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对员工更“慷慨”吗？
——外资参股、控股性质与劳动收入份额*

侯新烁，吴 翼

(湘潭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411105)

一、引言

随着收入分配改革的深化，外企劳动工资水平更高的论断从未停止，外资规模的扩张也使得其影响越来越广泛(王雄元、黄玉菁，2017)[1] 135-154；外资参股方式也已突破国有与非国有的边界，员工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在不同控股性质企业中开始呈现异质性(周明海等，2010)[2] 24-33。那么，有外资股份的企业对员工更“慷慨”吗？本文将就外资的引入是否使得企业有更高的劳动收入份额展开实证检验，并通过对控股性质(国有控股还是非国有控股)的差异性分析(陆正飞等，2012)[3] 28-39，探讨潜在的发生机制。

“廉价”劳动力是外资选址中国的重要因素(蔡昉，2009)[4] 2-10；且外资的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张莉等，2012)[5] 409-428。吴愈晓(2011)[6] 119-137、Feenstra and Hanson(2001)[7] 146-185、刘长庚和张晓鹏(2016)[8] 60-65等认为外资更倾向于雇佣熟练工人，因而外资对劳动收入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异；同时，外企“高收入”特征使其能吸引高素质和熟练工人。但相应的，高工资也对应于高产出要求，并不代表高劳动收入占比。所有制也是影响员工收入和福利的重要因素(刘辉，刘静，2011；李实，万海远，2014)[9] 37-39，[10] 187-191，因而外资参股是否在国有企业中也有显著影响值得检验。当然，Decreuse and Maarek(2015)[11] 289-319认为相关影响可能存在行业差异。

因此，本文基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企业微观数据，检验外资参股企业是否有更高的劳动收入占比，即验证“外资对员工更慷慨吗”的问题，同时对外资参股与控股性质的交互效应进行检验，丰富了收入分配问题探讨的文献基础。

二、文献综述

大部分文献认为外资的引入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宏观层面，戴天仕和徐现祥(2010)[12] 54-70、张莉等(2012)[5] 409-428指出外资导致对资本收益的分配倾向越来越大。外资的技术锁定和要素累积效应(Acemoglu，1998)[13] 1055-1089会促使资本扩展，挤占劳动收入份额。同时指出，外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方向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关系(Acemoglu，1998；姚毓春等，2014)[13] 1055-1089，[14] 44-56。罗长远和张军(2009)[15] 25-35、张莉等(2012)[5] 409-428基于跨国数据验证了这一结论。可见外资的引入对劳动收入份额有侵蚀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偏向资本和技术的分配倾向。

微观层面，企业为员工提供报酬(Gancia and Zilibotti，2005)[16] 111-170。研究认为外资使得企业对低技能员工需求锐减，收益分配偏向于资本而非劳动(戴小勇、成力为，2014)[17] 36-45，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罗长远和张军(2009)[15] 25-35则指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竞争恶化了劳动者谈判能力，形成负向“工资外溢”(邵敏、黄玖立，2010)[18] 1189-1210。但个体印象中，进入外资企业往往代表着高收入，外资似乎“更慷慨”。沈桂龙和宋方钊(2011)[19] 69-73指出外资流入会增加熟练工和高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提供高工资，但非熟练工人工资基本不变。当然，Decreuse and Maarek(2015)[11] 289-319、徐圣(2015)[20] 38-46指出人力资源竞争会促使劳动工资上升，从而提升劳动收入占比。

因此，外资的引入是提升还是抑制劳动收入份额仍存争议。基于中国企业特征可以发现，除去显著的行业差异，所有制差异也是对收入分配形成重要影响的因素，而这些相关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利用2007—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企业职工收入占比的微观数据，研究外资参股的作用，并探讨不同控股性质的交叉效应和机制，可为外商投资与地区收入分配问题分析提供微观视角的经验证据。

三、变量选择、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国泰安数据库(CSMAR)整理了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7—2014年样本数据，2007年中国新会计准则实施，使用其后年份的数据有助于保障数据口径的一致性。数据处理有：剔除数据缺失严重、数据异常、职工数量过小的样本；借鉴王雄元和黄玉菁(2017)[1] 135-154、陆正飞等(2012)[3] 28-39的做法，剔除平均工资最高和最低的5%样本；剔除企业规模和员工规模同时处于最高5%的样本。此外，还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1%缩尾处理，以控制极端值问题，最终样本量为10 694。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本文构建了模型(1)考察外资参股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其中，sli表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share of labor income)，使用企业“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来衡量。sli平均水平为10.88%，最大值为40.02%，且核密度分析可知样本分布较为平滑，能较好地反映劳动收入占比的分布状况。

sliit=α+β*FEPit+τ*SOEit+λ*FEPit#SOEit+X′B+σt+ωj+ηk+υit

(1)

FEP为外资参股(Foreign equity participation)，有外资股份即为1，否则为0。SOE为国有控股，以企业实际控制人属性为依据，实际控制人是指能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主体，国泰安数据库提供了实际控制人是国有、是外资还是其他类型的信息，若是国有则SOE=1，否则为0。FEP与SOE交叉将样本分为四类，图1展示了四类样本的劳动收入份额核密度分布。可见，是否有外资参股在非国有交叉组别中差异并不明显，但在国有企业样本中差异显著，因此本文引入FEP#SOE交互项，识别多重差分净效应。当然，外资控股企业的表现可能不同，因此定义虚拟变量FOE[注]为便于理解，本文将FEP对应企业表述为外资参股企业，FOE为外资企业，SOE为国有企业。，当实际控制人是外资时为1，否为0。

X为控制变量列向量。以相关研究为基础，控制变量有：①要素密集类型，顾乃华(2011)[21] 115-122认为不同要素密集型企业在劳动需求和价值认同方面差异显著，本文依照鲁桐和党印(2014)[22] 115-128给出的“按要素密集度的行业分类”表[注]限于篇幅具体行业分类表详见鲁桐和党印(2014)，或向作者索取。，将企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类，并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基准，引入cap和tec两个虚拟变量，分别表示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企业。②企业规模，资本层面以对数企业总资产描述(size)，员工数层面以对数员工人数(scale)衡量。③企业绩效(roa)，以企业资产回报率衡量；市场溢价(prm)，以企业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比衡量。④资产负债率(dar)，以企业负债与资产的比率描述；资本密集度(ci)，以企业总资产与营业收入的比例衡量。⑤股权集中度(oc)，以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描述。⑥行业和宏观层面，市场集中度(mc)，以行业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衡量；垄断行业(mon)，企业所在行业是垄断行业为1，否为0。⑦经济增速(gdpr)，以城市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表示。⑧税收水平(taxr)，以地区生产税净额占GDP比例衡量。⑨物价水平(cpi)，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衡量。⑩出口导向(exp)，以地区出口占GDP比重衡量。为检验size与scale可能的共线性，本文得到两者相关系数为0.572 2，同时估计方程VIF值为6.12，其中size和scale的VIF值分别为2.84和1.85，即两变量共线性问题并不明显。同时，本文也检验了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并无明显证据表明存在严重共线性的问题。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结果检验

表1表明FEP系数均不显著，未识别到外资参股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直接影响。而在列(2)和(3)中，FOE的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实际控制人为外资的企业的确给付了高劳动收入份额，与之相类似的是国有企业，两者系数在第(3)列模型中分别为1.663和1.669，均在1%水平上显著。第(4)列对FEP与SOE的交叉效应进行了识别，结果表明，FOE和SOE系数显著为正，而FEP的系数仍不显著，说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员工更为“慷慨”，而外资参股本身并未对一般企业形成直观上的影响。FEP#SOE系数为-0.612，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外资参股的企业若为国有，将导致企业支付相对较低的劳动份额，即国有企业会因为外资的参与而“吝啬”。究其原因，外资企业所带来的正向工资效应提高了劳动收入；国有企业则在绩效分配和福利安排上更倾向于员工，从而有国企“福利好”的印象；当工资效应所追求的效率与福利效应所追求的“公平”相遇时，企业将有一定的妥协，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由此可知，非国有企业可能更为关心劳动创造价值的效率和按劳分配，而并未表现出FEP对sli的显著影响。

表1 基本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此外，企业类型上，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sli低了1.38%，技术密集型企业高出1.48%，说明资本密集企业在收入分配上倾向于资本，而技术密集型企业则因研发需要，对知识和技术价值有更高倾向，从而支付给企业员工更大份额的所得。企业规模上，资本规模扩张和员工规模扩张呈现出相反的两种力量，size和scale系数分别为-2.80和0.57，均在1%水平上显著，资本与劳动议价能力的调整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的表现，这一结论同样在roa和prm、dar和ci的回归系数中有所印证。行业层面，mc和mon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说明企业市场势力与行业垄断性能够提供企业员工更高份额的收益，与既有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23] 27-41。宏观变量层面，cpi的影响最为显著，系数为0.172在5%水平显著，成本加成带来的工资上涨效应带动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经济增速变化调整并未形成重要影响。

(二)分组异质性与机制探讨

本文以地区分组和要素密集类型分组对相关差异和机制进行了检验。表2表明，国有企业一致地表现出高sli，外资企业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更为“慷慨”；同时表现出“中部凹陷”的态势，东部与西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较高，中部地区收入份额低了2.98%，徐圣(2015)认为外资在东部的水平投资动机和在中西部地区的垂直投资动机是差异的原因；但还不能揭示为什么西部地区外资企业有高sli，本文认为很可能是西部地区条件相对艰苦，外资企业给予工资补偿来吸引优质员工。东部地区FEP#SOE系数为-0.684显著，说明在东部地区国有企业有外资参与时对员工会变得“吝啬”，而在东北地区国企变得更“慷慨”(FEP#SOE系数为3.836在1%水平上显著)。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主要表现为直接影响，在中部地区外资参股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在西部地区则降低了份额。

要素密集类型上，分组内样本间并未呈现出外资参股与国有企业的交互效应。而外资企业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伴有高sli，分别高出1.85%和3.00%，这一结果还说明外资企业在资本密集行业中，会给予劳动者更多“让利”。再次，FEP和交互项不显著，说明外资参股并未改变企业在劳动收入分配上的决策和倾向，起作用的仍旧是控股性质，且外资企业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类别中更“慷慨”；国有企业则在技术密集型类别中更“慷慨”。

表2 分组异质性

注：为表述简洁性，仅对主要变量结果进行展示。

(三)高工资与高劳动收入份额的讨论

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会支付给员工高工资，那么工资具有中介效应吗？对此，本文基于Baron and Kenny(1986)[24] 1173-1182的Sobel检验，对员工平均工资wage的中介渠道进行了分析，见表3。结果表明，FEP对wage的影响不显著(a系数)，wage对sli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b系数)，Sobel统计量不显著，因此并不支持wage为FEP的中介路径的结论。同时，本文还检验了wage是否为FOE和SOE两变量的中介渠道，结果表明两者Sobel系数分别为0.255和0.562均在1%水平上显著，由此可知，高工资是FOE和SOE对sli形成影响的中介变量，且中介效应占比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比外资企业的工资中介过程更明显，即国有企业通过高工资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机制更强。因此，高工资的确在平均意义上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正向作用，且效应表现可以解释“外企”和“国企”待遇好的直观感受。

表3 工资的中介效应分析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07—2014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外资企业对员工更慷慨吗”的问题。结果表明：外资参股对上市公司劳动收入占比的平均影响并不显著，但外资控股企业的确有更高的劳动收入份额；尽管如此，外资参股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中对劳动力收入份额有不同影响，有外资参与的国有企业会变得“吝啬”。此外，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均提供了更高的劳动收入份额，分组异质性分析表明外资企业对企业要素密集类型更为敏感，外资在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更“慷慨”，且存在“中部凹陷”。工资中介效应检验则表明，高工资的中介效应发挥主要在外资和国有企业中产生，较好解释了“外企”和“国企”待遇好的直观感受。

本文政策启示在于：其一，外资参股的直接影响主要集中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与外资选址动机有很大关联，因此政府引资决策应关注企业在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上的倾向，保护劳动力权益，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的利益；其二，注重通过正向工资效应发挥，提高劳动力产出边际和工资边际，当然工资水平高并不代表着劳动收入份额高，但生产率的提升具有工资和收入上涨效应，因此结合本文中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工资中介效应上的具体表现，应进一步通过提升企业绩效发挥正向工资中介效应；其三，关注外资参股对企业收入分配决策的影响，并注重从要素密集类型和实际控制人股权性质着手，分析外资参股在劳动力议价调整方面的具体机制，引导高效率和“慷慨”的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而非仅仅攫取中国劳动力市场红利。本文分析充实了中国要素收入结构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企业分配过程中不同股权性质的影响，并从微观层面加深了外资参股行为对企业员工工资给付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