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一角》：秋雨梧桐叶落时

王序

内容摘要：余秋雨的散文具有一切令人喜欢的元素。在“文化热”时期，他领风气之先，既想知性的谈论历史，又想感性地咏叹情感，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曾是一代青年的成长符号。但朱国华先生给出的“余秋雨公式”是“故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余秋雨的《洞庭一角》则是这种公式的样板之一，即用诗意的方式重复着自己的文史哲学，以不加控制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情感，用二者的结合写就一篇篇散文。而其散文对文史资料的随意性使用造成了许多知识的硬伤。

关键词：余秋雨 文化苦旅 洞庭一角

一本《文化苦旅》，几乎串联起了大半个中国，一条条文化根系交错连横，塑造出了余秋雨这样一个文化行者的形象。但是，海子说，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一个人努力去创造一种游行的形象，反而会带出一种刻板的书卷气。

上个世纪，余秋雨的散文，汪国真的诗歌，庞中华的书法，可以说是风靡一时，大街小巷都在传颂。一夜之间，文青们无不摘抄着远方，在稿纸上一咏三叹，连莫言也常常为自己“庞中华”式字体而骄傲。在那个年代，余秋雨的散文回到了唐宋八大家的一种空旷，确实让那时的年青一代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作为散文来说，余秋雨的散文具有一切令人喜欢的元素。在“文化热”时期，他领风气之先，既想知性地谈论历史，又想感性地咏叹。他的文史首先吸引了那个时代的青年对于“有文化”的一种追捧，加之他文笔流畅，典雅，舒展，确实也有令人着迷的元素。作为自己“向往文化”这种“合群”行为的一种体现，甚至极端说，是“有文化”的一种炫耀，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一代青年的成长符号。

但是，法国社会学家勒庞说，大众喜爱的东西，一定要提防，因为“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1]。当然，勒庞的话有失偏颇，但不得不说，余、汪等人的“爆红”，遮盖了他们的不足。近年，一些学者开始反省甚至批判这种流行的文化。李书磊将汪国真的诗歌说成“橡皮人的佯啼假唱”，矛头直指他没有真情实感的死励志；杨光祖直斥庞中华的书法“其俗在骨”。作为另一个反思的对象，余秋雨成为了一个大众的向往，也成为了批判的目标。余秋雨的散文确实文采飞扬，但人们对他的热爱只不过是一种时尚罢了。当然，有些人真心喜欢他的典雅厚重，但更多人还是为了跟风。他的散文足够吸引人，但反复品读，确实也存有明显的短板。起码，他试图将历史的冷静与个人的冲动结合的方式，远远达不到“在朱自清和钱钟书之后，出了余秋雨”（余光中语）的高度。事实上，朱自清自然流露的感情，钱钟书利落干净的理性都比他混合的嘗试高出许多。我不敢说可以指斥褒贬余先生，但我想对一些盲目的或捧或批的思潮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

《世说新语》中说，管中窥豹，时见一斑。《文化苦旅》一向被视为余秋雨的顶峰之作，其中的《洞庭一角》亦是广受赞誉。我希望通过此一篇文章，探讨余先生散文中的一些问题。

文化苦旅，文化，苦旅。作为想打“文化牌”的散文作家，余秋雨在篇篇散文中试图将文化、历史的东西融入自己的景色中，从而塑造出一种梅山鹤水、依依墟里烟的气派。但很可惜，在《洞庭一角》的开篇，余先生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而且恰恰是掉了一个错误的书袋。阐述完“贬官文化”后，余先生不无得意地举出了范仲淹的例子，他说：“1046年，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罢，要他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好像彰显出自己“信手拈来”的文史情怀，但可惜，其中出了一处明显的错误。有两条原因可以论证此错误的低级。其一，倡导变革被贬，很明显是名动一时的“庆历新政”。但是，庆历新政彻底失败是在庆历五年（《中华文明史》），即1045年，而且，据《范仲淹年谱》记载，范仲淹在1045年便已被免去参知政事，贬到了邓州。显然，贬谪与写文，不可混为一谈。其二，范仲淹自己也在《岳阳楼记》中写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明确点出自己和志向相同的朋友们开始被贬的时间应为庆历四年，自己写文是在庆历六年（《岳阳楼记》文末：时六年九月十五日），并未点出自己贬官时间。但余先生好像抓住了一个显示学识的机会，轻轻点笔就把二者融为了一体，一个“恰逢”就把历史揉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还有意无意地把庆历六年换成了公元纪年。对于一向以文史闻名的余秋雨，弄不清庆历新政的起始已属不该，何况耳熟能详的岳阳楼记都视而不见，更是令人不解。

这并不是余秋雨的唯一一处历史错误。《道士塔》一篇中王圆箓的行踪，《柳侯祠》中苏轼手刻《荔子碑》的张冠李戴，比比皆是。也许作为一名散文家，我们用完全严谨的历史史实去要求他，本是一种吹毛求疵，但莎士比亚说，智者贵有自知之明，余先生若能在写作时对提到的历史哪怕只是简单的考证查阅，有些错误完全可以避免。问题就在于余先生显然是在用一种盲目的自信去侃侃而谈。余先生自己在同书的《废墟》中慨叹道：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讽刺的是，敢问余秋雨先生自己，是不是也仅仅把历史当作一种为自己的写作增光添彩的工具呢？我手中的《文化苦旅》是旧版，听闻余秋雨先生在新版中有多处更正，非但没有解释，反而在前言中讽刺批评者，这更加令人不能理解。

曾经在一本杂志上看一位作者写自己青年时阅读《文化苦旅》，说对于提高自己的作文水平见效很快，一字一句无不透露着“余氏风格”的易学。我当时简要地读了余秋雨先生的《五城记》和《苏东坡突围》，确实被余先生的优雅、深刻以及字里行间的忧患意识所打动。但是这引发了我的一个问题，如果余先生的散文真的文史兼顾，那么怎么会被扣上“易学”的帽子？也许我的见识短浅，但很多大家的文笔带有作者人生的色彩，这些不是“易学”，而是根本不能学。你怎么会有和他人一样的人生阅历呢？而自诩“由历史的沧桑感引出人生沧桑感”（《文化苦旅》自序）的余秋雨，怎么会被认为是“易学”呢？

让我们回到《洞庭一角》。余先生对范仲淹文章的评价，可以说，映照着它的“特色”：

“范仲淹确实是文章好手，他用与洞庭湖波涛差不多的节奏，把写景的文势张扬得滚滚滔滔。游人仰头读完《岳阳楼记》的中堂，转过身来，眼前就会翻卷出两层浪涛，耳边的轰鸣也更加响亮。范仲淹趁势突进，猛地递出一句先忧后乐的哲言，让人们在气势的卷带中完全吞纳。”[2]

乍一看，容易被这样的文笔震住。短短300余字的一篇《岳阳楼记》，和洞庭湖水震荡激扬，确实有一定的冲击力。但是，典雅的气息，最容易掩盖行文上的问题。

“范仲淹确实是文章好手，他用与洞庭湖波涛差不多的节奏，把写景的文势张扬得滚滚滔滔。”单独摘出这一句，或许就能看出一些问题。这不是散文文笔的自然流淌，而是余秋雨先生的一次炫技。甚至说，在整个的那一篇中，这一段都相当的突兀。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一段是有意为之。以波涛为喻巧妙地点出对范仲淹散文的赞赏，无可挑剔，但是这一段前无伏笔后无照应，好像是罗丹雕像上的那只手，很漂亮，但反复品读之后，却令人心烦。余秋雨有一笔好文字，但在《文化苦旅》中的很多地方，他矫揉造作了，雕饰太多了。拿余先生自己一篇散文《信客》中平淡的讲述作对比，就会觉得《风雨天一阁》中进天一阁时的叹息与呓语有些肉麻。

“范仲淹趁势突进，猛地递出一句先忧后乐的哲言，让人们在气势的卷带中完全吞纳。”这一句更是“险象环生”。“趁势突进”“猛地递出”两处，看似与翻滚的波涛遥相呼应，但不啻为对范仲淹的诋毁。《岳阳楼记》作为一篇散文，娓娓道来，清晰明白，何“突进”之有？余先生为了满足自己的笔调特色，抒发自己的情感，竟然把这些言语就堆砌上去了。也就是说，余先生的散文，在写到自己的畅快处，也不管什么合理与否，只是用一种情绪化的笔调一泻千里。余先生的文化散文，扫去文史的浮尘，切开散文的筋肉，竟然是几近于诗的感情化的骨头！

我们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个片段，我想我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余先生的散文之所以“易学”，是因为它只是一个有一定文化底蕴的人对自己一时情感的华丽吟唱。模仿者们当然学不来余秋雨的文化素养和人生阅历，但那种一咏三叹，堆积辞藻的表面风气可以说是一学就通。如果只是用这种情感的咆哮打开天下，那绝对是余秋雨的悲哀。

当然，仅以情感的力量，余秋雨是无法征服所有读者的，总有人喜欢深邃。对于这些人，余秋雨又作了极为精妙的处理。对于这种处理，朱国华先生有一个精彩的论断：

“我们看到了《文化苦旅》文本结构之三位一体的严密逻辑，这套逻辑形成了以诗歌性语言为其皮，以小说性叙事形态为其肉，以哲学性文化感叹为其骨的模式框架。充满抒情意味的诗性语言是文本华丽的外包装，充满戏剧色彩的故事情节是文本诱人的内包装，它们都服从于某种既定的文化哲学。”[3]

以我個人阅读《文化苦旅》的理解，这不单单是一种逻辑，更是一种公式，就比如那个小小的洞庭一角，养育的不是无数文人墨客，而是一个模子：

“但是，你管你封，君山还是一派开放襟怀。它的腹地，有尧的女儿娥皇、女英坟墓，飘忽瑰艳的神话，端出远比秦始皇老得多的资格，安坐在这里。两位如此美貌的公主，飞动的裙裾和芳芬的清泪，本该让后代儒生非礼勿视，但她们依凭着乃父的圣名，又不禁使儒生们心旌缭乱，不知定夺。”（《洞庭一角》）

即便我们只看这一段文字，也会看出一些公式化的痕迹。余先生提到君山的开放襟怀，不由自主的就套上了公式。这可能也是余秋雨的“特色”。在引出一个东西之后，就必须以这种公式的运用证明它。作为几近游记但又要带上文化的那么一篇散文，提到了娥皇女英墓后，余先生不由自主的就把二女的生平写成了一篇小说，而且语言很美，美到让读者忽视了内部掩藏的贫瘠。余秋雨先生给自己的文化哲学引出问题，但却并没有好的方法去证明他。只是如同数学公式一样，通过反复运用的印证来体现定理的正确性。

也许再看其他例子，这种机械感会更明确：

“时间增益了柳宗元的魅力。他死后，一代又一代，许多文人带着崇敬和疑问仰望着这位客死南荒的文豪，重蹈他的覆辙的贬官，在南下的路途中，一想到柳宗元，心情就会平适一点。柳州的历代官吏，也会因他而重新检点自己的行止。这些都可以从柳侯词碑廊中看到。柳宗元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使无数文官或多或少地强化了文人意识，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柳侯祠》）

可以了，柳宗元，骆宾王，娥皇女英，长的都是一张脸。都是一种古朴典雅，悲天悯人，飘飘然无事可做的派头。余秋雨用整齐划一的诗性语言包装着各有不同的悲情故事。这不是一种很流畅的人物描写，而是客套死板的流水线产品！而这些流水线产品，唯一的职责就是为余先生的文化哲学服务。它包裹的不一定是史实，可以是传言（《狼山脚下》），乃至戏说（《西湖梦》），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千篇一律的孤独，诗意，历史色彩的哲学论评。但就是这种生产线上的产品，衬托出了余秋雨的文化形象。

《洞庭一角》并不属于余秋雨套用公式的“文化名人记”重灾区，但是，我遗憾地发现，写到历史名景，余先生似乎并无别的思路，只会走上老路。尽管这篇文章他进行了灵活的变通，可惜，公式还是公式。

朱国华先生给出的“余秋雨公式”是“故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别一种媚俗》），不妨就拿《洞庭一角》做个试验。很明显，余秋雨进行了变通，但我们依旧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对号入座。故事很多——范仲淹，吕洞宾，娥皇女英，岳飞杨幺，但诗一样的吟咏将它们无缝衔接，从而作用于对洞庭湖多元神秘的文化感叹。所以，只读《洞庭一角》，耳目一新，但若已读了《都江堰》《三峡》，便觉乏味至极。俏皮的说，余先生的散文是年年岁岁人相似，岁岁年年花不同。

为了使自己的散文不至于让读者反复阅读后发现公式化论文的问题，余秋雨先生通常在一段行文后，以历史的角度提出一个问题，阐述一个词语，或做一个总结。不知是不是写了几篇文章后发现了问题，想略作补救，《洞庭一角》中这种例子尤为显著：

“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亲，俱着声名。”

“我最不耐烦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几句简单概括。哪怕是它最堂皇的一脉，拿来统摄全盘总是霸道，总会把它丰富的生命节律抹煞。那些委屈了的部位也常常以牙还牙，举着自己的旗幡向大一统的霸座进发。其实，谁都是渺小的。无数渺小的组合，才成伟大的气象。”

第一段文字，甚至出现在第一部分的开头。这种文辞，很显然，问题也不少。根本的症结，在于余先生根本没有把他们看作文章中的有机存在，而是自己那个公式的陪衬。这就导致这些文字是飘着的。“贬官文化”一段论述详细，但引出范仲淹后竟没了下文；大一统的评说，是前文的刹车，但是个急刹，视角一下子在不符合全文结构的情况下放大，很是突兀。这是不能帮读者缓解的，这只会让读者更加注意行文的公式化。

另外，正是因为要为行文服务，所以这些论述即便自相矛盾，余先生也注意不到。歌颂贬官文化的余秋雨，反而在《苏东坡突围》中说：“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挤眉弄眼的小人。”反倒好像贬谪耽误了大师，耽误了历史；厌烦“几句概括中国文化”，可是自己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就是那么做的。清代当然不是几句，但就能概括中国文化了？也许，这些论述与余秋雨先生掉的书袋一样，都是他的工具罢了。

可以说，余秋雨用诗意的方式重复着自己的文史哲学，以不加控制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情感。然后，用二者的结合写就一篇篇散文。他的文章之所以顯得多元深刻，就是他不断将他的这两柄兵器相互碰撞的结果。这本来不是散文应有的那种活泼舒张，但余秋雨用自己华美的文笔略一包装，便也显示出一种自由气象。只是余先生的读者，到底能学到多么点东西呢？这是余秋雨给自己下的一盘死局，或许，也是他屡受批评的原因。

贬也罢，褒也罢，余秋雨先生优美的文笔确实无可挑剔，深厚的阅历也非一般人可比。我不愿站在那一个偏向的立场，只想通过这洞庭湖畔的小小一角掀开余氏散文华丽的幕布，正视他的长处与问题。不是每一棵树都能长成梧桐，但每一棵树都是要落叶的。

参考文献

[1][法]古斯塔夫﹒庞勒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11月（19）

[2]余秋雨.文化苦旅[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第2版（57）.其它引文不再注释。

[3]朱国华.别一种媚俗——《文化苦旅》论[J].当代作家评论1995.2（59）

（作者单位：山东省沂水县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