇呢。我们年轻哪，年轻多干就多干点儿。她在家给我们哄孩子，我俩下地干活儿。我们俩结婚以后俩人干活一点一点把该⑩生产队的钱都还利落了。

2.

我下乡后头一次回宁波是1973年。为啥下乡四年才回家呢？没有钱啊，那时候坐火车要80块钱。那时候我爸还没平反。俺家还住在小破房。

我是带着丈夫和孩子回去的，看见我们了也没说什么。他官复原职后也没张罗让我们回去。

为啥没回呢？哎哟，孩子太多了。几个？那时候我27岁，孩子就三个了，一个儿子俩姑娘。我21岁结婚，结婚的第二年就有了孩子。我弟弟妹妹也多，他们那时也都住在我爸那儿，我们回去住不下，再说也没有工作。

我爸爸从来不开后门，很正直一个人，从来不攀人家。我们姊妹几个的工作，我爸都不管。弟弟妹妹的工作也都是他们自己找。

最困难的时候？那就是下雹子那年，八几年，也不是七几年，哪年我就记不住了。那年可真困难，没有吃的。返销粮也不够吃，我们就捡那个冻土豆，开春冻得地化了，刨那个土豆，刨出来把皮扒了以后，洗一洗晾干了磨成粉吃。就跟地瓜面儿一样，那么吃。几几年我记不住了，那时候真困难，家家户户都那样。

有一段时间户口迁到镇上了，改吃供应粮，几几年我忘了，反正吃了几年。我们掌柜的一人挣钱不够我们买粮吃的，后来把我们户口都整回来啦。1990年把户口整回来的，孩子的也都整回来了。

怎么迁到镇上去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迁的，好像1978年吧，迁到升昌。他们就给我们一个像职工那样的户口，拿钱领粮。他们那几年说给我安排工作，那时候孩子也小，也没给我安排。他们男青年?都给安排工作了。

宁波青年还有不少呢，男的，十多个呢。他们都在福利?（集贤县）。有的有工作了，有工作的条件就好了。

我没有他们的电话号码，找也找不着。他们过来的时候那号码我也没留下。反正他们有通知的，福利也有一个，张哲。他媳妇是开小卖店的，就卖小食品。他住升昌，是粮库退休的。

反正我经常上升昌了，就去看看他。男的也好几个，都挺好。我们一年聚一次会，10月3号。对，我们就是那天下乡到升昌的。我们是一起来的，是头一批来的。另外一拨儿是别的地方的，不是我们这儿。

还有一个人是跟我一拨来的，她结婚以后就一次都没回过宁波。我那时候回家也少，七八年回去一次 。我爸去世后，我回家就多了，两三年一趟，两三年一趟。

她哪年结的婚？她结婚挺早。她比我小两岁，她大儿子可能比我大姑娘小一岁，今年也三十六了。

她家在升昌住，她本人不在升昌，在福利。她现在给人做饭，也是打工，挣点儿钱。她丈夫在升昌，早先是木工，就是打窗户打门框什么的，现在也不干什么了，也没什么活儿了。

她下乡到大兴，她男的给人家干木匠活，给人盖房子，后来他们就搬到升昌了。我一年到头有事就去她家看看她。她三个儿子，两个结婚了，还有一个没结婚呢。她儿子都有条件，自己做买卖呢。那她还打工干吗？那就不知道了，她乐意打工就打工呗。

她为啥就没回宁波看看呢？我也不知道她什么原因。我说你回家看看，她说我不回家，一回家还得带钱。她爹妈早先是老師吧，现在都90来岁了。

她三十多年没见爸妈了。她那时候也挺困难的，现在好了，孩子都大了。

3.

那时农村可真穷，现在改变多了，家家户户都差不多，都挺好的。有的（家庭）都有拖拉机了。四轮子，这地方叫四轮子，咱们那边儿叫拖拉机。每家差不多都有。年轻人能干的每家都有摩托。反正条件比早先好多了。早先我们这两排全是泥草房，现在都是大砖房了。

俺们早先住那边的泥草房，我看房都要塌了，后来这房是俺老头儿自己盖的。他学的瓦匠，反正自己能干。先暂时盖这样，等以后有钱了再盖好的。没花多少钱，花两万来块钱。现在盖房也太贵了。盖好点得十来万块钱，慢慢来吧。我说。两边儿弄得都挺漂亮的，就我们这儿差点儿，缓几年再盖。

现在没在家，他上外头打工去了，去那个友谊?那边，就是兵团那边。他会瓦工，抹窗台水泥什么的，他都会。他年纪不小啦，今年六十四啦。

这么大年纪还干活儿？嗯哪。在家里待着也是待着，也没啥活儿，就去了。那你愿意去你就去，想干活儿就干活儿。

我妈妈还在，84岁了，今年。我妈妈见我挺高兴，她跟我大弟弟在一块儿。我妈现在身体也挺好的。我去年回家了，还跟中学的同学见了一次面，四十年没见面了。他们给我弟打电话，叫我弟弟聚会去。我说我弟弟没在家，有什么事儿啊？他们说，他有个姐姐在黑龙江……我说，我就是。第二天他们都来了，来看我来了。哎呀呵，真是，四十年了。（其中）有一个班长，（还）有个挨着我一块儿坐着，早先入团就他一个团员，她来看我了。还有一个男同学，还是我们小学男同学，他也来了。

他们说，你还那样儿，就是头发白了，还梳着两根小辫儿哪！我说，我年轻时候就梳辫子。他们说身体还挺好的？身体还可以，来这地方四十多年没生过大病，小病很少，一年感冒也就一次两次。我身体还挺好的。像跟我这么大岁数的差不多都有病。我还可以。

你问同学都干什么的？没打听，他们来看看我，待了一个钟头他们就走了，人家都在单位上班。他们说下回的吧，再来。我说好吧。我说今年秋天干完活儿以后我还想回去看看妈妈。

我留在北大荒我妈妈放不放心？那她没说。我们姊妹多，两个妹妹在跟前，一个礼拜回去一趟看看她。

我们也没啥，孩子大了以后就好了。那小的初中毕业以后也没考上，就下地干活了。大姑娘也是，高中没考上，也下地干活了，干了几年，二十多岁才出嫁。

现在他们都成家了，最小的姑娘都三十多了。大姑娘离我们最近。他们住在公社那边，离这儿有20多里地，就是升昌那边。她那儿也是农村，都是农村。我们没找城市的，农村还找农村的呗。

在哪儿生活都一样，反正也习惯了。东北也挺好的，东北反正夏天也不怎么太热，冬天冷点儿，冬天冷一般生火墙，屋里炕上热，一点儿也不冷。

宁波话回去也能说几句。反正跟他们能说，没几句，都忘了。

那是一片失恋的疗伤地

人物简介：

裴磊，上海知青，1952年6月19日生，1971年9月26日下乡八五九农场，当过农工、通讯员、拖拉机手、电影放映员。1979年3月返回上海，两个月后因失恋，不顾父母和返城知青劝阻，毅然决然地重返北大荒。1981年娶当地姑娘为妻，生有一子。农场推行“两自”—— “自己给自己开工资，自己掏钱种地”后，电影市场萧条，收入锐减，供不起儿子读普通高校，只得让儿子报考军校。儿子毕业分到东海舰队，转业留在宁波。2012年，裴磊正式退休，如候鸟般往返于北大荒与宁波两地。

采访手记：

八五九农场位于三江平原沿江三角洲亚区，拥有一江、四河，十二山，依山傍水，群山围绕；江是乌苏里江，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山为完达山系的余脉，东边是低地平原，良田辽阔。

1957年，铁道兵8509部队在这里点燃开荒的篝火，为尊重那些老兵对部队的感情，以部队的代号命名了这个农场。

我去过四次八五九农场，第一次去的时间已记不清，不过每次去都要见上海知青裴磊。裴磊是八五九农场的知青联络人，凡跟知青有关的事都要找他，找别人不行。裴磊个子不高，1米7左右，不胖不瘦，精精神神，一看就是知青，跟当地职工不一样，有几分文化人的气质。既没有像居鸿昌那样有着北大荒人的大碗喝酒的豪爽，也没有那像一盆火炭似的热情，不过绝不会让你受到冷落，感到困窘。

第一次，裴磊没接受采访，也许记者和作家见多了，司空见惯了，一句“你先采访他们”就把我给打发了。我想，裴磊也许没什么好讲的，犹如江南的树苗移植北方，水土不服的或病病歪歪活下来，或慢慢死掉了，水土服的则该开花开花，该结果结果，没受什么影响。裴磊也许属于后者。再去八五九，再邀请一下裴磊，又婉拒了，我既不坚持，也不觉得失落，反正留下的知青还有不少，这本书不可能“一网打尽”。我手里有一份《八五九留场知青一览表》，记不得是不是裴磊给的。表上记录的截止日期是1998年8月18日，各城市留在八五九农场的知青共计67人，最多的是佳木斯知青，有20人，其次是哈尔滨知青，19人，再次是上海知青，18人，北京知青有4人，天津知青有3人；年纪最小的是1957年生人，最大的是1943年生人，相差14岁；下乡最早的是1965年，最晚的是1976年，相差11年；有25人在生产队，其他人在农场机关、医院、幼儿园、学校、公司、工厂。

第四次去时，对葛柏林、林莉、居鸿昌和陈桂花等进行过第二次或第三次采访后，我准备第二天一早离开。裴磊到宾馆小坐，我想也许不失礼节，记得一次走时，他特意赶到汽车站送行。似乎车票挺紧张，他还帮忙找的人。我想，这就是上海人的特点，既要跟你保持一段距离，留有腾挪空间，又让你在情理上挑不出什么毛病。

八五九宾馆的条件不错，窗外就是公园，有湖有桥有喷泉，规模和气势不亚于省城哈尔滨的兆麟公园。裴磊就坐在窗前的椅子上，操持一口纯正的东北话，语调平稳地讲述了他的故事，爱情、亲情、友情交错，跌宕起伏，即便小说家也难以構思得如此精彩，我渐渐听得入迷，忘记了采访。

2018年3月，对在宁波的裴磊进行了补充采访，他非常配合，通过微信发来了图片。

1.

知青大返城时，我也返城了，在1979年3月份。后来我又返回来，因对象跟工作的原因。

返城前，我有一个对象，是上海的。我1971年来的，她1973年来的；我是杨浦区的，她是闸北区的。

我下乡后，当了两个多月农工就被抽去当通讯员，干了七八个月，又让我开铁牛55。铁牛55是胶轮拖拉机，在当时很吃香。1973年11月份，营部组建电影放映组就把我调去放电影了，我等于找到一份好工作。

好工作咋来的？说来也挺有意思。我师傅下放到9连，我就在那儿当通讯员，负责连队的报纸。我师傅特别爱看《参考消息》。指导员是有话的，《参考消息》一概不让外借。我说拿去看，别让别人知道就行。1973年，各个营组建电影放映组，我师傅是1958年转业官兵，原先是南京军区放映员，让他回二营组建电影组，他第一个要的就是我。

我当初怎么看上她了？我有几个朋友在后勤，我经常上后勤去玩，她也跟着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女的长相可以，挺朴实的，说话和脾性也都挺好，就这么看上她了。没经过别人介绍，我俩属于自己看上的，彼此都有好感，但是第一次是我约的她。

1976年的一天晚上，我借了一个小学的教室，晚上外面没有灯，我叫别人传张纸条。纸条说约你上小学哪一个教室，等你，我想跟你聊聊。她接了纸条以后去了。她要是不想跟我谈她就不去了，是不？我们彼此心里已经有所那个什么。去了以后，我就跟她摊牌了，我说我发现你这个人不错，我想跟你谈对象，不知道你是什么想法？今天就两个人，咱们就开诚布公地说一说，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给我一个意见。那时候谈对象都是秘密的、偷偷的，不敢告诉别人。她说对我也挺有好感的，不过这个事儿是大事，她一个人在外做不了主，这个事儿得写信跟家里说一声，把情况介绍一下。我说这可以，必须的，我也得把你的情况跟我父母说，就这样。

过了一个多月以后，她约我，也是通过别人给我一张纸条，说家里不反对，不反对就是同意，说先处着，但不能结婚。家里人想得挺远，将来不知道什么形势。我说行，先处着，谈对象不一定一谈就成，通过谈咱们互相了解，如果谈两天不合适咱们就拉倒了；谈了还不错，就谈下去。我们谈了三年就到了大返城，1978年就开始返城了。

她1979年1月份就回去了，那时候还是冬天。我告诉家里，我母亲马上办退休手续，那时候是带接班的，我母亲退休我可以接班。我是3月份回去的，比她晚了两个月。她接父亲的班，进了国营?企业——上海仪表木壳二厂。我接母亲的班，进了街道小集体?。那时小集体不如大集体?，大集体不如全民?。我跟她差了两个层次，差别一下就大了。

回去以后，第一次见面还可以，第二次见面就有了微妙的变化。感觉出来了，那能感觉不出来吗？她那个妹妹，是同母异父的，要结婚了，那个时候家具要多少条腿，电视要12英寸的，什么三卡一响。那是1979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没有几年，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生活水平开始往经济发展这一块走。

我在上海正好待了三个月，形势急转，哈哈哈。我那时候既没有房子，也没有钱，啥也没有。我母亲在街道工厂每月赚30多块钱，我父亲90多块钱，那时候不止90多元了，反正也不高。

在北大荒，我放电影，她在后勤养猪，我俩关系处得不错；到了上海以后，正好反过来，我俩不行了。到了上海选择对象的标准、眼光起变化了，她跟我说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给我提了不少要求。我说我啥也没有，咋整？她又说，你不能在那个单位，必须调到全民。

我刚回去，什么办法都没有。那时候不像现在送礼、走后门就可以换一个工作。对我来说从小集体调到大集体，从大集体再调到全民是不太可能，除非我爸当局长、区长也许有这可能，像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那时候我父亲都不可能把我调到他们单位去。

后来，谈了几次就崩了，我挺来气，心里一股火。一个是觉得自己挺冤的，在北大荒，我的条件比她优越，好多人就得仰慕我，说“他是放电影的，我们去场部看电影找他买票”。那时候，她是后勤排养猪的，我没有嫌弃她。她什么事儿都求我帮忙，回来时带的东西，打的包装箱，都是我给她整的。回城后，她变了。我这个人比较直爽，特别不习惯，看不惯，我觉得真不如北大荒这些人那么质朴。

当时我痛苦有两点，一是她对我感情的背叛，二是我在北大荒没有吃过什么苦，回去以后在街道的一个施工队里盖房子，盖一栋五层楼加地下一层的服装厂，九毛钱一天工资，在外面工作一天补3毛钱。

外面非常晒，水泥和沙子全是人工搅拌，拿两轮的手推车拉，哐一??，哐一?，我这个体力哪受得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个人意志上不太坚强，多少人回去以后跟我一样处境，人家都咬牙挺过来了，我没有咬牙挺过来，当逃兵了。

我家还有谁下乡？我家兄妹5个，我下乡到这儿，我下面有一个弟弟，他下乡早，从小就让我母亲给送到山东老家。我弟弟跟我差1岁，我1952年，他1953年。当时，我父亲在上海外贸公司上班，工作比较忙，带不了了，怎么办？爷爷奶奶说你们也看不了，赶紧送一个孙子回来，送谁？送小的，大的毕竟好带一点儿，家里省一点儿心，就把我弟弟送回去了，不知怎么回事户口也落在那儿了。他下乡早，一岁多就下乡了。

跟家里商量了吗？商量了。我是这么说的，我说咱们家14个平方?的房子要住6个人，我走了能给你们改善一点儿。我下面一个妹妹，两个弟弟，我家那个房子是14.5平方，5户人家用一个厨房、两个卫生间。

他们不同意，我执意要走。这个事情我父亲对我的想法意见挺大的。我母亲说，你要回来我才退的，早知道你要回去我就不退了，现在我又不能再回去做了。我父亲说，你一定要坚持你的想法，有一天你别后悔。我说肯定不后悔，你放心。

我跟农场联系，农场说欢迎。这个地方?当时通信设备很落后，长途可以打到佳木斯，佳木斯转总局，总局转管局21，管局轉农场，一级一级转过来很不容易通上的，通上了通话效果也相当差。写信，农场回复说欢迎我回来。那时，知青都走了，一下子把这个地方搁空了，好多岗位都没有人，我回来特别受欢迎。

我到派出所要迁户口，人家愣了。

“你真迁？”办户籍那个人问。

我说：“真迁。”

他说：“我这章盖下去就注销了，你就不是上海人了。”

我说：“不是就不是了，只要有户口就行。我不是上海户口，黑龙江户口还不行？”

我回来才三个月。

“你是不是好好想一想？你别那个什么。”

上海人确实对上海户口相当看重。

我说：“我没什么好想的，你就给我办就是了。”

我父亲特别善良，在上海外贸公司当领导那么多年，办事特别通情达理，他说虽然这样我们还是尊重你的意见。没说你要走了我们不乐意你了，这个没有。

以前一个连队的好朋友都来送我。没劝我？哎呀我的妈呀，劝了，那时候也没有手机，人家上完班下班了，骑着自行车到我家，那时候住得比较集中，我们都在杨浦区。他们跟我谈，不让我走。我那时候也怪了，铁了心就要走。

再次离家是什么心情？当时我心里特别放松，我总算是离开上海了，当时我觉得上海的感情、工作对我来说影响太大了。

2.

我跟我媳妇过去就认识，我们是一个营的，她在隔壁的总机班，以前办公、住宿在一起。放映组两个人，我是组长，原先跟我搭档的是上海人，我们一起来的，他也返城走了。有的时候我找她打电话联系到连队放电影。我们下去放电影了，冬天不都是烧炉子烧炕吗？我们就把钥匙给她：“晚上你给我们把炉子点上，烧烧炕。”我们回来暖暖和和的，一来二去的就好上了。

谁先提的？还是我。我俩经常在一起，我没事了，她值班了，我俩吃完饭就坐在一起唠嗑。她父亲是1959年山东支边青年，她家在11连。她讲他们连队，我讲上海，互相之间就有了好感，形成了恋爱关系。

我媳妇那人长得挺漂亮，个头跟我差不多，1.69米左右，大眼睛，场部有不少人骑自行车到营部22找她谈对象。好多人哪，场部机关的打电话跟她唠嗑，明显跟她说要谈对象，她最后选择了我。我俩1981年成家，1982年有了孩子。

工作上一帆风顺，直到1985年全面改革，那时候提出“两自四到户”，两自就是自己给自己开工资，自己掏钱种地，四到户是什么？地分到户，还有什么我忘了。放映组自己创收，自己挣工资，当时我们有任务，一年一个连队不低于24场，一个月平均两场，好像12个单位乘24，288场。放一场电影多少钱忘了，十几块钱吧，电影机属于农场的固定资产，耗材算农场的，放一场电影交给电影公司8块钱片租。

冬天条件差一点儿，在大食堂放，太冷了，零下二三十度，什么也不烧。换片子的时候就得把羊皮袄脱了，穿羊皮袄不得劲操作。我就得了肩周炎，双肩都是肩周炎。都是放三个片，一个片一个半小时，两个片就得三个小时，有时候加上一个纪录片。冬天3点天黑了，收工比较早，4点就吃完饭，好说话的连队5点多就可以放电影，这帮人炒点瓜子，拿着瓜子就去了，放4个小时到9点。

放完电影，有时候在那儿住，有时候回来。后来，农场要求每个放映组自己配车，配车怎么配？买一个柴油的小三轮，跟现在的电瓶三轮车一样，那时候是柴油机的。小三轮大概三四千块钱、四五千块钱那样，自己掏一半钱，农场贴一半钱，这个车是你放映组的运输工具，油你自己买。

白天没什么事儿，我当组长主要是联系业务，今天7连，明天8连，后天9连。有的连队一给他打电话： “我们不看电影，你们不要到我们连队来放。”连队为了节省开支，不像过去那样欢迎放映组了，只好凭关系求人家：“今天来了一个好片儿，到你那儿放一场，改善改善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有头脑的买台镭射放映机，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去放。镭射放映机方便，在你家里就可以放，对放映队形成冲击，我们有了失业的感觉。

很多人问我，你回来后悔不后悔？我那时候嘴挺硬，说我不后悔，其实也有后悔的时候，自己创收后，经济上挺落魄的。后来上海大集体、小集体都没有了，全部重新分配，全是国营，你这个单位小一点，工资待遇往上提一提，返城那些人基本平稳了。一看他们都不错，这时后悔了。

还有两件事儿我后悔，一件是上海有个政策，知青小孩的户口可以落到上海。我回去跟我父母谈我儿子落户口的事儿，我父母特别是我父亲生气，当年你母亲为了让你回来接班提前退了休，没想到你在上海待了3个月，上海户口不要了，又回了东北。当时不让你走，你非要走，现在把儿子户口弄回来干什么？你要不走儿子不是铁定上海户口吗？生气就不同意，父母后来同意了，又有人不同意。谁？我小弟弟跟小弟媳妇。他说我儿子户口一落回来以后怕有房子的问题。我跟他们说，只落户口，别的什么都不牵扯，你以后分房子我们不跟你争。那也不行，说你现在说得好，上海这种情况太多了，说得好好的，这个不要，那个不要，最后这个要，那个也要，为了房产、遗产，打不完的家里官司。

我们想把孩子户口迁回去，让他在上海念高中。上海考学分数低嘛，就我儿子那成绩在上海考复旦、交大绰绰有余，在外省考那太难了。这事我挺生气、挺伤心，上海户口落不上，把儿子耽误了。我媳妇倒没埋怨我，埋怨的是我家里人，说我家里人不通情达理。还行，埋怨归埋怨，毕竟是大儿媳妇，埋怨也是在背后跟我说，没有直接跟我父母说。我想，我当时咬咬牙挺过来，就是不跟她23谈对象最起码在上海，儿子也是上海户口是不是？我说：“儿子，咱们也别埋怨别人了，错在我身上，你这个父亲回来了，当时若在上海结婚有了你，就不至于到今天这步，咱们还是靠自己努力争取吧。”

我儿子学习挺好，挺听话，挺孝顺的，还挺争气。他是2000年毕业的，当年考了560多分，可是我家经济状况不好，当时算了算，要供他上大学大概要8万到10万块钱，哪有钱啊？那时候我在机关，机关不发工资，工资就是到生产队去种地不要地租。我一年多的时候能拿回六七千，低的时候只能拿五千块钱。我媳妇早就下岗了，接线电话改成程控电话，程控又改成无线的，总机取消了。没有地方安排，只能自己找，哪个单位都在精简，后来组建街道办，她在那儿干两年，还是临时的，没有转正。

我儿子报的第一志愿是上海华东理工，第二志愿是上海理工，在杨浦区军工路。他向往上海？對。我说你填一个表，意思是让他报军校，军校不是省钱吗？他不愿意，最后还是填报了，最后被解放军理工大学网络专业录取了。

他到部队两年就入了党，毕业分配时，被分配到东海舰队司令部。

儿子还算争气，分到了宁波。2013年转业，他去了宁波的一个街道办。我说宁波跟上海也不相上下。他现在挺喜欢宁波，宁波整个环境比上海好，别看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它只是一个名义，真正生活，宁波比较理想。

儿子现在成家了，有两个小孩。儿媳在一家上市公司做行政，跟我儿子是三江一中24同学，从高中一直谈到结婚。他们在镇海买了个单身公寓，在宁波市中心买了99平米的房子，我给拿了10万元，东拼西凑把首付交了，剩下的按揭款，他俩的公积金基本够了。

3.

回来后，还有一件事儿，我最后悔——父母有病时，我不在身边，没有伺候他们。

2001年，世贸大厦被炸那一年。家里给我来电话说，医生说我父亲不行了，让我赶紧回去。

8月底，我带我儿子回去的，他那时候已经上大学了。我好几年没有回家，上次回去我父亲还挺好的。我回来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我父亲检查出了肺癌。两年后，转移到脑子。回去看到父亲的时候，我特别难受，哭了。我父亲的个头跟我差不多，挺壮的一个人，没想到躺在床上瘦得跟那什么似的。

他认识我，笑笑，点点头，不会说话，你要是跟他说话，他听懂了就给你点点头或者摇摇头。一看到大孙子来了也是那个表情，挺高兴，也不知道看见我了还是看见大孙子了，精神状态好了。有的时候，我就给他喂喂饭，也吃不了什么，就吃一点水果，拿个匙子 [汇]25。我几乎天天陪我父亲，得尽尽孝。

我假期到了，跟家里人说，你看咋整？探亲假也到了。他们说，你就回去吧。走时告诉我父亲了，他那种感觉挺木讷的，也没有点头摇头，躺在那里望着天棚。我有点忐忑不安的感觉……

我走有半个多月吧，10月20号左右，家里给我来第一个电话，说父亲不行了，你赶紧速回；第二个电话说父亲走了，还是速回。我是老大得回去张罗这个事儿，赶紧又请假回去。那次跟我妻子一起回去以后，我请事假又待了一个月。我儿子也去了，他在南京离得近，赶上了我父亲的葬礼。

父亲当兵时才17岁，赶上抗战最后一年，在山东鲁西南游击中队，跟铁道游击队都有来往，他跟我讲过那些故事。父亲对我管教挺严，我对他一直有种敬畏的心情。我写过一篇纪念我父亲的文章，我下乡是9月份那一批，上海还挺热，棉袄和大衣都是发的。父亲说想给我买一条围巾，下班骑自行车到商店买，在我临走的前一天才买到，是棕色格子的。我感受到父亲的关爱，这条围巾现在还保存着，原来还有下乡时的乘车证，后来乘车证捐给三江知青纪念馆了。

我母亲得胃癌的消息家里开始没有告诉我。今年261月底，正好下了一场大雪，雪后两天还是三天，我弟弟妹妹打电话说老娘不行了。我说，怎么那么快老娘就不行了？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他们说老娘得了胃癌，住院三年了，告诉你有什么用？你是能来看还是能过来照顾？告诉你心里成了负担了，不告诉你还会以为她一直挺好的。你做好思想准备，我们问过医生了，怎么怎么样。

公路全封了，下完雪后一化全是冰，全封了，完了。我弟弟妹妹说，我们看了天气预报，知道你那儿什么情况，家里的事儿我们先处理了。骨灰在殡仪馆，没有送到公墓。他们说，母亲的骨灰得跟父亲殡在一起，这是最后一步，你必须得回来。我说这个肯定要做到， 3月底4月初我就回去了。

父母没了，上海的房子还有个小插曲。六年前，我母亲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老大，我跟你商量一个事儿，你看你父亲走了好几年了，房产证还是你父亲的名字，我想过户到我名下来。我说行，我也不太懂这些东西。我母亲说，你要开一个证明人家才能给办。我说需要哪儿的证明？我母亲也说不太清楚。

我打电话问我小弟弟，他说是去公证处开证明。我就去农场的司法科，司法科长给我说：“这个事儿你听明白，你父亲不在了，这个房子有一半是你母亲的，另外50%是包括你母亲和你们兄弟姐妹几个人的。你要是同意了，说明你把你这一份东西就放弃了。”我说，“啊？这怎么回事儿？”给我闹蒙了。他说，你这个要慎重考虑，等于同意把你的给人家了，你想再要房子要钱就没有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得跟我媳妇说。我媳妇说，你得问问清楚，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过户给你母亲？真要过户给母亲了，母亲有一天老去，这个房产还是你们兄妹的吗？

我又跟我母亲说，结果我母亲无意当中就说漏了，她说要把房产证改成我小弟弟跟她的。

我就问我妹妹和我上海另一个弟弟。他们说，老娘要把房子给小弟弟。当时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受欺骗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法院一张传票，传票是这么说的，我母亲跟我小弟弟联合起来，把我、我上海的弟弟、上海的妹妹一起告了。我一看收到传票了，这咋整啊？得回去呗，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我上海大弟弟特别有想法，我父亲是抗日战争离休干部，除了我们住的房子，还分了一套房子，我家就一个女孩，我爸就把第二套房给我妹妹了，那是一室一厅的房子，不到30平方。

我回去以后把全家人召集起来，我母亲说那就按48万分吧。这48万不是到房产公司评估的，是她随口说的。我在我家跟前房产中介看了，跟我们一样的房子最起码应该是60万。我没有计较这些，我说实在要分也没有办法，48万有一半是老娘的，24万。小弟媳妇说，24万6个人，一人4万。我妹妹说，她那4万块钱给我母亲。剩下4人，我对小弟说，你们跟父母住在一起，照顾父母比较多，我也不能要那么多，我就要2万块钱。

我的假期到了，我说你们几个商量，什么时候商量妥了，我再来签字。

这次我母亲去世我回去，没有说这个房子的事儿，当时我们几个跟小弟弟说，房子你先住着，该装修就装修，我们也不打算分这个房子，等你要过户那一天再说。为什么我们这么说？这个房子肯定有我们一份，将来小弟弟有条件给几个，拿着也行；如果我们条件好觉得一分钱不拿，我们不要了这个房子归你也可以。我跟我媳妇那么说，我媳妇挺通情达理的，我们要这三万五万富不到哪里去，没有这三万五万也穷不到哪里去。

我在上海的大弟弟条件特别好，最近买了260多万的房子。现在他不用的东西都给我小弟弟。有时候，他给弟弟打个电话，今天家里做俩菜，你上我这里来吃饭。他姐条件也不错，住得远，在宝山，不方便，有时候到市里也去看看他，给他拿一点东西，他觉得还是自己哥哥、姐姐对他好。

4.

我上海那个对象？有联系，不过是20年后了。

我以前回上海跟知青聚会都打听有谁参加，明确告诉大家她去我就不去了，她听说有我去也就不来了。

1999年过春节的时候，我到一个好朋友那儿聚会，她也去了。我是带着读高二的儿子去的。他们特意安排她坐我边上。她有什么变化？也老了，二十年了。震惊？对，特别震惊。我们两个没有说话，我跟别人聊天，她也跟别人聊天。

“你看方便的话，给我打一个电话。”临走的时候，她跟我说。

她给我一张纸条，我就拿着了。

“你看啊人家主动跟你那什么了，你也别太那什么，该打招呼就打招呼。”过几天，朋友跟我说。

“行。”我说。

我就给她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你要有时间，我请几个朋友，上我家聚一聚？”她说。

哎呀，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挺尴尬的。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说了，我朋友说，“去，大家都去。”我再三考虑，那就去吧。

她告诉我中午吃饭，让我上午就去。我就领着我儿子去了，她家住在闸北区，不是我跟她谈对象时住的老房子。去了一看就她和她姑娘在家，她姑娘比我儿子还小三四岁。我觉得挺尴尬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后来才知道朋友们都回避了，他们说：“你们做不了夫妻，不还是荒友吗？毕竟都是上海一起下乡的，不至于见了面跟不认识似的。”

她跟她姑娘说：“这个哥哥是从黑龙江来的，你领他去玩玩。”她姑娘挺听话，小孩一见面，说两句话就跟朋友一样了。过一会儿，她姑娘就领着我儿子走了。

家里就剩我俩了，我拿着杯子转啊转，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还是她先开的口， “那时如果我不这么做就觉得身价低了。你走了以后，我心里挺痛苦，别人给我介绍对象，我全拒绝了。”她母亲说，“你老是沉浸在这样一种情绪里面不好，岁数也大了，还是应该成家。”别人给她介绍一位崇明农场回来的青年，比她大一两岁，也就结婚了。

我也挺同情她的，我觉得她这个人本质上来说不是很差的，可能受上海环境所迫，发生了改变，不是她的本意，我也能原谅。我说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我也不想谈这些事儿，一说起来你也伤心，我也悲痛，没有必要，咱俩做不了夫妻，这次既然有这个缘分和机会，咱们还是朋友，大家谁也别嫌弃谁。

恨过她没？肯定恨过。那次以后，我俩的关系就改变了。我把当年那些事儿跟我儿子说了，我儿子倒挺理解我、挺同情我的。后来，她提出认我家儿子为干儿子，我儿子也认了她干妈，特别亲的那种感觉。

我每次回去，她都叫我上她家去吃饭，把这帮朋友全叫来，一个大圆桌坐十多个人。她家日子过得挺不错，她老公在外资企业，一年连工资带奖金、外捞，那时候就是十几万，家庭的经济状况不错。

2007年，我内退了。1968年老高中那一届下乡的也到了退休年纪，陆续地来回访第二故乡。领导说，我给你一个工作，来知青的时候，你出来接待一下，平时就在机关大楼值班室帮通讯员干一点活儿。

我内退的工资特别低，700多块。他又给我400，相当于增加了50%多一点的工资。后来成立保安大队，我就离开那儿。我是2010年年初到的这个单位，具体干什么？就是打扫卫生，一个月1000块钱。我不住老房子了，住楼了。本来没有打算住楼，我觉得我的经济条件不够，我媳妇非要住，毛坯房不到10万块钱，装修带买东西花了5万块钱，68平方，够用了。

退休金2400，比上海拿得少一点儿，上海的物价也高，买一斤菜，我们花两块钱，上海得4塊5块。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好，不管空气、水、生活环境。有钱了，出去溜达溜达玩玩，两三个月后再回来。

常在一起的上海知青有11个人，加上周围的，有二三十人，除了有一个身体差一点，得了脑梗还是脑出血，剩下的还都可以，没什么大病大灾的，生活很普通，哈哈哈。

八五九建得相当不错，像个花园。今年有一批知青来，说“哎呀，我们都后悔走了”。

就这样还清了别人的债

人物简介：

张春娟，上海知青，1952年12月21日生人，1971年9月23日下乡到61团（即创业农场）17连，1976年嫁给当地人，1984母亲退休让她返城顶替。因家庭农场挂账1340元没有走成，后成为种粮大户，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因给生产队职工和外来户担保，负债人跑路，丈夫病逝，她被逼上绝路，轻生时被救下，嫁小自己11岁的男人，夫妻苦干7年替别人还完所有的债。

采访手记：

我去过创业采访过四五次。第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春雨蒙蒙，淡烟深锁“换新天”。

我在“换新天”下了火车，站名让我油然想到毛泽东词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来之前备过课，这地方过去叫“火烧孟”。 1968年12月26日，也就是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发表四天之后，一支由3个农场抽调的441人的队伍开进“火烧孟”，伐木建场。那时的“创业”还不称为“创业”，叫6师61团。

创业农场位于三江平原中心枢纽地带，南邻七星河、东南接挠力河、北依别拉洪河，湿地湖泊星罗棋布，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是北大荒为数不多的“两通”农场（通公路和通铁路）。

创业给我的第一印象，这座农场仿佛被岁月遗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场部在建场初期的平砖房。两趟房子和两道围墙构成一个院子，办公室的门都冲着院里。两扇像农村公社似的铁栅栏大门冲着一条沙石路。场部附近也都是灰突突的老房子，房龄跟场部不相上下，而且都是小平房，整个农场连一幢楼房都没有。

总场工会主席王长国听说我要采访全国第八届人大代表、上海知青张春娟，一脸歉意地说：“她所在的19队离总场场部20多公里，不通公路，一下雨就什么车都进不去了。”

我望一眼窗外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雨，心里汪起一片水泽，犹如灰蒙蒙的天际处有一个岛，一个登不上去的岛，沮丧像雨雾似的在心里弥漫着。

十几年后，我再到创业，那里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高楼林立，场部已迁到一幢现代化的办公大楼。19队已通公路，即便下七七四十九天雨也不会将我隔到外边进不去了。可是，那几天偏偏没下雨。巧的是在场部遇到张春娟，跟她去了19队，去了她的家。

1.

我怎么没返城？1984年我是有机会回上海的，我妈办了退休，让我回去顶替，调令都开出来了；勤得利（农场）在上海办一个公司也要我过去，结果1340元的欠债把我拽住了。

我是1971年9月下乡的，我爸是上海一家起重安装队的驾驶员，我妈是工厂技术员，我是家中老大，我妹身体不好，下面还有俩弟弟。我说我下乡，让他们留在城市，我就来到创业19连，40多年没动窝。

那年，我和我的丈夫张宪金，和另外7户人家承包土地搞家庭农场，结果赔了钱。1340元，这笔钱在当时算很多了，我的工资才30多元。

张宪金不是知青，他爸是山东移民，他在北大荒出生。当年我嫁给张宪金，我爸妈反对，他们想让我回上海，怕的是嫁给外地人就回不去了。

我个子小，我现在胖了，刚下乡时挺瘦的。上海长大的嘛，到这儿干啥啥不行，割豆子割麦子，人家干到老远了，我落在后头，张宪金开拖拉机过来送饭，让我吃饭，他拿起镰刀帮我往前撵一撵。

后来，我去马号喂马，铡草、烧水，他看了也过来帮一把。我胃不好，食堂的馒头吃了就痛，他一两天回趟家，带点大米回来。他人挺老实，在连队干活干得好，年年都是优秀。以前找对象都找本分的、老实的、不滑头滑脑的，我们俩就谈起来了。

我这人要强，啥事都不落后，第二年就当了班长。下乡时住帐篷，转年我带着班里的8个女知青割草和泥，8天起了一幢房子。

我和张宪金是1976年结婚的。为啥没找上海知青？得找个本地人，能干活，找个知青，两口子净干仗。

我结婚时，家里什么东西都没给。我爸妈反对我嫁给外地人，我爸妈想，我不结婚兴许还有机会回去，跟了他就回不去了。结婚两年多，我们家一封信都没来。后来有了女儿，我舅舅给我和我爸妈往一起拉，他说孩子在哪儿都一样，我爸我妈也就通了，写信叫我回去。

我带着18个月的老大回了家。我妈见到我哭没？哎呀，哭了，那能不哭吗？下乡两年时回去一次，结婚以后再没回去，几年没见爸妈了。在上海过完年，我就要回来，我妈说你工作比较累，就把孩子放上海吧。老大在上海上了托儿所，我妈天天接送。

再回上海，我已怀了老二，我妈说生完孩子走吧。我在上海待了三个多月，生下了老二。刚坐完月子，张宪金那边来信了，队里着火了，他把胳膊烧了，晚上住院打针，白天到修理厂修车。他是车长啊，车不修，春天怎么干活呀。我就抱着出生32天的老二回来了。从上海坐火车到福利屯，换车到建三江，再到创业，再到连队，那时候走一趟挺困难的。

老二3岁了，我又回上海，张宪金也跟了去。那时，家里还是反对的，他在我家待了不到20天，我妈就撵他走。我妈还是那个想法，他是外地人，跟了他怎么返城呢？我妈心里一直是有火的。她说，虽然有了两个孩子，将来我姑娘还是要返城的。就是这么个想法，我妈说什么也看不上他，他只好自个儿先回来了，我在上海过完年才回来。

我妈让我把老二也扔在上海，她说你赶紧回去干活，我那时在农工班当班长。现在当官的不干活，以前当官的全凭干活，哪有不干活的，你不干活谁听你的，是不是啊？我妈怕我干活累坏了，让我把孩子放她那儿了。

我妈、我爸、俩弟弟都来过北大荒，夏天过来。过来干什么？我的孩子在上海啊，送孩子回來看看，住一个来月，再把孩子带走。我妈觉得北大荒不行，那时候我在连队，刚有电灯，吃的水是挑的，辘轳把儿摇的井水，不习惯。

那么小的孩子扔在上海，想不想？也想，咋不想呢？

1984年，回上海的调令开出来了，我和张宪金都找着了工作，我们家在上海长宁区的老房子那时还没拆迁，六几年盖的。盖房子那会儿，我借个三轮车晚上到处转，把烧水的老炉灶的炉灰渣要回来，打成煤砖。那时的房子都是煤砖垒的。我和我妈天天垒，把房子垒了起来。三层楼，我爸老早有话，你们谁也别想，二楼的房子给你大姐留着，她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住。我们要是返城，家里有30平方米的房间给我们住，返城知青没几个有这条件。

我拿着调令去找管财务的副场长，我说我要回上海。

副场长说：“不行，你还挂着1340元账哪，你要走就是砸锅卖铁也得还上。”

我赌气地说，“哪里的黄土不埋人？不走了！”

2.

第二次要返城就是2002年了，爸妈让我妹妹到北大荒接我，带我回上海。为什么接我走？家里摊上事儿了。

1984年没走，我就跟张宪金说，咱得好好干，争口气。

1985年不联户了，自个儿干，我们没别的能力，就是干，那年我们包了450亩地。他种地，我养猪，养了好几头老母猪，打预防针，看着猪下羔子，全是我自个儿来。那时候哪有时间唠嗑呀，我们俩经常累得坐在那儿就睡着了，好在俩孩子不在身边。

什么时候接回来的？老二是上完六年级回来的，回来上的初中，就留在北大荒了。老大上初中时回来读了一年，后来上面有政策，知青子女可以返城一个，我们就把老大户口办回去了，她也回了上海。

到年底，我们不仅还了1340元的欠债，还成了万元户。那年场部商店进了一台18英寸的大彩电，别人都没有钱买，书记就做我的工作让我买。我就让他们把电视送到我们家来。那时万元户相当了不得了，尤其是像咱这种地的，搁现在种地一年收个几十万都不稀奇，那时算是挺好的了。

1986年我评上劳模，1987年当了连队工会主席、富锦市政协委员。1988年当上黑龙江省总工会委员。1993年当上全国人大代表。

中间吧，上头想把我调到农场的城建局，张宪金没同意。他比较老实，就知道闷头干，他没同意，连里的老百姓也不让我走，他们说在哪儿不一样啊，当时我想也行，哪儿都一样，我就没走。

2002年我摊上什么事儿了？为人担保贷款欠了44万的债，张宪金那一年也走了。

1987年，我在连队当工会主席，连队搞分片包干，一个干部负责包干一片，有些贫困户和外来户包了地，没钱买种子化肥，地种不上。地种不上，负责包干的队长就得下岗，咋能让他下岗呢？我这人心肠热，谁家种地种赔了，过年过不去，我就拿出钱帮他们，杀了猪也不忘给他们送点肉；我家猪下羔子，谁家没钱抓羔子，我就赊给他们，猪养大了，卖掉后再把钱还给我。另外，我每年都给学校捐钱。

贫困户和外来户跟人家借钱，人家信不过，说，叫张春娟来，她来，你要多少给多少；她不来，一分钱也拿不走。你说我能不去吗？我去了就痛快地把钱借给了他们。

农场也有人找我说：“我老了，手里有点儿钱，你帮我放出去吧。”

我说行，都是老同志。

我年年给贫困户和外来户担保，借个二十多万三十多万，到年底他们给我送过来，我再挨家挨户登门还钱，你两万，他三万，连本带利一起还上。

2001年春天，我给13户担保借了44万。

7月31号，黑龙江省组织劳模出去疗养，我提出带张宪金，领导同意了。我俩出去玩了一趟。回来后，他说后背疼。我说是不是爬山累着了？后来一直疼，去医院看，怀疑是肾结石，去建三江农垦分局医院拍了CT。结果出来，医生把我叫到一边，说可能长东西了。我就领他去了佳木斯医院，确诊是癌症，肝癌转移成淋巴癌。在佳木斯住了一段，听说上海的医院好，我带他去了上海。

在上海做了手术，拆线后出了院。一天50块钱，在附近租了间房子，白天去医院放疗化疗，半个月后，我把他领回了北大荒。我说回家吧，咱回家养。治病前后花了14万，家里的钱全花光了。

年底稻子还在田里，大雪压下来了，那时候没有机器，都是人工打稻。下的雪白天化了，晚上冻成冰溜子，有冰的稻子不好卖，一块钱4斤、一块钱3斤，就这么卖的。

那一年，农场没一户挣钱，全赔。我家也赔了21万元。

腊月十九那天，张宪金走了。

我妹妹跟我大姑爷从上海过来了，知道我太困难了，要把我接走。

大姑爷说：“妈妈，你回家吧，别在这儿遭罪了。”

想上海的家不？想家，想得掉眼泪，我也不能走。我想，欠着人家钱呢，人家坑我，我不能坑人家啊，我不走，等我把账还清再走。农场有个人欠20来万，跑了。我欠40多万，也该跑是不是？但是咱不能那么做，这样我就没走。

3.

傍晚，我就去了别拉洪河，一步步快走到大桥上了，我寻思怎么个死法，要不跳河，要不上吊。张宪金走了，老大老二都成家了，就剩我自己了，我死了你们怎么找我还账啊？

2002年春天，该种地了，我担保的13户人家，还不起债开始往外跑，有跑江苏的，有跑大连的，就剩下两三家。放款的人收不到钱，就上我家要，住在我家不走。来多少人？多倒是不多，两三个、三四个，那就够烦的了。我说，你们不要逼我，既然我担保了，我会还给你们，一家家慢慢还，保证一分不差，我做人要做到这儿。

我还说，你们等等，别着急，等粮卖了，我给你钱。他们还是天天来，一天一趟，给我烦的，感到没活头了，就想到了死。

种8号地的刘树利感觉不好，从后面追来。刘树利心细，一看我不见了就开着我们家的车到处找我。在桥上找着我了，他把我拉回来。我就哭，恨自己，当时不该管这事，队长下岗就下岗呗。不管么，地种不上，多砢磣？后来，我慢慢冷静下来，细想想，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吧。

刘树利是外地的稻农，1995年来农场的，老婆跟他离了婚，带着一个10多岁的儿子。他跟张宪金关系很好。张宪金病重时，他围前围后地侍候。张宪金临走时跟他说：“刘啊，我不行了，你帮忙照顾这个家吧，你张姐人不错的。”

他说：“哥，你放心吧，没事儿。”

刘树利的8号地种的是大豆。张宪金走后，刘树利说，我给你地里干活，你家的机器帮我把地耕耕。我说行。

那两年，跟债主说啥也不听，天天跟着我，看着我，怕我跑了。我说，放心吧，我是省劳模，不带干这事儿的。一次，见那黄瓜馋得不行，我跟那看着我的人说，给我几块钱，我买两根黄瓜吃。他说没有，一分钱没给我。我恨死他了，发誓不能穷一辈子。

到了秋天，粮食收下来，他们上地里看着，三轮车就堵在稻堆边，晚上住在地窝棚里，怕我偷着把粮食卖了。我说先让我把公粮交了，剩下的你再拉走。本来收完稻子可以放一放，等价钱往上涨涨，他们等不得，一公斤一块钱就卖了，后来涨到1块6。

刘树利总去地里帮我干活，别人就起哄。后来车坏了，就叫懂车的技术员帮我们修车，技术员是男的，他家里的就闹，那意思我丈夫没了，怎么怎么着。这时，刘树利对我说：“你也别嫌我穷，我也不嫌你岁数大，我们俩一起过得了。”

刚开始我不同意，我1952年生人，他1963年生人，我比他大十来岁呢，后来想想也行，就这样我们俩到一块儿了。

我和刘树利一年到头待在地里，不请零工，所有的活计都自己干。那时实在是太累太累了，张宪金的侄儿原来在我们家帮工，看以前我们家过的日子在连队是一流的，现在没好吃、没好喝的，还那么累，也跑了。

2004年，刘树利领着一帮人在地里插秧，我回家做饭，正做着呢，就听头顶噼里啪啦地响，以前的房子都是拉合辫的，我往房顶瞧，没瞧出什么。我就走了出去，一看，稻草苫着的房顶冒烟了，敢情是烟囱年头久了，着火了。我就往外抢东西。人家刚买的农药放我家了，农药是大事，我就抢农药，插秧的钱有一万多块，放在柜子里，都没抢出来，还有手机、电话啊，统统都烧了……

我打电话给我爸，我爸第二天就让人汇钱来了。我只要有事，跟我爸一说，我爸就汇钱过来。有时候要买柴油了，我给我爸打电话：“爸，没钱买油了。”

我爸说要多少，我说打个几千吧，我爸就打过来。我弟弟妹妹都成家立业了，爸妈的岁数也大了，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才跟他们张口。我们家的人其实都挺好。

2008年，我和刘树利包了1000多亩地，整个连队就数我包得最多。到年底，40多万欠债全部还清。

我现在过得挺好，连队拆迁，买了两套房子，还买了一个车库。去年买了一辆宝骏汽车，整个下来不到13万。我不会开，都他开，刘树利开。

刘树利的儿子结婚，给他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这孩子初中毕业后出去干了几年，回来他爸就不让走了，说得找媳妇了，赶紧找，找着了赶紧结婚。

还有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我们老两口儿住着。

老大工作？我不打听，也不知道。老大回来读初中那年还行，回来也适应，户口办回去后，她再回去就嫌我这儿不好了，现在条件好了，更嫌这儿不好了，跟我没感情。

后悔不？后悔也没办法，我那时候为了干活。从小没亏了她，没缺她吃，没缺她花。我跟她爸俩人一个月挣60多工资的时候，每个月往家给她寄钱。我妈、我爸都惯着她，到现在40多岁了，啥啥不会干。我们家姑爷行，姑爷到家，洗、涮、做饭，全是他。不过，他很少来北大荒，没时间来，上班呢。

老二在农场成的家，她在学校工作。

我的地有460多亩，前年作价65万，给老二了。我岁数也大了，腿骨质增生，走路都走不动，种不动地了。孩子们愿意种地，叫孩子种去。收入咋样？收入还行，不行她不能种啊。我退休金2700多块，刘树利没有，他是农村的。没病没灾的，够用了，有病有灾就不大够了。

上海的老房子早就动迁了。我大弟弟、小弟弟、我爸妈各分了一套。我爸妈那套81平方米，那时候我妈有病，我妈看病，以及我妈过世的钱都是我拿的。我爸对我弟弟妹妹说，这房子给你大姐留着，你们谁都不能动。我爸想，哪天我兴许就回去了，得给我留个窝。现在那房子值几百万了。我跟他们说，还有个爸呢，咱爸大家管，这房子将来卖了大家分。那时我若在上海，动迁时不也能分一套，是不是？

总的来说还行，反正人在哪儿待习惯了，就觉得哪儿好。在上海，也行；在这儿，也行。这里嘛，肃静点；上海嘛，热闹点，也就这样。你想，我当初要是回了上海，劳模也不一定当得上，全国人大代表也不一定当得上。这个地方小，你有一点成绩别人就看到了。从政治上讲，这里强；经济上嘛，上海也未必强多少，上海跟我们差不多的也不少。

别拉洪河边的“葛员外”

人物简介：

葛柏林，佳木斯知青，1947年9月17日生人， 1968年6月18日下乡到八五九农场8连，当过农工、副班长、班长、排长、连队统计、农业技术员、副连长、连长。1985年辞去分场场长，创办家庭农场，先后入选黑龙江省劳动模范、“全国十大种粮标兵”。创办的圈河家庭农场被称为“中国最美家庭农场”，拥有耕地7000亩，湿地1000亩，林地4000亩，林木100余万株，大型农机十余台，配套农机三十余台件，年产商品粮两千余吨。

林莉，北京知青，1949年生人，1969年由北京下乡到八五九农场，1972年与葛柏林恋爱，1975年结婚。先后担任过农工、小学校长、女工部部长，农场工会副主席。放弃三次返城机会，1986年为办家庭农场辞去小学校长。

采访手记：

1994年7月，我第一次到北大荒采访，目标有二，一是饶河农场上海知青周浩妹，她嫁给一位转业到北大荒的军人放弃了返城，1990年丈夫患了尿毒症，她伺候了4年；二是八五九农场医院的护士班，她们数年照料一位双目失明的知青。

那時，我还没写书的打算，只想为所供职的媒体写稿。在饶河农场，我采访了十多人，可写三四篇稿，于是就有了小富即安的想法，也就没有去八五九。那次去的话很可能就采访到葛柏林。从那之后，我的双脚在八五九附近的勤得利、七星、创业、前进、浓江、前哨等农场转悠了十来年，也没转悠到东边的八五九。听说过葛柏林的故事，多次想赶过去，可是不知为什么总是阴差阳错没去成。

进入21世纪，知青下乡了三四十年，已年逾花甲，退出了工作岗位，有的去投奔儿女，有的返回家乡，还有的离开了人世。我有了紧迫感，每到暑假就飞往黑龙江，背着双肩包一个农场一个农场地采访。2008年，我的双脚终于踏进八五九。

到八五九采访的第一位知青就是葛柏林。那时，葛柏林已成为农场的一张名片，采访他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农场宣传部的朋友给他拨电话，说浙江有位作家想见他。他很给面子，开20来公里车从他的圈河27农场赶了过来。

葛柏林见面就说，我是诸暨人，听说浙江老家来位作家就跑来了。看来我借了浙江的光，否则他也许不会放下手头的事情从那么远赶过来。他在靠窗的椅子坐下，脸像老农民似的呈赭红色，两鬓没有白发，不过已谢顶，有一张像老农民似的古铜色面庞。穿着不大讲究，一件白圆领T恤，外套黄、蓝、白横杠衬衫，衬衫兜别一支签字笔，米黄色休闲裤有点儿皱皱巴巴。

我们在宣传部聊了一个多小时，作家刘加祥过来后，葛柏林开着他的SUV拉我们去他的圈河农场。加祥是八五九的，采写过葛柏林，他们关系很融洽。

我们一进入圈河农场，葛柏林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兴奋像篝火似的燃起来，如数家珍地讲解着他的农场、规划和憧憬。农场还没建完，湖边的房子还没竣工，乌苏里江边的堤坝刚筑起，上边还堆着泥土。水麦草理直气壮蓬蓬勃勃地生长着，堤下江水滔滔流淌，犹如熙熙攘攘、无穷无尽的人流。农场旷阔，树林茂密，葛柏林说，这里许多树都是原始的，有些品种是珍贵的。

9年后，葛柏林的SUV再次把我拉到圈河农场，陪同我的还是加祥。葛柏林变化不大，穿着一件像迷彩服似的两兜衬衫，下身好像还是上次穿的米黄色休闲裤，农场却有了巨大的变化，路铺好了，堤已筑好，一幢幢别墅隐于绿阴之中，处处郁郁葱葱，鸟语花香。在一幢装修高档的别墅里，我见了葛柏林的夫人林莉，对他们夫妇进行采访。

光阴犹如从山上滚下的线团，越滚越快，眨眼就是几年。2018年成书前，我们又对葛柏林和林莉作了补充采访，他们夫妇热情配合，聊得很开心。葛柏林已71岁了，林莉也69岁了，按过去的说法已是古稀之年，说起圈河农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他们还那么富有激情。我们不由得想到曹孟德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下乡50年，葛柏林和林莉在亘古荒原上建起了“中国最美家庭农场”、AA级景区，先后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大户”“全国十大种粮标兵”称号，当年毛泽东号召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他身上得以充分体现。

1.

葛柏林：1985年，我已下乡17年，从10连的统计、生产技术员、副队长、队长，干到了三分场场长。我的势头在往上走，当时农场分场场长年龄在48岁左右，我才38岁，是最年轻的，有十年的年龄优势。总局领导对我父亲说，送小葛上大学，好好培养培养，趁着咱们这些老家伙都在，让他挑挑担子。我父亲“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走资派”，平反后，当时已是总局办公室副主任。

我三次向農场打报告，（要求）下来搞家庭农场。场领导对我挺重视，给我三个选择：上柳河干校或者八一农大学习，回来当农场干部；去水利大队当队长；尊重本人意愿，下去办家庭农场。

我说，官场这个台阶是爬不完的，爬起来也累，我就下去搞家庭农场吧。

我是六六届高中，当时高考志愿都填好了。我的第一志愿北京装甲兵学院，第二志愿大连工学院，第三志愿八一农垦大学。我为什么报考部队院校？一是家里生活困难，我父亲一个人上班，5个孩子，还要给爷爷奶奶、姥姥寄钱，我是老大，军校国家供养，不用交学费；二是我想当装甲兵，我看过《金星英雄》那本书，主人公是装甲兵，从苏联一直打到柏林，作战非常勇敢，被授予“金星英雄”，回家后，不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热烈欢迎。我觉得当个“金星英雄”挺不错。

离高考10多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大学考不成了，装甲兵的梦也破了，毛主席发出号召上山下乡，那就下乡吧，起码能减轻家里一点儿负担，就这么着，1968年我跑到北大荒。

那时实在是太苦了，夏天麦子收了，晚上在场院扬场，干活累出一身汗，麦芒粘在身上痒痒的，蚊子一把一把的，叮在脸和脖子上，难受劲儿别提了。吃得也不好，有的连队靠河边，打点鱼改善改善伙食；我们8连都是转业兵，不太会安排，阶级斗争那根弦还绷得很紧，谁多养两只鸡就走资本主义（道路）了，拉出来斗一番，结果搞得吃吃不上，喝喝不上，食堂空空如也，只有点儿冻白菜，几个月才杀一头猪，顿顿酸馒头白菜汤，馒头粘牙，白菜汤没油水。搞得人见死猪羔子都流口水，有时偷偷把它后腿砍下来，煮煮，解解馋。

吃不饱嘛，就搞搞精神会餐。我时常想《金星英雄》的后半截，金星英雄退役回到集体农庄，他老家穷得够呛，生产搞不上去，生活条件很差。苏联的集体农庄和咱们那时的情景差不多，吃大锅饭，上面官僚，下边出工不出力。他带领大伙儿致了富，有一段描写集体农庄会餐：焦黄的大列巴（大面包）装在箩筐里，玫瑰色葡萄酒倒进杯里，还有烤得金黄的烤鹅，大家举杯庆祝丰收。

既然当不成装甲兵就要好好干，过一个好的生活。北大荒资源那么丰富，我们就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幸福，顿顿鸡鸭鱼肉？就不能一推开门，猪肉柈子一摞摞的，粉条一麻袋一麻袋的，鸡蛋、鸭蛋、鹅蛋一缸一缸的？

有一年过中秋节知青聚会，大伙儿喝了点儿酒就说了点儿掏心窝子的话，有人说想当干部，有人想当老师，有人说想当兵，有人想当官。我说，我就想能有块自己的土地，自己耕，自己种，自己收，过上过去员外的生活就不错了。当时大家都说这不可能，社会主义嘛，哪能允许个人英雄主义和承包主义，那是不可能的，说我是在做梦、说梦话。当时赵五金说要走仕途，大家就叫他“赵举人”；我要当财主，他们就叫我“葛员外”。

我就想，自己要是有块地，肯定能经营好，能做到要啥有啥。

2.

林莉：我是1969年下乡的北京知青。我家5个孩子，下乡三个。我老大，我弟弟老二，大的走了，小的才留下。我俩走了，大妹妹分到北京的工厂，再下边一个妹妹去北京郊区插队。

我的同学都上云南了，上西双版纳，橡胶林，我不上那儿去，太热了，还有蛇。一个去我们学校（动员）的当兵的说，北大荒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信了。到北大荒一看，到处是荒草甸子，8月底9月初，正是蚊子多的时候，一把一把的，晚上上外头，往脸上一拍，能打死好几个。可不是楼上楼下？楼上一层铺，楼下一层铺，上下两层大通铺住20个人。

下乡的时候，我正好20岁，分在10连农工排。这儿以后挺苦的，在政治上挺受压抑的。领导比较左，老觉得我们读过高中的受资本主义教育多，中毒多，是重点改造对象。他们让初中生去当老师，也不让你去。你要去最艰苦的地方，通过劳动把毒洗下去。你别乐，当时真是这么说的。我上高一时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以后两年带念带不念的。

我的个性是属于那种比较直爽，说话也比较直的那种。这会不会吃亏？吃亏呀，有些老职工家比较贫困，逢年过节杀猪卖肉，有一次剩4斤（没卖出去），我说过年了，咱们花钱买了吧。那时挺便宜，7毛钱一斤。买回来，我借个小锅在宿舍炖了，分给大伙儿吃了。他们吃完了还批判我，为啥批判？说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自个儿做小锅饭。我说我花自己工资买的肉，大伙儿都吃了，完了还批判我资产阶级严重，那会儿没地方说理去，现在看是个笑话。

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是干活。那会儿没有工作8小时概念，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干，早晨三四点钟起床，把场院堆的麦子上的草苫子揭了，用木锹划好垄，隔半小时翻一次，要下午四点钟左右收场。晚上把晒干的粮食入囤，没有输送机，都是人扛，三节跳板，背七八十斤粮食一节一节上去，往上头一倒。 秋天下地收豆子，豆子太矮了，弯腰割一天，腰都直不起来。

1972年，比较左的领导被换掉了，新上来的领导觉得应该让高中生去当老师，他们会比初中生教得好，于是让我去当老师。农工太苦了，能干到老师不容易。

葛柏林：小时候喜欢什么，大了以后自然就对什么有感情。

我在浙江农村长大的，是最早的留守儿童。我父亲在外当兵，把我送回诸暨老家。我跟着爷爷奶奶，他们下地种菜，我去薅薅草帮忙。后来，放学回来挖猪菜、挖笋、挖药材，抓螃蟹、抓泥鳅。石头翻开，螃蟹慌忙蹿逃，钻到篓子里。搞一个竹编的箩，放进肉骨头或者饭粒儿，搞根绳子和石头沉到塘底下，过两三个小时箩拽上来，里边有泥鳅，还有小鱼小虾，拿回家给爷爷下下酒，改善一下生活。8岁的时候，我挖了一个大冬笋，卖了5角钱，被奶奶没收了，我哭了一场。挖药材挺不容易，一次挖半斤一斤，到集市上卖几毛钱，买一碗馄饨吃，我奶奶还说我不会过。

我12岁跟着父亲住在合江农垦局，在农垦局院里搞小垦荒，种土豆、茄子、西红柿。总局大院后面是个垃圾堆，垃圾堆旁边是菜窖，挖菜窖挖出来的黄土堆在旁边。过去的垃圾不像现在有塑料袋、玻璃瓶子，除菜叶子就是煤灰，那时玻璃瓶子是好东西，还留着打酱油打醋呢。我拿铁锹平巴平巴，把黄土在上面覆盖一层，种上了倭瓜、苞米、豆角。豆角顺着苞米秆往上爬，家里的菜基本不用花钱。

林莉：我跟土地可没有这感情。我是在北京长大的。那会儿他们都种扎根树，我说我不种，我可不想在这儿待着。结果种树的都走了，我这没种的倒留下了。

3.

葛柏林：离农场场部70余公里的37连有很多荒地。荒草甸子除了野草，什么都没有，人一进去，蚊子轰地炸开来。我想办开发性家庭农场，自己开荒种地。

1983年，已实现《金星英雄》所描写的场面。过去，垦区的体制跟苏联的集体农庄差不多，吃大锅饭，领导瞎指挥，每人每月35.2元工资，干多干少一个样。1974年冬天，零下30多度，10连派出300多人去挖排水沟。天寒地冻，一镐下去，像弹脑瓜崩儿似的，地上一个小坑。早上6点上工，晚上6点钟回来，一个班分一段，结果这个班刨一个小坑，那个班刨一个小坑，一冬天刨了几十个坑，不够现在挖掘机干半个小时。

那时，动不动就零下三十多度，迎着风走一会儿，脸就冻白了，鼻子也白了，没有办法只能用手使劲搓。不干活冻死你，干活吧，一天干12个小时得累死，只能干一干歇一歇，干一干歇一歇。后来，我说，你非得冬天去挖排水沟，夏天挖多好？冬天一天半方土都挖不出来，夏天挖六七方都很轻松，咱们得科学管理。

1979年我当上了连长，冬天全连放假，后来其他连队跟着学了。

四年后，北大荒搞大包干，10连由895农场最后进的连队变成全场第一，在全垦区1000多个连队中排名前三，两万亩地赢利100万。豆收和麦收的时候，每天都会餐，干出100亩、150亩就收工上食堂吃饭，食堂摆着12个大菜，好烟好酒，酒是剑南春、泸州老窖，烟是上海牡丹、天津恒大。

我们还隔三岔五分东西，什么都分，小麦收完了，分土麦子；大豆收完，分豆皮子、豆毛子；秋菜分白菜、萝卜；还分西瓜、沙果、葵花子，一家6大麻袋葵花籽。张瑞敏的青岛冰箱厂欠两百万债的时候，我们连队分了30万现金，人均3000多，等于我下乡十年的工资。从1968年到1978年，我10年才挣3000多元。那时候有台电视可是不得了，我们10连实现了家家户户有电视。

我们赚的第一个一万块钱给了我妈。为啥？我妈工作一辈子，一直没转正。那时候，我父亲跟我妈说，你干脆就别转正了。我妈听他的了，结果整得我妈工作时间挺长，出勤率还挺高，却没转上正。

林莉：那时，他们俩老打架，我老婆婆在总局缝纫组上班，我老公公是管理科科长，负责职工转正。转正指标有限，他就让我老婆婆让给别人。我老婆婆让完了就有意见了，说你看，跟我一块儿来的都有了退休金，你先让我下来，我连退休金也没，为这事成天吵架。我们说，你们别吵了，我们挣了一万块钱拿给你。那时，银行利息还挺高的，一万块一年有700多，那会儿我们的工资才40，700块等于一个月六七十了。

葛柏林：分奖金的时候，事儿就多了，平时不怎么出力的想争一争，想多拿钱；平时干得不错的，又不好意思争。我发现大包干这种形式还不能实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得另找一种模式。那时，中央电视台在播放美国电视连续剧《草原小屋》，一家人开一辆大篷车，到美国西部开发家庭农场，觉得挺有意思。我们就想自个儿也办个美国式的家庭农场，美国人能干，咱们也能干。

当年我说，想有一块自己的土地，那帮同学都笑我，说你不是做梦吗，社会主义国家哪能让你自己拥有土地，承包土地？终于等到了机会。

林莉：葛柏林一直做这个梦，希望有块地好好种一下，像绣花似的，建个像样的地方，跟美国的家庭农场一样，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意思。

贷款5万元，我购进60推土机、铁牛55拖拉机各两台，大犁、重耙、轻耙、播种机、镇压器各一台，油罐一个。我还在37连承包2000亩次生林，在周围打了防火道。

我们借住的是37连的房子，那房子八面透风，冬天零下20多度，把水缸里的水冻成冰坨。晚上，我和5名农工挤在两米来宽的土炕上，大家开玩笑说，必须喊着号子一起转身。为解决资金，我领着他们打零工，给二道河农场拉沙子。

林莉：农工就是各连队愿意跟我们干的职工，我们雇的，工资比农场职工高一倍。

葛柏林他们用火烧荒，拖拉机翻地，耙三四次才播种。大犁放在那里被人拆走了零件，不能用了，只得从别处弄回一台。他们先开垦几百亩荒地，后來扩成一两千亩地。没有食堂，他们就交伙食费，在37连搭伙。那要连队的职工先吃，剩多少他们再吃，像受气包似的，吃得特别不好。我想，这样时间长了身体就造完了，身体垮了什么都完了，与其那样还不如俩人破釜沉舟一块儿干。再说，家庭农场亏损了，就我那点工资也不顶用。于是，我也就打了报告，辞去小学校长，下来给他们烧水做饭，送水送饭。

什么时候谈的恋爱？1972年，北京缺少师资，来农场召老师那年。知青刚来时不让谈恋爱，谈恋爱就是资产阶级思想，马上斗你，开会整你。有一次领导在会上批评大家，一个知青站起来质问，你闺女多大？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大家一算，敢情18岁就结婚了。知青火了：“你怎么18岁结婚了？我他妈都二十五六了，还不让谈对象！”打那以后就允许了。

让人家扎根又不让人家谈恋爱结婚，那怎么扎根？那时许多知青已经二十六七岁了。

葛柏林是8连的知青，1971年调到了10连，这样我俩就在一个连了。他是统计，我是农工，我们是老职工介绍在一块儿的。

第一印象？我当时觉得他特别土，穿一条带补丁的裤子，补了两个膝盖，平常不爱吱声。不过，我发现他对一些社会现象看得比较透彻，有头脑。下乡那会儿知青大多年纪小，初中毕业的也就十五六岁呗，懂什么？人家一说，他们就相信，人家一撺掇，啥事都干。葛柏林跟他们不一样，他对江青的“文攻武卫”提出不同看法，说他们要文攻武卫，都互相打起来，那就没有文攻了，全变成武卫了，那不乱套了吗？那时谁敢那么说？我听了不敢跟别人说，说了他就是反对江青，就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人家都挺好奇，说你怎么看上葛柏林呢？还说第一个发现葛柏林优点的人就是我。

葛柏林：我跟林莉谈对象前私下里没有接触，只知道她是北京知青，外号叫“林大浪”。

开始也有点误解，后来一接触这人不错。她体育挺好，在学校100米、200米，铅球、跳远都是第一名。她又泼辣能干，能和男的摽着干。能干就招人嫉妒，尤其她的领导觉得她威胁太大，知青里也钩心斗角，不把你踩下去人家上不去。她性子比较直，有些事情看不过眼儿，就跟领导对着干，领导还不收拾她？那帮女的就贬她，叫她“林大浪”。其实，她是挺正统的一个人。

林莉：“文化大革命”时，给他（葛柏林）爸轰到查哈阳（农场）去了。我第一次去他家，他父母还住在羊圈里呢。

有没有动摇？没有。当时没考虑那么多，咱是觉得这个人不错，也不是跟他们家怎么的。他爸是“走资派”，那我爸还是国民党军人呢，都差不多。

我爸是福建长乐人，小时候爷爷走得早，奶奶领着他没法儿过，就给送到饭店当学徒了，后来随着国民党远征军去了缅甸。他级别不高，干技术的，修理装甲车和坦克，沈阳解放时就投诚了。凡是机械的他都懂，人家弹的琴摔坏了，他能修；车坏了，他能修。

葛柏林：“文化大革命”时，全国在查一个叛徒，叫葛清，我爸正好也叫葛清。通缉令发到总局，总局说我们这儿有个葛清，一下子对上号了。正好我爸是1945年参加游击队，打仗时打散了，找不着组织就回家了。后来去上海当了工人，因闹事儿被开除，又跑回浙江老家乡下，中间这两年说不清，叛徒就扣他身上了。后来，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什么罪状，就把他打成“走资派”，下放到查哈阳农场。

刚下去时住一个老贫农家对面炕。他们从佳木斯带两袋面，馒头一揭锅他家六七个小孩就围上来，一人抓一个，一锅馒头就没了。下雨天我妈挑水，刚把缸挑满，他家又喂猪又做饭，一下子缸就见底了。我家从城市下去的，卫生好一点，这边刚收拾完，那边虱子跳蚤就过来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我爸就跟领导说，哪怕给个猪圈羊圈让我们搬进去住也行。

他是犯错误下放的，不把他当成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贫下中农和基层连队都不稀罕管，最后找贫协主席才松口，说给他个羊圈吧。羊圈是间挺矮的小土房，外间15平方米用来做饭，里间15平方当住房，弟弟妹妹睡在一铺炕上，灶坑里烧的是草甸子割的草和地里拉回的苞米秸子。

1975年，她回北京探亲，说哪哪号从北京回来，坐火车到齐齐哈尔，拐到拉哈，让我到拉哈车站接她，去查哈阳看我父母。拉哈车站到查哈阳约60里地，那60里地没有直达车，有时候坐毛驴车，有时候坐小蹦蹦，有时候坐马车，截啥车是啥车，没车走路。我头一次赶到拉哈没接到她，我就有气了，不来拉倒，就回来了。我妈说，可能晚点了，你怎么这么心急就回了？我说，第二天再去接吧。第二天又没接到她，就等，等半天，等到晚上也没等到她，我又回来了。回来后，她就打来电话了，说西安的老舅来了，晚回了几天。第三次去接，我才接到她。

三请诸葛亮，接了三次才接到她。老爷子老太太见林莉圆脸儿，高挑身材，倒是挺高兴。晚上，她就住在大炕上。她住了十多天，回农场我们就领证了。准备了两桌饭菜，老职工和知青们送个茶缸、毛巾、玻璃杯啥的。结婚时，我已二十七八岁了。

4.

葛柏林：家庭农场第一年就赢利了，毛收入11万元，当时一个人工作一辈子才挣4万元多点儿。

有些人就红眼了，说葛柏林的家庭农场沾了连队多少多少光，于是农场就派计财科科长等人来查账。查来查去，农场一分钱没找回去，还给我们找回一万多块钱。当年毛收入变成了12万。连队给我们一亩地摊了20公斤的豆种，谁家撒豆芽呀，一亩地播那么多种子，再说播那么多它也不长，不结豆儿啊。本来我和连队有约定，我们给队里干零活，凡是一千元以下的就不算账了，算义务劳动。连队的森林着火，我们去车去人扑打，拉个大犁，打了一道防火道都没跟他们要钱。

他们说政策变了，把我承包的2000亩次生林收回去了。我来气了，那块地就不要了，给连队了！你不老怀疑我们占便宜吗？我们躲你远远的，找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大荒草甸子重新开荒，重新种地！

1986年，我们搬到别拉洪河边的荒草甸子。别拉洪河是满语，有大水漫岗，河水一圈圈之意，又叫圈河。

四周的好地，水大淹不着，涝不着的，让连队开垦了，我们开垦的是人家不稀罕開垦的低洼地。没地方住，我就买块帆布，往拖车一搭就是棚子，五六个职工住在拖车上，住不下就搭上下铺。我和林莉也找块破帆布搭个小棚子，猫腰住进去。外头下大雨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下小雨。没地方做饭就外头搭个锅台，林莉光着脚丫子在外面做饭。没有自来水，就把泡子28里的水烧开了喝，那会儿没有那么多污染。

后来，盖一间25平方米的小砖房，林莉有了厨房，不用光着脚站在泥水里做饭了。

1987年，我们新开垦的地里种上大豆，豆苗长势好啊。

为赚外快，我们去二道河农场修路，挣了10万块钱，挺高兴的。回来一看傻眼了，家里2000亩地都涝死了，当年颗粒无收，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接下来几年，家庭农场被贬得够呛，有人认为家庭农场挖了社会主义墙脚，雇人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家庭农场的粮食不许随便卖了，必须卖给农场；化肥、农药不给指标了，自己想办法。承受不了政治和经济压力，家庭农场十有八九垮掉了。跟着我们干的技术水平高的职工都走了，又招了一批，没过多久又走了。

1990年，农场只剩我和林莉了。我们吃野菜蘸大酱，喝泡子里的水坚守着。我得了角膜炎，红肿着眼睛行走在齐腰荒草；又挨了雨浇，发起低烧，躺了三个多月不退烧……

农场给我做工作，说赶紧洗脚上岸吧，别陷得太深，别赔得啥也不是，赶紧把地卖了，让我回去当个副场长。

林莉：本来可以不遭这个罪。我有三次返城机会，放弃了。

第一次是1972年。北京中小学教师紧缺，招一批高中知青返城当老师。那机会难得啊，知青大返城前很多人都想走，有的干部子弟门子硬，当兵走了。没关系的豁出去了，工作不要了，户口不要了，赖在城里不回来了。他们宁可扫大街，扫大街的活儿也找不着，你是逃兵，没有户口，什么都没有，人家不给你安排工作，只好当无业游民，父母认养了。

负责招考的是我家亲戚，基本定了召我。那机会多难得，可是我和葛柏林谈对象了，没有走。家人埋怨不？反正不高兴是真的。

1977年恢复高考，我本可以复习复习参加高考，离开农场，也放弃了。要考能考上不？我觉得应该能考上，我那会儿当老师，扔的不多，不像他们干农活不接触课本。我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都当过，中心校校长也当了好几年。

第三次是1979年，我爸退休，让我回去接班，工资关系都办了，我没走。有孩子了，我走了，他和孩子就扔这儿了。或者各回各地儿，他回佳木斯，我回北京，可是长期分居也不是个事儿。我还是比较注重感情的，所以就选择留在这儿。接班的名额给了我妹妹，她顺当回去了。

葛柏林说，你看知青上山下乡大帮来的，如果随着大帮回去，住房没法解决，工作没法解决，二十多岁三十几岁，回家吃爹的吃妈的，也不是个事儿。再一个，上山下乡将近十年，年轻的时候在这里学的是农业，回去了用不上。我回去了或是当老师，或是干别的；他回去进工厂给师傅递扳子、递钳子，伺候师傅，十年的农业底子就白费了。

当时考虑挺多，就没有回去。不过，心里也不好受，一个车皮呼噜呼噜来了，人家都回去了，就剩下我们，总觉得有点儿没着没落的。

我家下乡三个就我没回去。弟弟到延安插队，第二年分到陕西铜川三线农场，在那儿待了一年多就回北京了。我弟弟回去后像我爸一样搞了机修。1986年，我爸走了，那年他66岁。

葛柏林：我也有几次返城机会，佳木斯物资供应站调我，我没去；检察院调我，我也没去；八一农大也没去。

高考一起考？我俩读过高中，考上的概率肯定会高一些。不想考，都30岁了，念书期间没有工资，没有住房，已有了儿子，你说我们怎么办？

5.

葛柏林：在家庭农场最困难的时候，有的家庭农场主把地卖了，洗脚上岸了。有人说，别人都不干了，你怎么还在地里干呢？那时，我还在开荒，规划农田，让它更适合机械化作业。我还在投资种树，挖沟修路。我们那块地是低洼地，要用推土机隔一二百米挖一趟排水沟，涝时好把水排出去。

我高息贷款一百多万，雇人像燕子垒窝似的一点一点将四周垒成坝，个别洼地围堰，用编织袋装土围起来，下大雨水流进沟里，抽出去了庄稼就没事了。有坝围着四周的水就进不来。有一年发大水，四周的水比里头高1米5，要是不围坝的话，庄稼就全军覆没了。

坝有多高？一米六七、一米七八。

有人说我这不是傻吗？我这么干，有两个原因，第一，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我认为不可能变，农民再吃大锅饭，只能饿死；第二，农村的个体承包全都取缔的话，国家怎么安排这么多人的生计和工作？我认为家庭农场这个大方向是不会变的。

除农田基本建设之外，我还种树，1990至1991年栽红松300亩；1994年，植树造林2000亩。

种树不赚钱烧钱，那为什么还要种？我从小在浙江，成天在林子里转。我是从林子里出来的，一进林子就像到家似的，感觉非常亲切，非常舒服。

我们开垦的那片荒地原来叫北大林子，地势高的地方是林子，低处是湿地。知青在的时候，林子被砍光了。那些年，一到冬天知青就去林子里砍树，盖房、取暖、做饭，用的烧的都是木头，这片林子砍完了，砍那片林子，挨片儿砍，见林子就砍，争先恐后地砍，等知青走时几乎所有林子都被砍光了。

我们开荒时，那地方一棵树也没有，想找一根搭帐篷的棍子都找不着。生态平衡破坏了，树没了，野生动物都跑了，光剩耗子了。耗子特别多，开荒种地打了点儿粮，堆在仓库里，100个麻袋有80个让耗子给嗑个稀巴烂，粮食流一地。

我在那儿建新点后就种树，先建了三亩的苗圃。当年知青砍树把北大荒给祸害够呛，等于还账了，既为自己还，也为那些砍树的战友还。当年砍树是命令，军事化砍伐，你不砍行吗？可是，树苗存活率很低，有的被杂草吃掉了，有的被耗子嗑一圈儿嗑死了，有的被虫儿咬死了，成活一棵树，得补苗儿好几次。

1997年，我买入进口大马力M160，耙地由日80亩提高到日400亩，中国农民终于可穿白衬衣下地作业。那年秋天遇特大水灾，买了5台水泵日夜往围堰外提水排涝，总算免遭灭顶之灾。

对了，1996年还干了一件傻事，用200亩熟地换回湿地中的小开荒。

我们那个开荒点在高岗上，高岗下面是一片湿地，三面环河：一条新河，一条老河，一条废河。我們把湿地的口堵上，确保5000亩湿地常年积水，这样一来，里面的泥鳅、鲫瓜子就特别多。给我们盖房子的施工队用抬网抬了一个来回，抬到两大肥料袋的鱼。冬天，十连的一个小子去打鱼，打了几万斤。冬天水一排，只要接一个网兜儿就能抓到鱼，可是我们不抓。为什么不抓？你把鱼抓走了，鸟儿吃啥？几万斤鱼都是小鱼小泥鳅，你祸害多少生灵？不抓。

年头旱湿地就干了，湿地里也有高岗，一条一条的，有人跑进去开荒，结果种一年赔一年，为什么？年头涝四周都是水，只能颗粒无收。我跟农场领导请示说要建一个湿地，领导挺开明，说行吧，你自建自管。我们就用一块200亩的高岗地把湿地里面的开荒地全部换回来，将整个湿地连成一片。

建湿地没有什么效益，围起来得花钱，年年管理得花钱。为什么保护？我们开垦荒地以后，鸟没处下蛋，在草稞子里下蛋，结果一犁地，把鸟蛋都犁碎了，有了湿地，鸟繁衍生息就有了地儿。大雁南迁的时候，可以在湿地落落脚，像驿站一样，喝点水，吃点东西，完了继续南飞。湿地又是地球之肾，补充地下水。

从长远看，把北大荒原始面貌保留下来，子孙后代能看到亘古荒原是什么样，他的前辈是怎么把这么低洼的塔头、草甸、芦苇荡开垦成稻田。湿地开发之后再恢复是不可能的了，破坏容易，恢复很难，保留下来的湿地从价值来讲不可估量。

这是中国农民第一个自费建的1000亩湿地保护区。

林莉： 每年种树，十年林子就长成了气候。三十年种了一百多万株吧，也没细数过。现在都挺粗的了，直径得有30厘米了。现在看那片林子可漂亮了，落叶松、樟子松、红松，树阴下一片松针，特漂亮，还有核桃楸、山核桃。林子里长着灰菜、蕨菜，8月下了雨，就可以进去采蘑菇了。

小动物都来了，狍子、黄鼠狼、狐狸、花狸棒子、小松鼠、猫头鹰，还有一种像小雕那样的，哧溜哧溜，飞得特别快。

黄鼠狼挺好的，它光咬耗子，不祸害农场养的鸡鸭鹅，掀开帆布底下一堆一堆的耗子，那是黄鼠狼抓完了冻成一堆，储备起来过冬吃的。我们打的粮挺多，有时候卖不了，快开春才能卖，100个麻袋被耗子嗑不了几个，生态平衡了嘛。

冬天就扔点吃的，天冷，雪大，那狐狸、黄鼠狼别找不到吃的，我们不祸害野生动物。看到狐狸的时候少，它躲着人，有人看到一只大狐狸带着一只小狐狸，在田头翻地鼠。有人上湿地打林蛙，我们买了都放了。有一年地里长了很多地老虎，老嗑豆子根儿，也没打农药，飞来很多乌鸦，把地老虎吃了。

葛柏林：我在全垦区20多万个家庭农场中，从规模、现代化程度、粮食产量、销售收入来看都是拔尖的。2003年，我被评为全国十大种粮标兵。2007年十七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生产模式之一。我们家庭农场现有林地4000亩，湿地1000亩，耕地6000亩，最高的年头打了150吨大豆，要是50吨一个车皮子，整整30节车皮。还有小麦，一千七八百吨、两千吨左右的产量。看到那么多粮食，是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年年种，年年卖的，有时候也愁卖。

我们是中国最美的家庭农场，有大湿地、大农田、大农机、大森林、大产区，符合习总书记提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在全中国找不出来第二个。

现在到我们家庭农场，门一推开，就像是当初我想的那样，库里满满的，想吃啥就吃啥，池塘里有鱼，圈里有鸡鸭，鸭蛋、鹅蛋一缸一缸的，基本实现了当初的理想。

我们这儿三十多年，走过了美国好几百年的历程，人家的家庭农场有二三百年、三四百年，祖祖辈辈经营，咱们三十年完成了，所以付出的辛苦肯定比人家多，是不是？

林莉：现在有10多个职工，六七个干活的，四五个看点的，冬天有鱼池，扫扫雪什么的。我们俩岁数大了，都七十了，地就承包给别人了，我们就管管林子，收拾收拾鱼池。林子本身没有收入，有时候农场上我们那儿挖树苗，也没跟他们要钱，都是白挖。

空气好着呢，氧吧似的。你要是在城市待惯了，上这儿住一个月放松放松，挺舒服的。那帮知青来了就说，知道农场像现在这样，还不如不走，北京我不愿意回，猪肉这么肥。我回北京从来不吃猪肉，都是机械化生产的，没法吃。那边乌烟瘴气的，在这儿惯了，回去以后他们不觉得，我的后脑勺特别疼，走几里路觉得怎么那么累呢。回来吧，天天溜达也没事。北京买一个厕所赶上咱这儿一栋楼了，有的知青到现在还住在十几平米的小房里，把房子腾给儿子，自己租个小房的都有。我们在北京有没有房子？有，我妈那房子我买了。

儿子是北京户口，从小在哈尔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大概十六七岁的时候回来跟着我们干。他不愿意待在北京，嫌北京太闹腾。我妹妹的孩子早上六点多就出门，一个多小时在路上，来不及吃饭，就买小包子、灌饼什么的，在公共汽车上吃。这儿的生活节奏比较慢，到点下班，到点吃饭，到点睡觉，挺美的。

我孙女在北京读高中，也是北京户口，想考北京公安大学，成绩还行。

葛柏林：有知青回来，我就说，你们有本事的走了，这才把我们“冒”出来，要不然我们还“冒”不出来。

儿子儿媳妇都在家庭农场干活，给他们发工资，比别人略高一点，也高不了多少。按照我的家庭农场的模式来说，农场主只有我们两口子，儿子、儿媳妇都不是。

人家美国讲金融世家、农业世家，咱们也不能断档啊，既然是从农业发展过来的，那儿孙辈的接着干这个，农民世家，一代代地接下去。

①1955年至1961年为第一次上山下乡，1962年至1965年为第二次，1968年至1980年为第三次，1979年，全国仍有24.7万人。（《北京日报》1998.7.26）

②《中国青年报》2011.10.26.09版博物馆里的知青记忆。

③见《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为最荒远之地；“不咸山”，即长白山；“肃慎”，古代东北民族，现代满族的祖先。

④这两句诗来自聂绀弩的《北大荒歌》。

⑤此为1985年末尚在北大荒的官兵统计数字。

⑥鳳凰网·历史《失落的一代》：至今尚有八十万知青永留农村。

⑦即浙江生产建设兵团。

⑧⑩东北话，即欠的意思。

⑨东北农村称丈夫为“掌柜的”。

?北大荒人称知青为“青年”。

?即福利镇（福利屯），集贤县政府所在地。

?即友谊农场，号称中国第一农场，位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南，三江平原大片沼泽地边缘，场西南有七星河环抱，与宝清县为邻，西北有漂筏河、扁石河围绕，与集贤、富锦市接壤，锅盔山余脉零星地坐落在西邻，成为与双鸭山市和集贤县的天然屏障，三江系大片的原始荒原、长期积水的沼泽地遥遥延伸至挠力河谷和乌苏里江畔。

?国家的，属于国家政府的，由国家政府经管或提倡的。

?小集体企业按举办的主体可以分为街道办集体企业（包括劳服企业、五七工厂、家属工厂）和乡镇（社队）办企业。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工资福利由企业负担，自负盈亏。

?大集体是县和县以上部门举办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包括手工业合作工厂，大中城市、区和县属工厂等。这种企事业单位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归市、县工业局（科）管辖范围内的集体单位所有。

?全民即国营。

?东北话，指从一侧或一端托起重物，有掀的意思。

?14平方米

?指八五九农场。

21 过去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称之为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管理总局，下边的分局称为管理局。管局为管理局的简称。

22 即分场场部。

23指他上海的女友。

24即黑龙江省建三江第一中学，系黑龙江省农垦总局重点高中和示范高中。

25 东北话，有刮的意思。

26 指2015年。

27 圈河即别拉洪河，系乌苏里江下游左岸一条支流，位于黑龙江省三江平原的东部。别拉洪河系满语，意为“大水漫地之河”。

28 泡子，通常不和外界的其他河流或湖泊连接，是死水，而且一般不会很大，水也不深 。

作者简介

朱晓军，男，教授、一级作家。在《北京文学》《当代》《中国作家》等报刊发表作品约三百万字，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与《中国文学年鉴》。出版有《一个医生的救赎》《高官的良心》等长篇报告文学16部。发表在本刊的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先后荣获鲁迅文学奖、新中国60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中国短篇报告文学奖等奖项。现任教于浙江理工大学。

杨丽萍，女，家庭期刊集团总编辑、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报刊发表报告文学、散文近百万字，先后荣获徐迟报告文学奖、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北京文学》奖等奖项，长篇报告文學《快递中国》（合著）被改编为电影与电视剧，2018年入选中央和国家机关推荐的11本好书。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