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姆斯基接受专访畅谈：民主的危机与人类的未来

参考消息网10月16日报道 日本《钻石》周刊近日刊载题为《民主的危机与人类的未来》的文章称，麻省理工学院荣休教授诺姆·乔姆斯基教授是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经常对世界的现状发表基于自由主义立场的犀利点评。本刊就如何在今后的世界中求生存这一问题听取了乔姆斯基的观点，涉及特朗普总统的行事风格、对美联储的质疑和民主的危机等问题。

以下为部分专访内容。

特朗普能源政策很危险

记者：特朗普总统使用推特表达他的所思所想。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可以方便快捷地了解到当权者在想什么，这称得上是一种全新的民主操作手法吗？

乔姆斯基：每一条推特最多只有280个字，这能说明白什么呢？无法传递有价值的信息。特朗普不过是将推特有效地作为向支持者喊话的扩音器来使用，可以说他很聪明。但是这和民主没有半点关系。

问：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已经出现了“特朗普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这样的论调。

答：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危险之极。放宽作为危险化石燃料的煤炭的使用限制，推行让人类在10年到20年后无法有序生活的政策。

无论是特朗普本人还是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士都清楚“气候变暖”的危险性。特朗普在爱尔兰拥有高尔夫球场，还曾向爱尔兰政府申请在球场周围修建高墙，据说理由正是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前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曾是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公司的CEO。该公司的科研人员早在上世纪70年代起就在进行气候变暖的研究，可谓这一领域的先驱。蒂勒森当然深知气候变暖的危险性。

这些人明知气候变暖的危害，却仍然表现出“只要现在能挣钱就无所谓人类是否会在不远的将来无法继续体面的生活”这种态度。这就是所谓终极的邪恶，不是吗？

问：美联储原本具有不受联邦政府影响的高度独立性，但是这个独特的存在不仅在美国国内，甚至在全世界催生了贫富分化，是不是？

答：的确，美联储要在联邦政府的管辖内开展活动，并不能完全自由地行动。其主要工作是保证美国国内的充分就业和遏制通胀，实际上现在只剩下遏制通胀这一件事儿可做。

原本将通胀率控制在2%以内这件事就没有什么明确的根据。由于美元是全球基础货币，美联储也扮演着世界央行的角色，这使得美国可以通过其利率政策打击发展中国家。

民主受到富裕阶层攻击

问：特朗普能够当选总统得益于民主体制，欧洲极右政党的突进和独裁政治家的上台也得益于民主体制，这意味着什么？

答：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最近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崛起，这给全世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普通民众收入停滞，公共服务倒退，而一部分有钱人却受到优待。普通人对此感到愤怒和不安。这种愤怒需要寻找替罪羔羊来释放，在欧洲，他们选择了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的难民。

问：即便如此，极右翼政党的显著跃进还是令人吃惊。

答：2017年9月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异军突起，这也是有原因的。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有一家为特朗普、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和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工作的媒体公司。他们的代理人集合在脸书公司的柏林分公司，获得了脸书所掌握的人口统计学数据。

所谓人口统计学数据包括性别、年龄、居住地、收入、职业、学历、家庭成员构成等等。这家媒体公司在对德国选民的数据进行分析后，找出有针对性的目标开展造势活动。德国选择党的迅速崛起也是这种造势活动影响的结果。

问：民主的理念正在落后于时代吗？

答：不是这样的。如果民主的理念得到正确践行，依然是有效的。

“人类世”需要新生存方式

问：最后一个问题，人都有善恶两面。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

答：好问题。现代人出现在地球上大约是20万年前，但眼下是一个特别的时代。我们正在面临祖先未曾遇到过的问题。人类已经成为给地球这颗行星带来强大影响的存在。

据地质学家们所说，从1950年前后开始，地球进入了叫做“人类世”的新的地质年代。这与人类试验并使用原子弹几乎同步。但是这70年间，人类大量使用化石燃料，人口爆发式增长，成为加剧全球变暖的存在。这些证据就留在地表。

甚至是动物灭绝的速度也与6500万年前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恐龙灭绝的那个时代一样。如果对目前的局面听之任之，人类将无法继续维持体面的生活，而现在还活着的我们必须做出决断。

虽然特朗普等人决定对现状置之不理，但是我们能否防止因为海平面上升6米到9米导致南亚沿海地区数百万人口沦为难民的情况发生？答案就在现在。

每年《原子科学家公报》新年号的封面都会印有“末日时钟”，2018年末日时钟已经指向了差两分零点。这还是1953年美苏成功进行氢弹试验以来的首次。驱动时针的不仅是核武器，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破坏、生命科学的负面威胁等也被考虑在内。是时候拿出我们的决断力了。

【延伸阅读】美媒文章：西方民主遇重挫，还有机会“自救”吗？

参考消息网5月8日报道 美国《外交》双月刊5／6月一期刊登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世界价值观调查机构创始人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文章《不安全的时代：民主能够自救吗？》称，西方民主制度正在经历最严重的挫折，在发达国家，如果社会和政府不能解决根本的动因，那么当前的民粹主义浪潮就会持续下去。如果发达世界继续沿着目前的轨道走下去，民主就可能走向消亡。但是，这种衰落并非不可避免，如果出现新的政治联盟扭转近几年来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趋势，并确保自动化带来的好处得到共享，民主仍然能够重回正轨。

民粹主义运动威胁民主制度

文章称，过去十年里，民粹主义运动的日渐强大已经威胁到民主在一些富裕的老牌民主国家的长期健康发展，这其中就包括法国、德国、荷兰、瑞典、英国和美国。

好的一面是，自从代议制民主制度首次出现以来，民主的力量不断扩展，并在现代化的推动下不断向前。坏的一方面是，自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兴起以来，世界正经历最严重的民主挫折。

文章称，民粹主义运动之所以能获得更多支持，直接原因是对移民的反对。发达国家迅速的文化变革和就业保障的减少，使得民众对移民的反对加剧。

文章称，一方面，文化和人口构成变化使得年纪较大的选民觉得他们好像不再生活在自己刚出生时的那个国家。另一方面，高收入国家正在采用替代就业的技术，比如人工智能，这种技术有可能让人们变得更富有、更健康，但往往会带来经济上赢家通吃的局面。

“拯救”民主需要消除社会不平等

文章称，民主经历的这次最新挫折是否会永久存在，将取决于社会如何解决上述问题，而这需要政府的干预。除非发达国家出现新的政治联盟，否则它们的经济将继续空心化，大多数人的经济安全将继续下降。高收入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健康要求更加重视再分配政策。

文章称，从1989年到2014年，作为《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一部分，民调机构询问世界各地的受访者哪种说法更好地反映了他们的观点：“收入应该更平等”还是“收入差距应该更大，以便为个人努力提供激励”。在最近的调查中，包括美国在内的65个国家中，有51个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赞成让收入变得更平等。

文章称，美国最富有的两个人——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主张对富人增税。他们还认为，遗产税是一个相对无痛的办法，可以为教育、医疗、研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筹集急需的资金。但强大的保守派利益集团使得美国继续大幅削减对富人的税收并削减政府开支。

“拯救”民主需要保障就业

文章称，两个世纪以来，现代化的力量一直推动着民主的发展。随着国家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曾经分散在农村的人们搬进城镇，开始在工厂里合作。这使他们能够进行沟通和组织，而工业化推动的经济增长使他们变得更加健康和富裕。经济和现实中的更大安全导致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不再那么重视生存，而是更多地关注一些非物质的东西的重要性。

经济增长与教育程度的提高也是携手并进的，受更多的教育使得人们掌握更多的信息、更善于表达和组织，因而可以更有效地推动民主。最后，随着工业社会的成熟，就业岗位从制造业转向知识领域。这些新的职业减少了一些常规工作，让人更独立。工人不得不自己去思考，而这也将扩展到他们的政治行为中。

文章称，自动化的兴起正使社会变得更富有，但政府必须进行干预，重新分配一些新资源，以创造有意义的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需要在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研发以及艺术和人文领域增添一些人性色彩。政府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改善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而不是使企业利润最大化。找到有效办法实现这一目标将是今后几年的主要挑战之一。

民主以前也曾经历过倒退，但终究东山再起。但是，只有富裕国家解决了近几十年来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并对向自动化经济的过渡进行管理，今天的后退才能逆转。

（2018-05-08 18:55:30）

【延伸阅读】郑永年文章：西方民主演变为“福利拍卖会”

参考消息网1月24日报道 新加坡《联合早报》1月23日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题为《“不纳税、有代表”与西方社会危机》的文章称，尽管经济全球化为资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资本的财富不是国家的财富。当资本越来富裕的时候，普罗大众反而变得贫穷了。这就是今天西方收入差异巨大、社会高度分化的现状。

西方社会区域预算失控

文章称，西方社会今天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甚至危机，尽管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例如经济发展周期）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各种制度因素），但更多的往往是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互相交错和互相强化。

在经济和政治复杂的互动过程中，有一个转型构成了今天西方社会所面临问题的制度根源，那就是，从“无代表、不纳税”到“不纳税、有代表”的转型。

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西方国家从马克思所批评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演变成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国家。

文章称，福利社会是典型的“不纳税、有代表”的制度。不管一个人是否无纳税，但其手中的“一票”保障了其利益是可以被代表的。人们对这个制度可以大书特书，因为它的确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杆。

但问题在于，这么美好的制度是可以持续发展的吗？

文章称，在大众民主社会，政府的基础已经从资本转移到选票，即民众。当选票和政权趋于合一的时候，政府的公共服务上的预算就失去了控制。

今天大多西方社会预算失控主要是过度的社会费用。诚如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生前所观察到的，西方民主已经演变成为福利拍卖会，谁出价高，票就投给谁。

福利社会难以持续发展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尽管因素很多很复杂，但“一人一票”制度显然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

文章称，就社会经济来说，“一人一票”的结果就是“一人一份”，即一人获取一份福利。这份福利权利是得到了制度保障的，因为有选票，也就是“有代表”。不过，“一人一票”能够保障每一人得一份，但没有任何机制来保证每一个人贡献一份，也就是说“不纳税”。在没有任何机制保障“一人贡献一份”的情况下，福利社会就必然面临可持续发展危机。

进而，福利社会也造就了大政府。只有政府制定的社会政策才能覆盖全体公民，才能体现现代社会的“公民权”。

但严峻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福利社会首先导致了政府规模的大扩张。大政府不仅消耗了过多的纳税人的钱，而且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如果不工作也能过体面的生活，那么如何保证不养懒人？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哪里来？那些勤奋工作的人的积极性如何不受负面影响？很显然，当越来越多人不用纳税而能享受不错的福利生活时，那些纳税人的工作积极性就受到打击，从而鼓励更多的人不想工作，越来越少的人纳税。

文章称，尽管经济全球化为资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资本的财富不是国家的财富。当资本越来富裕的时候，普罗大众反而变得贫穷了。这就是今天西方收入差异巨大、社会高度分化的现状。

资本无法和大众“共命运”

文章称，一句话，这些问题是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三者之间失衡的产物，问题的解决就是要使得这三者之间重新获得平衡。

因为全球化，今天的西方社会出现了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这些能够影响到政府行为，但基本上影响不到资本行为。资本已经为自己在全球范围内建构了平台，既能享受到一个国家的好处，也能够逃避这个国家所设置的规制。

一边是资本强权，一边是政治弱化，这使得西方社会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

文章称，北欧一些国家开始施行向每一个人发一份工资，使得工资与工作脱离。这可视为是传统福利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在这些社会的福利已经很高，再增加“一人一份工资”可以承担得了。

文章称，不过，所有这些能否解决问题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除非资本的道德水平提高到非常高的程度，不再那么自私和贪婪，能够和普罗大众“共命运”；除非普罗大众的道德水平能够到达一定的水平，不至于趋于懒惰，滥用福利制度。在没有根本性制度变动的情况下，任何善意和良好的设想都是没有任何保证的。

（2018-01-24 10:22:47）

【延伸阅读】美媒文章：全球化进一步凸显西方民主脆弱性

参考消息网1月15日报道 美国《沃克斯》杂志网站1月10日发表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资深学者布兰科·米拉诺维奇的文章《这些20世纪初的学者对21世纪政治的哪些论断是正确的》称，与当前时代（也就是过去10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最相似的历史时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时期。这两个时代的共同特点是全球化扩散以及技术（尤其是通信技术）出现重大发展，以及存在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

因此，如果阅读一战前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作者的著作，我们会获益良多。让我们集中关注：全球化及其在富裕国家造成的阶级分裂、民主面临的威胁。

精英与劳动者利益冲突犹存

文章称，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在几部论著中（但最著名的是在1902年的《帝国主义》一书中）陈述过如下颇具预见性的观点：富国严重的国内不平等使得国内总需求趋弱，却导致我们当今所说的“最富有的1%”手中积聚了大量可投资资源。这些资金被用于在国外投资，降低了对国内劳动力的需求。

我们当今面临类似问题：严重的不平等产生了巨额资本，而这些资本在等待利润丰厚的投资机会。资本所有者获取利润的方式要么是借贷给可能无力偿还贷款的人（全球金融危机的诱因之一），要么在国外做业务外包和投资。

霍布森正确地指出了富有精英与劳动者之间至今仍然存在的利益冲突。

文章称，解决方案要么是缩小不平等，要么是实行包括资本控制在内的保护主义。不过，各国当前在这方面仍然迟疑不决。保护主义与长期以来的全球化信条存在冲突，没有一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在考虑采取缩小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措施。

文章称，在审视20世纪初的经济形势时，魏玛公国时期的社会民主党要员鲁道夫·希尔弗丁在1919年出版的《金融资本》一书中讲述了大型工业联合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共生关系。他对日益加剧的经济垄断和卡特尔化感到担忧，而包括弗拉基米尔·列宁、罗莎·卢森堡和尼古拉·布哈林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作者也注意到了这些趋势。经济权力集中和精英间的“个人关系”保障了富人施加的政治束缚：政府日益成为富人保持和扩大经济权力的政治工具。

文章称，我们看到了与当今的明显相似之处。在这个时代，新的信息技术巨头控制着信息技术市场的庞大份额，避免交税，大举购买媒体公司的所有权并为政界人士提供资金。

煽动民众是西方民主副作用

文章称，这就不得不说一说民主的脆弱性。想想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它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特征，也是美国重新产生兴趣的对象。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1904年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准确地将之判定为“政治意愿坚决的资本主义”。他在去世后出版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发展了这一观点。他写道：“只要存在包税制的地方，……就存在政治资本主义。”

说到当今的“包税制”，只要看看卢森堡以低税率吸引亚马逊的业务就行了。美国在伊拉克和其他国家的战争养活了许多靠政府合同生存的公司。

文章称，这些老牌作者还敏感地注意到了煽动民众的政治学。韦伯说，这是通过做出不切实际的承诺来操控选民。他认为煽动民众的行为抬头是西方政治风气的独有现象；它是民主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副作用。韦伯认为，煽动民众的行为最早出现在地中海沿岸的城邦国家，然后通过党派领导人的角色扩散到了西方议会制当中。

毫无疑问，如果不是煽动民众，英国根本不会脱欧。煽动民众也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波兰右翼的法律与公正党领导人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普京利用议会压倒多数实行统治的手段。

文章称，老一代作者不能围绕当今特有的问题向我们提供现成答案。不过，老一代作者能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全然是新的或者绝无仅有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告诉我们，为了防止这个全球化时代像上一次那样以战争告终，有哪些事情是我们不应该做的。

（2018-01-15 10:52:39）

【延伸阅读】西媒文章：2018年西方将陷入民主混乱

参考消息网1月9日报道 西班牙《先锋报》网站1月1日发表题为《2018年：民主混乱和数字世界扩张标志着发展的一年》的文章称，相信在2018年会出现更多的市民反抗运动，很多情况下，这些运动还会得到政府机制的支持。

文章称，2018年无疑会比2017年更美好，极端贫困和饥荒几乎消失，艾滋病和疟疾等各种疾病将会得到有效遏制，但对民主的滥用和数字世界的扩张将是这一年的主要标志。

控制媒体即控制世界：不会宣传的领导人不是好领导人，因此领导人都致力于宣扬自己的思想，社交网络就是他们的强大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是这种新式领导人，他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看新闻、发推特。

文章称，社交网络的作用不再是促进沟通，而是推动集团意识，现在人们上脸书或者推特网站不是为了寻找不同观点，而是为了印证已有的看法，强化我们的身份和观点。一个由国家、政党和权力集团推动的操纵和宣传产业已经诞生，它的目标就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调整我们的思维方式。

网络资源在特朗普的胜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民主党人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也会使用相同的手段，他们很有可能赢得众议院的绝大多数，然后发起对特朗普的弹劾。

文章称，身份决定一切：传统政策的衰落让极端政党赢得了空间，左右大选进程，而对于这些极端政党尤其是保守民粹主义而言，身份便是一切。两极分化的政治辩论打破了共存空间，令政局不稳，政府变得更加脆弱。少数派执政的特雷莎·梅政府便是例子，甚至连默克尔的政党都正在丧失力量。

另一个极端是绝大多数主义，东南亚社会对此现象最为熟悉，国家的政治命运由民族或宗教绝大多数者决定。西方国家的民主也是由绝大多数人的态度所决定，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消除少数派在选举和议会中的力量。

文章称，失败的国家如阿富汗、南苏丹和索马里等将继续失败，而其余国家将面对紧张的国内局势。欧盟以外很少有领导人能够领悟，国家主权不是被共享，就是要失去。马克龙理解这一点，因此今年将更加努力地推动欧盟一体化。但马杜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委内瑞拉的孤立主义将使玻利瓦尔革命的缺陷进一步展现。特朗普和马杜罗的民族主义在欧洲也有追随者，它将导致两国国内政府与拒绝接受民族主义政策的社会大部分民众渐行渐远。因此，国内将出现市政府和私人机构领导的市民政治运动浪潮。相信在2018年会出现更多的市民反抗运动，很多情况下，这些运动还会得到政府机制的支持。

（2018-01-09 11:58:22）

【延伸阅读】美媒文章：西方不少年轻人对民主失望

参考消息网11月6日报道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10月31日刊发题为《千禧一代放弃民主理念了吗？》的文章称，尽管罕有人认为民主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大多数国家的年轻人平均来说仍然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价值观。

支持极端势力

本月初，31岁的青年才俊塞巴斯蒂安·库尔茨当选奥地利新总理。以民粹主义和反移民竞选纲领当选的库尔茨只是世界各地众多反当权派的候选人之一，他们因年轻人对自由民主、中间派候选人和民权进程的兴趣日减而获益。

文章称，库尔茨的胜利表明了全球年轻人的一种叛逆心理，这种心理帮助了政治上走极端的政党和候选人。9月，德国选择党获得了年轻选民的支持，成为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个在议会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极右翼政党。此外，尽管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今年年初为法国的温和派获得了巨大胜利，但在该国的年轻选民中，他是第三选择，这些选民（在第一轮中）青睐极左翼的马克思主义者让-吕克·梅朗雄以及极右翼的民族主义者玛丽娜·勒庞。

文章称，在更远的东方，日本的安倍晋三、印度的莫迪和菲律宾的杜特尔特全都倡导社会上的保守主义和把国家放在首位的政策，而且与战后最初几十年不一样的是，这些领导人最大的支持群体是年轻人，而非老年人。

不屑民主理念

文章称，媒体评论员们对于这种全球的千禧趋势提供了令人困惑的解释。有时，他们解释说这是向左转，而有时又说这是右倾倾向。然而，让全球的千禧一代团结起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对自由和民主中心的背离，而非传统的党派观念。而且，他们的目标与他们的父母年轻时不一样。他们不想破坏现有制度实现个体解放。他们想要的是重建并加强这个制度，以使其可以保护和照顾个体。

文章称，千禧一代对民粹主义候选人的支持与最近的几项研究结果相符，这些研究显示了年轻人对整个民主理念的普遍不屑。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人中只有大约30%的人认为生活在民主国家是“绝对必要的”。而在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人中，持有这一观念的美国人占75%。在另外一项对欧洲千禧一代所作的研究中，只有32%的人把民主作为他们五大最重要的社会价值观之一。

文章称，确实，千禧一代也和老一辈人一样不信任政府：美国18岁至29岁的人中信任政府“总是/大多数情况下”会采取正确行动的人只有27%。但是年轻一代的信任程度的下降没有老一代人幅度大。

寻求稳定秩序

文章称，为什么年轻人对自由民主大失所望？在欧洲，年轻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从15%到48%不等）和悲观的经济前景令许多人相信，这个制度根本没有发挥作用。边缘政党在一些认为自己被欧盟背叛的年轻人中的影响力最大。与此同时，美国的千禧一代对于在他们看来故步自封、腐败不堪、面对问题束手无策的政府也厌烦透顶。

文章称，千禧一代对于民主的怀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他们在历史上的位置所造成的。正如政治学家亚沙·蒙克和罗伯托·斯特凡·福阿在《华盛顿邮报》中所指出的那样，千禧一代对非自由的选择方案的接受，可能反映的是他们“缺少生活在独裁主义政权之下或者反抗这种政权的亲身经历”的事实。

文章称，这种态度还源于对未来的不同看法。如果领导人无法保证他们长期的经济安全和繁荣，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担心。

文章称，尽管罕有人认为民主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大多数国家的年轻人平均来说仍然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价值观。但是他们对民粹的专制主义者的喜爱透露了对温和的中间派来说一个深深的担忧。单凭年轻人对更有力的治理的渴望可能不足以引发一场革命，但是可能为需要他们支持的年长激进派打下基础。

（2017-11-06 1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