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契诃夫：混杂着哀伤的幽默

毛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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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街和集市街的拐角处有一栋两层小楼。楼下是杂货店，兼有酒吧的功能；楼上是卧室，住着杂货店的拥有者巴维尔·契诃夫和妻子叶甫盖尼娅，以及他们的六个孩子：亚历山大、尼古拉、安东、伊万、玛丽和米哈伊尔。

巴维尔作为父亲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反面教材，出身农奴的他在家庭里施行恐怖统治，把打老婆孩子当作锻炼身体。有时，还不到5点钟，他就起来揍孩子，街坊四邻都找上门来：“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于是，巴维尔在家规下面加了一条：“注意：本规定由家长巴维尔·契诃夫批准执行。处分过程中不得喊叫。”日后，安东·契诃夫常说“我没有童年”。

就是这同一个巴维尔，却也是塔甘罗格最虔诚的市民。让巴维尔对宗教着迷的并不是基督教的教义，他真正迷恋的是教堂中那神秘肃穆的气氛、宗教绘画以及圣歌的美妙。这个穷苦的农民年轻时自学了小提琴，后来还组建了一个由铁匠和自己的三个大一点的儿子组成的圣歌合唱团，他对艺术的热情就传给了这三个儿子，因此安东·契诃夫说：“我们的才能来自父亲。”

虽说童年十分痛苦，但“幽默的深藏之源不是欢乐，而是痛苦。在天堂里没有幽默”（马克·吐温）。与严肃的父亲形成对比，安东·契诃夫从小就伶牙俐齿，爱开玩笑，是家里和班里的活宝，喜欢给家人和同学起外号，模仿市长和神父的怪癖。

在安东·契訶夫16岁时，家里发生变故。由于巴维尔把大把的时间都花在了宗教事务上，生意却是江河日下，最终导致了破产。50岁时，为了躲避债主，巴维尔灰溜溜地逃到了莫斯科，投奔之前因叛逆而离家出走的亚历山大和尼古拉。不久之后，妻子和剩下的几个小孩子也跟随来到了莫斯科，留下安东·契诃夫一个人在塔甘罗格完成中学学业。

独立生活在塔甘罗格的三年是安东·契诃夫迅速成长的时期。他充分利用新成立的市图书馆，大量阅读俄国和德国的经典文学和哲学作品，感到生活苦涩时他就翻阅一些时兴的幽默小报，扎进书堆里常常忘记饥饿，这样就省下一顿饭钱。为了填饱肚子，他给富人的孩子做家教，他学会了如何独立生活，并且对自己的人生有了大致的想法：由于一次生病的经历，他决定当医生。

②

19岁，身高1.82米、留着长发、帅气倜傥的安东·契诃夫中学毕业，来到莫斯科，在大学的医学系注册。此时的家庭状况一塌糊涂：一家人住在妓院区的一间地下室里，吵闹声和哭声不断。安东·契诃夫为家庭带来了光明和笑声，在他坚持下，他们家从妓院区搬了出来，租了一栋房子的二楼，他让三个同学也寄宿，这样可以降低生活费用，而且更加热闹。

为了养活大家庭，安东·契诃夫开始在幽默小报上投文章。在几次被拒稿之后，他20岁那年终于发表了一篇书信体小说《写给邻居的信》：一个不学无术的地主写信给一个科学家，说要进行学术探讨———他最近有不少重要发现，其中一项是：冬天之所以昼短夜长，是热胀冷缩引起的，低温把白天冻短了，晚上人们点起蜡烛和油灯，把夜晚给热长了……

安东·契诃夫的文学生涯就这样欢天喜地地开始了。他写起短篇小说来就像喝水那么容易，用笔尖在纸上通灵出一个个古里古怪的人物。

26岁之前，安东·契诃夫并不把文学太当回事，他说：“除了我的发妻医学之外，我还有一个情妇———文学，但是我不愿谈论她，因为在不法地位中生活的人，将在不法地位中死亡。”然而真正养活他的还是“情妇”，因为他一生行医期间净干赔本买卖。他不仅不收农民的诊疗费，还免费送药、给他们垫回家的路费。

一封来自前辈的信极大地鼓舞了信手涂鸦的安东·契诃夫。格里戈罗维奇是德高望重的老作家，他从那些笑话中发现了安东·契诃夫的潜能：“你具有真正的才华，一种使你远远高于其他年轻一代作家的才华。”“别再赶工……宁可挨饿。”安东·契诃夫收到来信十分激动，回信道：“您的信像闪电那样震动了我，我几乎激动得哭了，您的信在我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承认“我写小说就像记者在报道火灾”，但保证自己会努力从“陷进的车辙中挣扎出来”。

然而真正触动安东·契诃夫的是二哥尼古拉的死。在音乐和绘画上极具天赋的尼古拉是他们兄弟中最有才华的一个，但由于他缺乏自制力，和酒精、鸦片、妓女纠缠在一起，把自己的才能给浪费了。最终，肺结核夺走了他的生命，这给同样患有肺病的安东·契诃夫敲响了警钟：他应该抓紧时间体验生命，他要真正地生活，“到1月份，我就30岁了。再见，我昔日的寂寞，再见，我亲爱的无意义的生活。”他要去俄国最黑暗的地方———萨哈林岛的监狱———去寻找生活。

在萨哈林岛，他看尽了人间的苦难。苦役犯被拴在独轮车上，肌肉严重萎缩，捧起一杯茶时，水往往会泼出来；女性从9岁起就开始卖淫，孩子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而行刑官却在试验着刑法的上限———九十鞭子会不会打死人……

从萨哈林回来，安东·契诃夫又跑到西欧转了一圈，见证了蛮荒与文明的对比，感到充实而疲惫，32岁的他终于想安定下来。他决心离开城市。于是，他预支稿费，在莫斯科郊区一个叫梅里霍沃的地方买了225公顷的地产，带着父母和妹妹玛丽搬到了这里。

③

1887年3月，安东·契诃夫在一次宴席上突然大量吐血，第二天才止住。直到此时他才被确诊为大面积肺结核。为了方便疗养，他卖掉了在梅里霍沃的地产，把家搬到了温暖的雅尔塔。雅尔塔也因为安东·契诃夫的故居和他那部著名的婚外恋小说《带小狗的女人》而闻名于世。

《带小狗的女人》与安东·契诃夫和奥尔加·克尼碧尔在雅尔塔的恋爱有关。安东·契诃夫在观看艺术剧院排演《海鸥》时认识了比自己小10岁的演员奥尔加，两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奥尔加不仅坚强而且聪明，她知道安东·契诃夫想要的既不是女才子，也不是大小姐，而是一个温柔、成熟的女性。

她可能是唯一一个令安东·契诃夫真正动情的女人。但当他们处于热恋时，安东·契诃夫却施展“拖延大法”以避免结婚，而奥尔加不愿再处于秘密情妇的地位：“我们要躲躲藏藏到什么时候……只有我围着你转你才高兴，这就是全部，你并没有把我看作身边人。”安东·契诃夫知道自己如果不让步，就不得不失去钟爱的女子：“只要你答应我，在我们举行婚礼之前，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结婚的消息，那么在我到达的当天，我们就可以结婚。我非常害怕婚礼，害怕香槟酒，要把它举在手里，还得对人茫然地微笑。”于是，41岁的安东·契诃夫和31岁的奥尔加偷偷结婚了，只有四个证婚人参加婚礼，一方是奥尔加的哥哥和叔叔，另一方是安东·契诃夫随便找来的大学生。

由于演出，奥尔加不得不留在莫斯科，而安东·契诃夫在雅尔塔，夫妻俩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只能通过信件来往倾诉衷肠———这也造就了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通信集之一。

安东·契诃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专注于戏剧创作，他一共有五部重要的戏剧：《伊凡诺夫》《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他对戏剧有着独到、朴实的看法：“其实生活中我们不是每天都谈恋爱和杀人。我们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吃饭和聊天，做无聊的事情。在我们吃饭或聊天中，我们的命运就被决定了。……为什么舞台上的事情不能表现生活中的事情？我们应该让它们一致才对。”

安东·契诃夫沉疴日重，吐起血来就像一只瓶口向下的瓶子。1904年6月演出季节结束时，他和奥尔加决定去德国巴登维勒疗养。出发之前，友人来看望他，对他讲述最近的大草原之行。安东·契诃夫最具诗意的作品《草原》中有这样的文字：“一只鸢优美地掠过大地，均匀地扇动着翅膀，突然停在空中，仿佛在思索活着的烦恼。然后又一振翅膀，箭也似的飞过草原。谁也说不清它为什么飞，它在寻找什么。远处，一架风车在摇着翼片……”

寻找什么？安东·契诃夫认为人生意义这样的东西是找不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应该糊里糊涂地生活：“重要的是不懈地工作———终生工作。”有人评价安东·契诃夫的风格是“幽默中带有讽刺，喜剧中蕴含悲剧，应该让人发笑的人物，却让人想哭”。也许这不是作家的个性，而是人生的真相吧。

火车缓缓开动了，安东·契诃夫从车窗探出头来，虚弱的他向朋友强颜欢笑：“永别了，我将死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