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笔下的父亲形象变迁

安俐洁

内容摘要：人对于自身的理解，一直在以人性论为支点发生偏移和转动。而亲缘关系被认为是人性中最为稳固的坐标。因此，父亲的形象就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人性指示作用。父亲不仅仅是一个家族身份，还因为内在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结构里，所以父亲一直代表着权力和威严。与之相对的，则是被压抑和忽视的子一辈。由此等级关系引申出来的顺从也好，反抗也罢，通常在思想更新的时代里“父亲”会被认为是阻碍社会进步和人性解放的负面形象。但是，随着对于人伦的认识加深，父亲的形象也不再是固执的权威或无赖的流氓，他们终于从恶的废墟中爬出来，回到了真实而平稳的秩序中。

关键词：父亲 丑恶 人性 平凡

从古希腊起，父子关系就是一组水火不容的矛盾，甚至子一代常常挥刀向父，以示颠覆旧的秩序、埋葬旧的时代，或者离家出走，自主地寻访精神的原乡。比如克罗诺斯阉割了父神乌拉诺斯之后，宙斯也推翻了自己的父亲克罗诺斯，接管诸神重建神系。在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阐释里，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的无意之失，也正应证了他内心长久以来对于父亲的不服膺和弑父冲动。在传统的中国文化里，父亲是稳固的乡党秩序，乃至王权秩序中的第一个环节，哪吒剔骨还父、剜肉还母的情节，是对于“亲恩大过天”的最有力反证。在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中，白嘉轩不仅在白家，还在整个白鹿原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革命和战火烧来之后，他的儿子孝文和小长工黑娃，都以不同的手段推翻了他的绝对统治。二十世纪大变革的降临，不仅打碎了君权，也让父亲的被揶揄、嘲讽和推翻，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必然注脚。实际上，无论是天一样神圣的父亲，还是无赖鼠辈一般的父亲，都是人性认识之路上历史性的折射。

一.父亲变形记

余华似乎从来都没有忘记要在自己的文学里，刻画至少一个父亲。

最早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少年的茫然四顾，还看到了父亲形象的巨大变异。他脸上的表情捉摸不透，冷静却温和，既不严厉也不慈爱，仿佛是一个陌生人。“临行密密缝，游子身上衣”的亲情呵护被父亲的冷漠替代，就這样，少年在懵懂中踏入了那个波诡云谲的成人世界。《现实一种》中两个幼儿的悲惨际遇，直指父辈不可推脱的责任。在山峰知道儿子惨死后，心里充斥更多的不是哀痛，而是仇恨，并且挥刀向更弱者，亲自扼杀了侄子皮皮。最终恶果就是，两个本应血浓于水的家庭陷入了无理性的报复，竟然演绎了一幅施虐的末世景象。《在细雨中呼喊》里的父亲孙广才更是一个惊世骇俗的魔鬼，他的残忍和愚蠢，搅得家里鸡飞狗跳，上梁不正下梁歪，甚至造成一出出兄弟相互揭发陷害的闹剧。而具有意味的是，他对于父亲的吝啬和不孝，正是儿子日后对他自己的态度，这种循环上演的命运直指亲缘的不可信任与虚伪性质。而作者的全部同情都在那个无辜地降生到孙家的儿子“我”身上，在鞭笞父亲之丑恶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子一辈，并不伴随着原罪，而是家族秩序的最大受害者，他是恶之花结下的种子，凄惨地飘落在风中。

然而，福贵这个人物出现了。在《活着》中，福贵曾经是一个地主家的浪荡子，而他后来的一生，几乎都在为年轻时的荒唐还债。被国民党军队抓当壮丁后，因为思念着一对儿女，他在尸野上艰难支撑，并在获救后归心似箭地返回了老家。经过此一艰辛过程，福贵开始正视自己人生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一对儿女拯救了曾经无可救药的自己。困难时期，为了生计，减去家里一张吃粮的嘴，福贵夫妇将大女儿凤霞送人。凤霞跑回家后，看着她那满是泪痕的脸，福贵的心被狠狠地触动了，“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身为人父的责任被这样体现了出来，他疼爱子女，尽力维护家庭的完整。

如果说，福贵是一个努力的合格父亲，许三观则是一个闪着光的人物，他憨厚实在、幽默坚韧。许三观对三个儿子的爱常常战胜他自己内心的卑琐和懦弱。有时甚至超越人的动物性本能，因为一乐并非他的亲儿子，但是他为了一乐，义无反顾地多次卖血。在困苦条件下，为了让孩子们能舒缓饥饿的折磨，许三观在床上用口述的方式，为每个人都“炒”了一道菜，有文火红烧肉、清炖鲫鱼……最后，为自己的生日而做的爆炒猪肝，又在想象中被分给了所有的家人。

父亲的形象此刻变得饱满而感人起来。这似乎又回到了朱自清父亲的那个经典的背影，失业的父亲，把站台上匆忙买得的橘子悉数给了儿子，自己一个不留。他蹒跚着，但是温暖坚定，在世俗的艰难中，即便他并没有能力提供富贵和安稳，也是子女们的全部心灵依靠。

二.健全人性的复归

《活着》这篇小说，其实有两种视角，也就形成了两个福贵的形象。在福贵自己的叙述中，他多灾多难，并且永远对自己的家人怀有愧疚，比如家珍的软骨病，还有儿子有庆因为疼惜鞋，而在大雪天里光脚奔跑的身影，都成了他永远的痛。而他对着老黄牛富贵的自说自话，也飘渺着悲怆的节奏和韵味。但是在采风者视角中，福贵的命运虽然悲戚，却并非一片苍白惨淡。因为讲着福贵的故事的福贵，仿佛置身事外，不忘记在困顿中开别人的玩笑，颇有对苦难桀骜不驯的意思。这也说明，他已经平静地接受了命运对他的所有判决和刑罚。“他可以准确地看到自己年轻时走路的姿态，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衰老的”，他头脑清楚，坚决而稳妥地活着，因此并不是权威的怪兽，也不是被打倒的奴隶。也就是说，福贵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

“人性”曾经是一个神话一般的存在。因为，当面对与生俱来的压迫，只有人正常的情感和生活的诉求，才能为推翻这个秩序提供合理性。在中华几千年的文明中，周厉王杀人止谤时，道路以目就是人以眉目进行自己的情绪传达，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几乎是最早的呐喊——没有谁应该生来就比别人更高贵，也不应该凭恃血缘就对他人施以欺凌。而在西方，近乎一千年黑暗的中世纪后，人性在短暂的号召下，就迎来了井喷一样的大解放。对于自由权利、天赋人权的诉说，早就把权威的影子碾得无处遁形。在这一时期，也许遭受嘲讽和鞭打最狠的，就是每一个家庭里的“父亲”，每一个社会里的“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