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任：心理学视角下的探新

于群

摘 要： 当前政府信任问题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各学科都根据各自特点和理论基础对政府信任从不同方向进行了研究，本文从心理学这一学科角度研究，采用心理学逻辑厘清政府信任这一社会心理问题的本质，界定政府信任的內涵与特点，探讨影响政府信任的社会因素，试图为信任政府提供社会心理学视角的研究思路，力求为在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下构建全社会的普遍信任机制提供服务。

关键词： 政府信任 政治信任 心理学视角

1.引言

信任作为现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基础，广受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在信任的研究体系中，政治信任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面临调整，加之政府组织在社会整改和调控等方面的行政手段弹性有待加强，所以越来越多学科领域和学者开始将视角对准政府信任的研究。

2.心理学视角下的政府信任内涵与特点

信任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从根本来说是民众对政府的一种稳定的心理预期。而政府信任作为信任关系中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而它的特殊之处表现在：首先，政府信任显著特征主要围绕公共利益问题产生。政府信任是普通民众在与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对于政府组织能否承担政府职能，实现公共利益的主观感知和判断。其次，政府信任与人际信任存在的明显不同在于彼此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政府信任主客体双方尽管存在转化的维度，但是双方存在管理被管理的关系。政府信任有一定非直观的“隐藏性”，因为信任是基于过去行为的一种推测，一般信任来源于日常生活、工作中我们获取的直接经验，并不需要我们通过抽象的推理得出结论证明对方是否值得我们信任。而政府信任的不同之处在于，大多数居民直接体验到政治生活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表达政治信任比表达一般的信任需要更多人为推理过程，具有较强的内隐性。

不同于其他学科，往往将政府信任简单理解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上更侧重于强调政府信任关系是信任主体对政府的认知、情感及态度等的心理反应，是对政府的执政水平和理念及具体的执政行为产生的政府形象的一种主观上的评价和价值上的判断。所以由于对政府信任这一问题的概念界定不同，心理学界自然会有不同的研究思路和测量工具，现有的心理学上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政府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的个人品质及民众的心理预期等方面探究政府信任的内在机制。

3.心理学上关于测量政府信任

心理学对信任的研究，主要采用测量法和实验法两种方式。其中测量法一般用于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编制问卷让被试自我报告对他人、团体和制度的信任程度，一般多用于组织中的研究，目前最为广泛应用的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s，以下简称ITS），是由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心理学系的教授Rotter J.B.在1976年编制的。该量表用于测量受试者对他人的行为、承诺陈述可靠性的估计。此外还有由Rempel和Holmes（1986）编制的信任量表（Trust Scale），用于测查关系密切者的相互信任）。实验法主要指另一类研究范式——博弈范式，包括囚徒困境博弈、投资博弈、礼物交换博弈、最后通牒博弈等都应用十分广泛。通过一系列行为博弈实验对所提出的假设和结论进行实验化操作，从而揭开影响信任的因素和内在发生机制，在实验经济学当中这类研究比较多。

而政府信任作为特殊的信任，国内外研究显示，对其测量大致可分为两种方式：

（1）对现任政府信任的直接测量。这主要涉及公众对现任政府领袖、政府官员和机构的信任，测量的标准依据是现任政府的绩效、能力和动机等，这类测量一般对应的是“具体的支持”。例如，美国盛行的全国选举调查研究，这套数据将政治信任操作化为5个方面，分别用5个问题测量，应用十分广泛。但有一些学者质疑其更多的通过询问对政府“能做什么的”信任程度，而不是询问对机构本身的信任，这种测量更倾向于对政府绩效方面的解释，有很大的缺陷。

（2）对政治体制信任的测量。这类指标在于了解公众对所在政治体制下的制度运行和制度表现等方面的信任，测量的对象是政治体制，集中在政治体制的有效性，政治过程的公正性上。典型的是，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和新民主晴雨表（New Democracies Barometer，NDB），这两套研究通过询问人们对政府某些组织包括军队、电视、警察、法院、政府等的信心（Confidence）作为衡量信任的程度。但由于这套研究通过人们对相关政治问题做出的具体的理性判定推断人们的实际政治信任程度，所以有很多质疑声。我国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问卷中，在题目中直接提问“您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怎么样”，以调查受访者的政府信任程度。

通过对现有测量政府信任的相关文献分析，发现政府信任的测量在调查公民意见及政治态度的研究当中得到不断的完善。但是政府信任与政治信任、政府支持及公众满意度等其他问题的区别是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遇到的难关，所以下一步如何正确区分这些相近含义之间的概念定义及如何将心理学上拥有的严谨实验方法由研究一般的信任迁移到政府信任上是我们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4.信任政府的心理因素

现有文献中用来探讨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相对有限，从以往文献中我们发现，心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大致可归结为三方面因素：主体、客体和外界环境因素。

（1）主体因素。政府信任是信任主体（公众）和信任客体（政府）之间互动的过程，所以政府信任不仅涉及公众对政府的单方面信任，同时政府对公众的信任也不容忽视，在关注政府因素的同时，还应该关注政府对公众信任的这一条路径。

①公众个人人口学变量和政府的信任有很大关系。我国学者胡荣在2007年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农民上访和政府信任危机之间的关系，他通过对问卷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认为能够显著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是被调查者的性别及年龄。Bouckaert提出人口特征变量中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政府信任的一个基本因素，他提出，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政府的信任度就会越高，原因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自身知识文化水平越高，其对政府系统的行政运行就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此外他提出影响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因素包括性别。但也有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个体的统计变量对政府的信任并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不过这些因素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公众对政府信任的长期趋势。

②公众的政治态度对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公众的政治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能反映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情况。一般来说，对政府信任的公民往往是那些对政治活动充满热情，主动积极参与整治活动的人，而那些对政治活动较为消极被动参加的一般都是对政府的信任相对较低的公民。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较为积极主动参与政治活动的公民会有更多深入的机会了解政府运行的行政过程，在参与政治活动中有很强的参与感和责任感，这样的参与形式可以提高他们对政府工作的信任度，相反，那些政治活动参与较为被动的公民由于自身与政府的接触较少，缺少对政府的基本了解，认为自己的参与很难对政府行为产生影响，所以很容易产生对政府的不安全感，最终导致对社会及政府的失望和不信任。

（2）客体因素。从政府自身角度出发，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政府绩效、政策管理、政府透明度等。

William Mishler和Richard Rose通过对1991年—1995年间东欧国家民意调查的调查发现，政府绩效中经济绩效是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变量。

David和Nye从经济、政治、文化和行政过程这四个方面对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进行分析。其中，经济因素包括国家的财政支持、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等方面，这些方面都会影响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3）外界环境因素。政治心理发生的一般逻辑是：环境刺激—心理倾向—政治行为。用心理学术语来说，个人的行为受其所在的环境和个人心理特征的影响。也就是说，外部的环境是刺激个理活动的重要因素，进而推动个体采取行动的重要力量。

首先，传统文化因素是我们研究政府信任的时候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韦伯的著作《儒教与道教》指出，中国传统的儒教伦理为我们提供了特殊信任网，这种信任是以血缘性社区为基础，并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网上的信任。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对民众影响很大，在此文化氛围中，我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尚待强化。

其次，社会转型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正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已经有研究表明社会收入差距会显著降低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刘一伟，2018）。他通过对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简称“CGSS2010”）中的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方程发现，影响收入是关乎政府信任的一个重要机制。

最后，大众传媒的影响，随着科技的进步，电视和网络已经成为民众获取政府政策信息的重要途径。媒体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经常出现“报忧不报喜”的现象，所以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容易受到媒体的鼓动和影响。现如今網络媒体更是在很多突发事件中担任先锋者的角色，但是由于信息存在很多不真实的情况，加之被不明所以的民众传播，就会给正常的社会生活带来不良影响。

5.总结与展望

目前，国内外相关领域对政府信任的研究已然取得了一些进展，研究视角从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拓展到很多学科，心理学上一个重要分支——政治心理学开始积极关注这一问题，郑建君认为，政治心理学是采用科学研究方法对政治学与心理学领域中的共有现象进行研究的交叉学科，并且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两个学科之间的交叉互动与相互影响。也就是说在研究政府信任这一政治问题时需要我们借助心理学研究方法和相关概念理解，这其中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值得我们深思。

（1）在历史与现实中架起桥梁，加强本土理论的构建。人文学科中的理论是对当前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中的相关规律进行抽象的概括和整体的把握，也是对我们学科中已有知识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当前各个学科对我国政府信任的研究大多盲目照搬国外的研究理论，而忽视我国本土的历史文化因素和社会现实，所以出现一些“水土不服”的现象，导致理论体系构建缓慢。为了扭转这一现象，我们必须深入挖掘政府信任这一问题的背后原因，同时由于身处传统社会转型时期，更应该考虑现下时代背景，发展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信任理论体系，从而从心理学领域为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更有益的理论支撑。

（2）规范和创新研究方法和实验操作，提升研究质量。由于政治心理学这一学科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没有形成一套完整成熟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加之受制于交叉学科特性的因素，很多学者多为政治学背景，对于心理学中的实验和测量部分了解不多，在研究中对于心理学研究方法运用不足，但是对于某些属于心理学中的隐性变量，例如人性、性格等，对于这些心理学变量的测量、收集、整理和分析，则必须采用科学心理学方法作为研究，否则会导致研究的科学性和精确性下降，导致研究解释力下降。政府信任在国外有很多研究，但国内还是以案例研究方面为主，在实验设计、变量控制等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即使有调查也是以访谈和田野调查为主，实验室研究很少，操纵变量验证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极少。

当务之急我们应该扭转这一知识误区，提高学者的知识储存水平，发挥学术共同体的引导作用，规范和创新学术研究方法，努力提升学术质量和可信度。

（3）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和综合研究。由于政治心理学这一交叉学科属性的影响，目前政府信任的研究成果基本集中于政治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且较多为理论和社会调查研究，研究者在进行政府信任的探索中，关于中介、调节变量及具体发生作用机制等方面的研究都存在很多提升空间。而且，政府信任和政治信任、制度信任等方面的理论框架、特征、影响因素、各自关注的侧重点等方面的区别比较研究都可以有效促进政府信任的操作性定义的发展。为了推动政府信任的研究向着纵深方向发展，有必要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力量，开展学科之间和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和对话合作，学科之间达成共识，推动知识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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