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教为政：文中子政治性教化思想审思

郑济洲

摘 要：隋代大儒文中子（王通）毕生追求“王道”，在理想与现实的乖离中，文中子感受到了与孔子相似的对时变的无奈与叹息。文中子回归故乡后选择著书立说、专行教化，培养了一批具有德行和从政能力的辅政大臣，部分大臣辅佐明主李世民成就了“贞观之治”。文中子晚年通过教化君子、弟子的辅政间接实现自己的“王道”理想。文中子在政治领域的“退场”源于他看清政治的黑暗，他在教化领域的“入场”却促成其政治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再“入场”。

关键词：文中子；教化；为政

中图分类号：K241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5 — 0051 — 03

王通，字仲淹，道号文中子。王通以王道要旨布教于黄颊山、白牛溪，八方志士慕名而来，其讲学之溪被誉为“王孔子溪”。王通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河汾学派”，教化了一批辅政王臣，诸如隋代的苏威、杨素、贺若弼，唐朝的开国大臣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等等。王通虽弃仕而隐，然其教化君子以成王臣，是名副其实的君子之师，故时人誉为“王孔子”。王通的教化实践可谓是一种政治领域“退场”后的“以教为政”。

一、文中子对“王道”的追求

隋文帝仁寿三年（603年），文中子曾在长安太极殿觐见隋文帝，呈奏《太平十二策》，畅言王道要旨。隋文帝听后异常高兴，认为文中子乃上天赐予的辅政之才，于是“下其议于公卿”，然“公卿不悦”。文中子的政治首秀与《史记》记载的孔子在齐国遭晏子馋嫉的遭遇极类，文中子自知平生抱负无施展可能，于是不得不长叹而出长安。离开时，赋《东征之歌》：“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乎，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①诗中表现了文中子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和对世道将乱之现实的洞察，在理想与现实的乖离中，文中子感受到了与孔子相似的对时变的无奈与叹息。而文中子回归故乡后，其选择著书立说、专行教化，又与孔子的晚年选择何其相同！

文中子曾说：“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耳。昔舜禹继轨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诈，成汤放桀而天下平，殷纣承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厉散，文景宁而桓灵失，斯则治乱相易，浇淳有由。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其曰太古不可复，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诗》《书》《礼》《乐》复何为哉？”②通过对历史的反思，他总结出历史的兴衰在于执政者的德行，而确立执政者德行的方式就是教化。文中子晚年虽然弃仕行教，然其教化君子，培养王臣，用师道引导执政者，亦可作为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文中子的弟子之一董常说：“夫子以《续诗》、《续书》为朝廷，《礼论》、《乐论》为政化”。③在弟子看来，文中子的教化实践于政治之功用极大。

文中子视自己为孔子的传人，他说：“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于夫子受罔极之恩，吾子汩彝伦乎！”①同孔子一样，文中子认为《六经》中蕴藏着政治的要义。但是，时移事迁，他认为要阐释符合其世的政治要旨，故著《续六经》，力求继承并发展古之“王道”。文中子说：“王道之驳久矣！《礼》《乐》可以不正乎？大义之芜甚矣！《诗》《书》可以不续乎？”②由于文中子所著《续六经》早已亡佚，我们无法过多地了解其对《六经》中所蕴含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幸而其弟子辑录其言语成《中说》，我们才能略窥文中子对“王道”的理解。文中子曰：“道甚大，物不废，高逝独往，中权契化，自作天命乎？”③由上可知，文中子之“道”“甚大”，具有极大地包容性，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它，证明他的道是超越的、恒常的。“高逝独往”，具有神秘性、神圣性、绝对性、唯一性。他的“道”有一些道家的影子，但终归之于儒家的天命。

二、文中子在教化领域的成功

文中子晚年以教化君子为职业，以培养王臣为目的，其教化的重点在于确立执政者的德行。《中说·王道篇》载薛收问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礼》不云乎！至德为道本，《易》不云乎，显道神德行。”④文中子认为道德是“王道”的根本，要推行“王道”，就必须由执政者共同践行道德。文中子对执政者德行的强调与孔子如出一辙，在他看来，乱世的根本在于执政者德行的缺失。文中子对隋末世道的评价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难进也”，因此他强调：“君子思过而预防之，所以有诫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谄，直而有礼，其惟诫乎？”⑤文中子从思想和行动两方面对他所教化的君子提出了诫慎的要求。他的教化思想可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穷理尽性。《中说·周公篇》载“子谓周公之道，曲而当，私而恕，其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乎！”⑥在王通看来，道德修养的过程就是知命、穷理、尽性的过程。知命即知社会、人事的兴衰废立等；穷理即探究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尽性即尊重人的本质特性。知命方可穷理，穷理方能尽性，君子若尽性，则可以成为明君的辅政良臣。

第二，言信行谨。《中说·周公篇》记载了文中子与贾琼的对话，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谨，未若不行而谨。”贾琼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诚，则不言而信；镇之以静，则不行而谨，帷有道者能之。”⑦在文中子看来，一个执政者必须做到诚信谨慎，以诚心诚言待人，用镇静谨行做事，如此，才具备辅政天子的基本条件。

第三，正心立志。关于“正心”，《中说·事君篇》载房玄龄问事君之道。子曰：“无私。”问使人之道。曰：“无偏。”曰：“敢问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⑧在文中子看来，执政者必须以无私之心尽忠为公，以不偏之道使用人才。孔子曾言：“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⑨文中子的从政“化人”观与孔子一致，执政者化人的基本条件是“正身”和“正心”，君子之心不正是不能做好从政者的。关于“立志”，《中说·天地篇》有如下记载：

魏征、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征曰：“愿事明王，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淹曰：“愿执明王之法，使天下无冤人。”常曰：“愿圣人之道行于时，常也无事于出处。”子曰：“大栽，吾与常也。”⑩

此段对话与《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极为相似，比较文中子赞同董常的“愿圣人之道行于时，常也无事于出处”与孔子赞同曾点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两处，二者都似道家之言，追求天下无事与自身的闲适，然诚如包咸所言：“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单袷之时。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风凉于舞雩之下，歌咏先王之道，而归夫子之门。”{11}曾皙之志是“王道”得以实现的宏志，那时没有硝烟战争，他可与好友弟子享受世道的安和。曾皙之志于董常之志相同，皆愿“王道”行于时，祥和降于世，而这一宏远正是居于乱世的文中子的最高追求。

三、文中子在政治领域的再“入场”

文中子希望“王道”能在他的时代出现，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勤于著述，阐发王道，却未必能用于当世。于是，他通过教化君子，放眼“王道”的将来，相信自己的理想在弟子的努力下一定会实现。《中说·关朗篇》载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广大悉备，历千载而不用，悲夫！”仇璋进曰：“然夫子今何勤勤于述也？”子曰：“先师之职也，不敢废，焉知后之不能用也。是藨是蒨，则有丰年。”①文中子对孔子师道的继承，同样并不游离于政治之外，虽然他并未点明自己的教化就是政治实践，于事实上也弃仕归隐，然其教化君子、培养王臣，无异于引导政治、参与政治。

文中子将自己所知之“道”授予后学，以期理想在未来实现，而其弟子在他之后平治天下以为辅政良臣，帮助唐太宗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正是对文中子教化的最好回馈。文中子晚年虽然放弃出仕，然其通过教化君子，通过弟子的辅政间接实现了自己的“王道”理想。文中子以“师道”引导政治，他的作为自然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是一种教育行为，而应具有深刻的为政意义。

文中子通过自身的教化着实培养了一批具有德行和从政能力的辅政大臣，其中部分大臣在其身后的贞观之世，辅佐明主李世民成就了“贞观之治”。文中子晚年虽然放弃出仕，然其通过教化君子，通过弟子的辅政间接实现了自己的“王道”理想。文中子在政治领域的“退场”源于他看清了政治的黑暗，而他在教化领域的“入场”却促成了其政治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再“入场”。事实证明，最适合儒家知识分子生存的时代就是一个具有明主的治世。而儒者的困境正在于他们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儒家知识分子总能依据智慧来裁断政治的走向，而他们的傲骨每每让他们选择政治性教化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

作为人类生活的两大场域，哲学与政治必然发生联系。哲学是政治的本质，哲学所追求的是终极的善，而政治是通往哲学之善的唯一平台。正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政治学》开篇所说的“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②。而让一个城邦通往向善之路的力量，不仅需要统治者和公民，更需要政治家。文中子“以教为政”的政治性教化思想正是将自己视作一个引导政治的政治家。

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指出：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著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领袖才能做这样的事，他不但应是领袖，还得是十分平常的意义上的英雄。几遍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他们现在必须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他们甚至连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③

韦伯的话道出了所有知识分子内心的隐痛，儒者们实际上并未真正感受到“道统”尊于“政统”的优越感，而是在政治现实的打击钟，重复着政治领域的“退场”与教化领域的“入场”。文中子“以教为政”的思想，是退而从教之儒者的心灵慰藉。然而，即便仅剩下“教化”的外衣，他们仍然对此矢志不移。因为，这是儒者们对政治的负责，对天下的负责。在“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④的希望中，他们忍受着政治的打击、坚持着教化的使命。雖然，所有的历史都已证明，道德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代表理想的知识分子始终不能在代表现实的政治中实现自己的宏愿。但是，正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存在，正是由于理想的存在，现实的政治才会在一次次教化的洗礼中前进！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