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耀美国四年：被嘲弄的“救世主”

陈劲松

“现在我们雇不到人，缺几百号人，雇不到。”9月16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对自家在美国的境遇，少见地公开吐槽。

2014年，福耀玻璃开始在美国建厂，先后投入5亿美元，将俄亥俄州代顿都市区马里恩的一家废弃工厂改造成为玻璃生产基地。2016年10月，工厂正式落成投产，在2017年实现了75万美元的利润。

但迄今四年的时间里，曹德旺和福耀的经历，连美国雇工都觉得有些一言难尽。

毒品检测

在代顿建厂，福耀带着一点点“救世主”的光环。

作为俄亥俄州第六大城市，代顿都市区是该州的制造业与运输业中心，曾经是美国第二大汽车生产基地，仅次于底特律。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日本和中国的制造业先后崛起，代顿走向衰败。

今年9月份，PBS电视台的王牌栏目《前线（Frontline）》，制作了一期专题《美国破落地 （Left Behind America）》，将代顿描述成为美国中部的“人间地狱”：这座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就业机会；西区的房子被大片抛弃，一套别墅的售价是五千美元，开车一小时都找不到超市，几乎成为无人地带。

福耀把厂房建在了代顿都市区内一个人口不到一万的小城马里恩。2008年由于经济危机，通用关闭了在这里的工厂，令马里恩失业率暴增到20%，同时因为失去了最大的税收支柱，市政厅一度停止运转。听闻福耀集团有意在俄亥俄建厂，马里恩迅速以极其优惠的条件将曹德旺拉来。

根据约定，俄亥俄州政府在五年内补贴福耀1300万美元，福耀承诺雇用最少1500名美国员工，而马里恩市政厅则承诺根据福耀雇佣人数，在五年内支付100到180万美元的补偿金——目前福耀为马里恩提供了2000多个全职岗位。

福耀的厂房位于Fuyao大道的800号，这条路原名Hoyle大道。2015年9月，福耀厂房开工后，马里恩市议会将Hoyle大道一部分命名为Fuyao 大道，以感谢来自中国的投资。

除了福耀工厂，这条大道上还有一家名为“世界味道”（Taste of the World，中文招牌是小林餐厅）的中餐馆。这家同属福耀集团的中餐馆，在2017年开张，号称要为马里恩市民提供正宗的中餐。

“我没有去过这家餐厅，（它）太贵了。”卡尔（Carl）告诉本刊。这个20多岁的黑人小伙子，毕业于代顿市本地的sinclair 社区大学，在2016年大选中投了特朗普一票。福耀在美国的工厂开工之后，他是第一批应聘者——以他的学历，很难找到其他的全职工作了。

“世界味道”就在工厂停车场旁边，卡尔上下班都会路过，但里面的消费水准，让他望而却步：最便宜的淮扬獅子头标价13.99美元（约合97元人民币），最贵的羊蝎子火锅则要支付32.99美元（约合229元人民币）。而类似卡尔这样的工人，一天的餐费支出不会超过5美元。

卡尔和其他大部分员工一样，是通过一个名叫StaffMark的人力资源公司进入福耀的。他们属于福耀公司的外派员工，工作合同与StaffMark签署，上下班时间乃至工作用餐时间也由StaffMark记录，每周的薪水发放也由StaffMark完成——通过这种方式，福耀大大减少了人力管理成本。

2015年，福耀开始招工，StaffMark为福耀专门设计了一套体检程序，包括毒品检测和健康检测。

代顿号称全美的十字路口，有75条公路经过该市，交通方便的同时，也导致了毒品泛滥。“StaffMark的人取了我的头发验毒，还要在跑步机上跑半个小时。”卡尔告诉本刊。除此之外，应聘人员还要能够弯腰站立3分钟，以及拿着35磅的哑铃移动。

体检的通过率并不算高，以至于在代顿当地的论坛里，《千万别浪费时间去申请福耀的工作岗位了》成为热帖，里面充满了各种对StaffMark体检程序的抱怨。

美国工人与中国师傅

福耀的停车场并排悬挂着三面旗帜，美国国旗、俄亥俄州旗以及福耀公司自己的旗帜。旗帜的旁边，竖立着招募员工的标志牌。从2015年到现在，福耀一直处于缺人状态，管理层缺人，工人也缺。福耀网站的视频，大部分也与招工相关。但已经入职的2000多美籍工人如何管理，如何让他们与中方员工高效协作，也是很大的难题。

“中国师傅非常棒。邵师傅就像我的导师一样，教我技术，让我和中国工人一起工作，我非常尊敬他。”卡尔告诉本刊，进入福耀之后，他要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比如把玻璃放在支架上，切割两块玻璃之间的材料，以及为后视镜制作按钮。”

这些熟悉之后，卡尔开始学习使用机器，“我申请学习开叉车，结果也学会了，很开心。”带他的邵师傅也是个年轻人，2015年10月来到马里恩，是第一批在美国工作的福耀技术人员。“我和他就像亲人一样。”

2017年，在接受《界面》新闻的采访时，多位福耀的中方技术人员都表示与美国工人不好相处，“太难教了。”有些美国员工乐意学，有些就不愿意学，教了几遍还是摇摇头说学不会。“这种情况下，会避免和他们直接冲突，只是客气地让主管领走，再给他们安排别的活儿。”中方技术人说。

中外员工的工资体系也不一样。美国员工按小时领工资，而中国员工仍然拿着在中国每月几千人民币的工资，外加每天50美金的餐食补助，整体比美国员工薪资水平要低。

中美员工工作节奏也不一样。中国工人喜欢一鼓作气将工作做完，而美国工人的工作节奏比较松散，聊天、喝咖啡、打电话。

“不少美国工人整天就停留在一个位置，抱怨一切。停工的时候也不愿意打扫下工位。”卡尔告诉本刊，“这是基本的常识，然而他们就说这不是自己的工作。”他说中国工人与美国工人之间互动比较少，“当中国师傅告诉他们要做什么的时候，美国工人就假装听不懂甚至干脆无视。在休息期间，他们聚在一起开玩笑取笑中国人，这里的种族主义很可怕。”

卡尔认为福耀的管理理念非常先进，但美国工人完全跟不上。“美国的工人实在太懒惰了，他们没有上进心，只是让自己看起来很忙。我们按小时计算工资，所以在工作时间内尽量少工作，这就是我同胞的心态。”

美方管理层

2015年7月23日，代顿市Carillon公园的博物馆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仪式，庆祝福耀工厂在美国生产的第一批挡风玻璃下线。在理查德艾伦学院孩子们的簇拥下，福耀董事长曹德旺将一块挡风玻璃安放在博物馆里，这块玻璃的旁边是当地冰箱工厂生产的最后一台冰箱，以及通用公司在马里恩工厂生产出来的最后一台卡车。

站在曹德旺身旁，时任福耀美国副总裁的戴夫·布罗斯（Dave Burrows），激动地对着人群大声演讲，“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父母，都在冰箱厂和汽车厂工作过，现在，生产线又回来了。未来是光明的，伙计们，未来是光明的。”

一年多之后，2017年4月26日，戴夫·布罗斯在俄亥俄州蒙哥马利县法院起诉福耀美国公司，指控对方国籍歧视，人格侮辱和非法解雇，并索赔44万美元。就像很多媒体所言，福耀最大的文化冲突不是与工人，而是与戴夫这样的美方管理层之间。

“我们这里的美方主管都非常懒惰，他们似乎永远都不在岗，”即使是卡尔这样的美国工人，也看不惯美方管理层，“我经历过的一位主管，工作的时候一直在和女人调情，啥事都不做，最后他因为性骚扰被开除。另一位美方主管，要求提薪被拒绝后走人，我们都认为他确实不值那个薪水。”

戴夫·布罗斯是曹德旺亲自定的。2013年，福耀选定了代顿之后，就开始物色美方管理层，在代顿发展联盟（Dayton development coalition）工作的戴夫进入曹德旺的视线。代顿发展联盟是个半官方组织，协助企业在代顿发展，在福耀落地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曹德旺与戴夫多次见面，最终以超高的18万美元年薪以及每年额外支付离职补偿10万美元，将他招至麾下——薪水标准甚至超过了福耀美国的总裁。

但戴夫完全不懂这个行业，他进入福耀之后，更像是个发言人，只在作秀現场或者招聘视频上露面。以至于后来曹德旺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直言：戴夫没有用，他的钱白花了。

戴夫超高的待遇以及平庸的表现，让这个有着强烈进取心的玻璃大王强烈不满。2016年11月14日，在一次会议当中，在所有高管在场的情况下，曹德旺宣布解雇戴夫。随后，在接受代顿当地商业杂志的采访中，他称清理戴夫是改革高管团队的第一步。

除了戴夫·布罗斯外，另一位负责人力的美方副总约翰·高迪尔（John Gauthier）也于2017年被解职，这两人的岗位均被中方人员所代替。

工会和官司

2017年10月25日中午，马里恩市福耀美国的停车场，40个身穿红衣的人走下停车场，举起了“UNION YES”的牌子，他们不断地向路过的福耀工人高喊“Union（联合）”，并争取与他们合影。这些人是美国汽车工会（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UAW）的成员，在福耀工会投票前夕，来向厂方施加压力。

UAW成立于上世纪30年代。当时美国工人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一周工作6天，工伤普遍。UAW组织工人们罢工进行抗争，迫使汽车制造商的提高工人的权利和福利，比如“工人失业期间仍可获取95%的工资”。

尽管近些年UAW的势力有所削弱，会员也从1979年巅峰时期的150万降低至如今的50万左右，且随着汽车制造厂自动化率的提高，UAW惯用的罢工手段也时常失灵，但多年积累下的政治资源，在地方竞选中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强大的工会力量，几乎是每个在美国投资建厂企业都会遇到的第一个劳工问题。维护劳工利益这杆大旗，掩盖了重要的一点：多数时候，工会提出的要求，从成本控制和劳动生产效率的角度看并不合理。

按照海尔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的说法，“一成立工会的话， 成本就要增加20 %～30 %。”而曹德旺的说法更加直接：美国之所以会产业衰退，工会权力过大难辞其咎。

在俄亥俄立住脚跟的福耀也遇到了UAW的挑战，去年11月9日，为了决定是否建立工会，福耀全体工人进行了投票。

“我当时投了反对票，”卡尔告诉本刊，“我觉得工会更像敲诈勒索，只有懒惰的工人才需要工会来防止他们被解雇。这次投票，工友们分裂成两个对立的团队，这真让人难过。”

在投票前夕，双方各尽所能拉票：UAW每周一次进行示威，而福耀厂方在投票前的三周为工人提供了免费午餐。

投票结果，444人支持，868人反对，以压倒性的结果否决了成立工会。《纽约时报》在次日的评论中，将此次投票称作“在美国建厂、买厂的中国公司如何处理劳工关系这个敏感问题的指示灯”。

除了工会外，福耀美国还遭遇了大量的工伤赔偿诉讼。据代顿当地法院的不完全统计，仅仅2017年，正式立案的工伤诉讼就有22起，有左右肩劳损的，有膝盖拉伤的，有干活导致重度抑郁的，理由五花八门。

“我在其他工厂做过，福耀的安全措施相比他们并不差，”卡尔说，“我唯一一次工伤是去年夏天戴安全帽加班，天气很热，厂房直接用空调对准我们吹，结果感冒了。在养病期间，我的工资没有断过。我很感谢福耀，让我拿到了大量的加班费。”

卡尔刚入职时，时薪11美元，当他离职时，已经升到库房主管，成了白领，工资也升到时薪14美元。但今年3月份，一位白人工友当着美方管理人员的面，辱骂并殴打他，“他们认为我受到了中方的优待，是叛徒。”卡尔说，管理人员的无动于衷，让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在敌意重重的环境中继续工作，才不得不选择了离职。

“我很舍不得，我怀念邵师傅，他是我遇到过最有耐心，最能干的人。”卡尔说，“在福耀的日子是美好的回忆。”

美国很多媒体抱怨福耀提供的工资太低，还不到之前通用生产厂的一半。PBS向曹德旺问起了这个问题。“你说福耀工人的工资低是同谁比？同华尔街比，还是同中国比，跟日本比？”曹德旺说，“美国工人的工资比日本高一倍，是中国工人的六倍，是墨西哥工人的三倍，但还不到华尔街的零头。老通用的员工对我们非常感激，因为他们又有工作了。我们来了，让他们重新工作。他们很开心。”

与福耀厂房一河之隔，是一个救济中心，每天这里都有长长的队伍等待领取救济食品。有个妈妈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女儿，还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女儿，当PBS的镜头转到小女儿脸上时，她拉起衣服，盖住了脸。这个妈妈告诉记者，她的银行账户只剩下5美元。

队伍中，没有福耀美国的工人和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