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域下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
——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45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例

游葭露，熊 芳

（中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一、引言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中提出“要大力支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以乡村生态旅游的发展带动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乡村生态旅游由此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乡村是以较好的生态环境和特色民俗风情为特色的旅游目的地，而现行的开发模式与这一目标存在差距。研究乡村地区如何应对旅游带来的多重影响以减缓传统旅游开发模式压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乡村作为资源和环境依托型的旅游目的地，将生态旅游理念作为建设目标，才能实现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1]。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长阳县）是集“老、少、山、穷、库”为一体的特殊县，为改变贫困县的局面，该县制定《全县乡村旅游和旅游扶贫编制方案》，利用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与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2016年，长阳县围绕“全域旅游、半壁江上”的目标，实现旅游总收入28亿元，比同期增长17%①。虽然国家已经提出建设生态旅游的战略规划，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在付诸实施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在如何发展生态旅游方面具有指导意义的研究也较少。本文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430户农户为例，基于社会资本农户合作、农户信任、规范、关系网四个维度为理论机理，分析乡村生态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措施。

（一）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的影响效应

参考R.D.Putnam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从农户合作、信任、规范、关系网四个维度来研究社会资本对乡村生态旅游的影响[2]。

关于农户合作。农户彼此之间合作度越高，对彼此的认同价值就越高，获得的归属感就越强，从而更愿意主动参与乡村生态旅游开发。艾菊红认为生态旅游业的发展焦点是人的发展,而且是当地人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当地人并不是被动和消极的客体,而是主体。只有当地人的发展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得到强化,其旅游业才可能得到当地人的积极支持和配合,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3]。赵巧艳提出在民族旅游中，影响居民参与路径和获益大小的核心要素是资本，而且每种资本都在其中发挥作用。以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形式为主的公共精神成为社会资本新的研究范畴,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社会成员的合作,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4]。

关于信任。农户对村庄的信任度越高，农户合作的价值认同度就越高，从而更有意参与到乡村生态旅游之中。反之，如果农户之间缺乏信任，农户自愿参加到乡村生态旅游的动力就越小。Bourdieu认为社会资本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居民相互信任、共同制定政策和居民参与的社会组织形式，通过便利的合作形式来提高社会效率[5]。卞显红等人对国内外25个生态旅游发展案例的定量研究表明,生态旅游发展的成功要素之一就是充分重视当地居民的利益并使当地利益最大化[6]。

关于规范。R.D.Putnam指出，农户对个人社会规范的认同和履行，对于农户自愿参与乡村生态旅游具有重要的影响[2]。熊芳根据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和原则指出，生态旅游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生态环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社会效益包括生态旅游者获得生态体验和享受，传播环境保护的理念，提高当地社区居民的就业水平和生活质量，保持当地原生态的民俗民风等[7]。

关于关系网。农户与村庄联系越广泛、与其他农户越熟悉、对自身声誉更重视，会更加激励自身参与乡村生态旅游。Fukuyama提出社会资本是鼓励人与人之间、人与村庄之间相互联系的一种交流制度，也是关系网形成的巨大力量[8]。时少华提出，社会资本对当地居民参与旅游业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与社会资本水平高低、社会资本的具体类型或组合形式有着密切关联[9]。

（二）农户参与对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

农户参与能提高乡村生态旅游开发的效率。大量民族问题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并没有造成世界文化的全球化;相反,当人们真正认识到我群与他群不同的时候,地方性更被强化了。对一个地方的认同并不是在社区内部历史地形成的,很大程度上来自与“外界”的相互交往[10]。Zhao W等证实乡村生态旅游开发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农户参与[11]。D.B.Park认为社会资本在旅游经济中是以合作、相互信任、规范、社会关系网络形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12]。在乡村生态旅游中农户参与是积累社会资本存量的重要来源[13]。刘晋提出社会资本越雄厚，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管理提供的社会网络越密集，就越能推动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的沟通与合作，社会资本的积累可以大大增加社会的凝聚力[14]。卓玛措、蒋贵彦认为，社会资本对提升生态意识有积极作用，在当地民族传统文化中本身就蕴含了大量的关于生态保护的文化资源，通过社会资本的运作，尊重传统文化，就可以提升当地群众的生态意识[15]。

总体而言，围绕社会资本对乡村生态旅游的影响这一研究主题，国内外学者已经有了一些探索性研究。本文拟研究内容与其他文献不同之处是分别从社会资本四个维度，即合作、信任、规范、关系网分析对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影响。

二、实证研究方法、数据及变量测度

（一）研究思路

为了直观反映社会资本对农村生态旅游发展的影响，首先把社会资本划分成农户合作、信任、规范、关系网四个维度，运用变量因子分析法，分析社会资本四个维度的因素载荷。其次通过聚类分析，把农户社会资本水平划分成高社会资本农户和低社会资本农户，以便于分析影响长阳县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最后根据农户社会属性构建逻辑回归模型，探讨农户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对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有无影响，研究民族属性、耕地类型、旅游经营服务类型对乡村生态旅游有无显著影响。

图1 实证研究思路图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基于图1的分析思路，本文以长阳县450名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实证研究方法，划分出450名农户社会资本的高低情况。构建逻辑回归模型探索影响长阳县乡村生态旅游的因素。本文采用的样本数据来源于2016年大学生暑期调研报告。根据分层随机抽样法在长阳县鸭子口乡、火烧坪乡、龙舟坪镇、贺家坪镇四个乡（镇）分别随机抽取1～3个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500份问卷，最终收取469份调查问卷，问卷回收率为92.25%。经剔除信息不完整和固定回答的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为450份，问卷有效率为94.85%。主要调查内容涉及两部分：第一部分农户社会经济特征，调查内容包括：农户是否从事过旅游服务相关产业、户主性别、户主年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户主民族属性、家庭年收入、主要耕作类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第二部分农户社会资本，调查内容包括：是否经常参加所在村落的村民会议、是否与其他村民保持良好关系、是否很乐意去帮助村里的其他人、对所在村庄其他村民很信任、对所在村庄政府机构很信任、在意其他村民的指责、渴望得到所在村庄其他村民尊重、自觉遵守村庄制度、与亲戚关系和睦、与其他村庄村民关系和睦、与所在村庄村民关系和睦等。

对调查对象个人及家庭社会特征分析可知。调查对象男性较多，占比为59.7%；年龄集中在35～50岁之间，占比为86.4%；75%的调查对象为土家族。文化程度水平较低，主要集中在高中以下，占比为84.5%；大多数农户有外出打工的经历，占比为88.8%。家庭规模以夫妻和孩子组成的三口之家为主，占比为45.7%。耕地类型以种植业为主，占比89.6%。调查对象从事旅游经营活动类别以售卖农产品为主，占比为28.2%。调查对象主要收入来源以农业和个体工商户为主，占比为45.1%和25.9%，如表1所示。

表1 农户个人与家庭特征

（三）变量测度

本文参考熊芳和王性玉、杨涛、王开阳的研究结果[16-17]，从合作、信任、规范、关系网四个维度对社会资本进行测度。为控制社会资本对乡村生态旅游的影响，本文在以社会资本四个维度作为解释变量的同时增加两个变量：一是农户家庭特征变量，主要包括是否有意愿从事生态旅游服务相关经营活动②、家庭收入、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耕种类型等；二是民族虚拟变量，主要以长阳县土家族为研究对象，分析社会资本对乡村生态旅游的影响。民族属性也可能是影响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一个因素。如表2所示为变量定性描述，四个维度调查问卷选项内容如下：

1.合作。本部分调查问卷选项设置包括：经常参与村会、对所在村庄其他村民都很熟悉、很乐意帮助其他村民、对所在村庄生态旅游事务积极参与、经常与所在村庄其他村民进行联系。

2.信任。参考侯彩霞的研究[18]，本部分调查问卷选项设置包括：对所在村庄其他村民很信任、对所在村庄政府机构很信任、民族发展是建立在社会信任之上。

3.规范。参考Griffin&Husted的研究[19]，本部分调查问卷选项内容包括：在意其他村民的指责、渴望得到所在村庄其他村民尊重、自觉遵守村庄制度。

4.关系网。参考童馨乐、杨向阳的研究[20]，本部分调查问卷选项内容包括：与亲戚关系和睦、与其他村庄村民关系和睦、与所在村庄村民关系和睦。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解释

（一）农户社会资本对生态旅游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因子与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方法分析长阳县农户社会资本对当地乡村生态旅游影响因素的大小。发现变量因子载荷都在0.5以上，说明变量之间具有相关性。再对变量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Cronbach’s α在0.7以上，通过信度检验。KMO值为0.74、Sig=0.000、Bartlett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879，通过效度检验。数据如表3所示。

表2 变量定性描述

表3 社会资本的因子分析

根据社会资本因子分析的实证结果。从社会资本农户合作的维度分析，参加村民会议因子载荷最高0.75；其次是熟悉村民的0.70；邻村关系因子载荷最小0.57。表明农户参与村大会的频率、与其他村民和谐关系决定农户合作程度。从信任的维度分析，信任村民因子载荷最高为0.87，说明居民对其他村民信任度越高，农户个人信任度就越高。从社会资本关系网的维度可知，村民关系因子载荷最高为0.79。表明村民关系越和谐，关系网就越大，主要受中国农村“邻里生活文化”的影响。从社会资本规范的维度分析，在意其他村民指责的因子载荷最高为0.81，说明农户对个人声誉的重视度高。

从特征值分析，农户合作特征值、规范特征值较大，依次为4.09、3.57；信任的特征值最小，为1.43。意味着农户应多参与村庄活动，增强同质群体与异质群体的信任，增加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提高自身文化素质促进乡村生态旅游合理化发展。

（二）农户社会资本水平聚类分析

为了分析农户社会资本水平的高低，本文对社会资本四个维度进行因子分析后，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农户社会资本进行聚类。选用欧式距离，选取系统聚类法中的离差平方和法（Ward法）。相比切比雪夫聚类法分析，该聚类分析操作较为简单，可更加全面地对社会资本四个维度进行分析，表达式为：

其中，Xi是农户X中的第i个社会资本变量的变量值，Yi是农户Y的第i个社会资本变量的变量值，i=1，2，3，4。

离差平方和法容易受变量规模大小的影响，使结果具有主观性。为了修正这一缺点，本文在采用离差平方和法后运用K-Means聚类分析。根据长阳土家族自治县450名农户社会资本平均值，把450名农户分成两类：高社会资本和低社会资本。高社会资本表示农户社会资本四个维度平均值水平高，低社会资本表示农户社会资本四个维度平均值水平低。

结果发现Wilks’lambda值为0.008，一般来说Wilks’lambda值域在[0,1]之间。当值接近1时，说明农户社会资本四个维度均值差异小，不存在属性自相关，聚类分析无意义；当值接近0时，说明农户社会资本四个维度均值差异大，存在属性差异，也就是说因相似聚集的可能性大，聚类有意义。Hoteling’s trace 为 112.15、Pillai’s trace 值 0.897、Roy’s largest root值 113.25， 说明聚类分析有效，如表4所示。

表4 农户社会资本水平聚类分析

从结果分析，高社会资本农户合作的贡献值最高为4.03，低社会资本农户合作贡献值为3.40，这说明在聚类分析中农户合作对社会资本水平贡献率最高，即农户合作有利于增加社会资本存量，该地区农户合作化程度高。高社会资本信任的贡献值最低为3.19，低社会资本水平变量信任贡献值最低为2.05，说明该地区农户之间缺乏信任，难以形成生态旅游开发集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地区生态旅游发展。

（三）农户个人经济特征逻辑回归分析

本文参考逻辑回归方法，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户主基本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当地乡村生态旅游发展产生的影响。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民族、收入来源等变量对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影响，并利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回归参数进行估计。具体模型为：

（2）式中X1，X2，…，Xp分别表示农户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耕地类型、旅游经营活动类型、收入来源、民族。被解释变量Y表示农户有意愿从事生态旅游经营活动，对Y的影响可由两个部分解释：第一，变量X1，X2，…，Xp的变化引起Y的线性变化，即户主年龄、性别等社会经济基本特征的变化，引起农户从事生态旅游经营活动意愿的变化；第二，υ为控制变量，表示民族属性控制变量的变化，引起农户从事生态旅游经营活动意愿的变化。

该模型显著性检验统计计量是Wald统计量，其计量公式为：

（3）式中Bi是回归系数，SBi是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模型Hosmer-Lemeshow的值为9.37，p值为0.28（p＞0.05），Cox〥Snell R2值为 0.175、Nagelkerke R2值为 0.119，表明统计检验显著，说明该模型具有很好的拟合度。如表示所示。

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从事旅游经营服务产业wald值为8.36。说明旅游经营服务产业发展对当地生态旅游开发具有显著正相关影响，从事“农产品贩卖 ”“住宿”“农家乐”等经营类型对发展当地生态旅游都具有正向影响。一方面农户自愿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主观意识是推动当地生态旅游开发的基础，另一方面国家近年来大力提倡“休闲产业”的号召是当地生态旅游开发的推动力。耕地类型wald值为6.95，种植业wald值为5.12，它们对当地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最大，表明当地农户发展旅游产业大多靠“农家乐”“贩卖蔬菜”等单一形式。另外，本文发现农户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对农户从事生态旅游经营活动意愿没有影响，主要原因是长阳县是以旅游业为支柱经济的民族地区，“全民发展旅游业”已成为一种风尚，农户年龄、性别对乡村生态旅游影响程度不大。但民族变量对其影响较显著，尤其是土家族、苗族。这说明长阳地区想要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实现财政自给、经济转型的迫切愿望。

四、长阳县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路径

（一）促进农户合作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很多发展生态旅游的地区都有过因忽视农户参与而引起当地人反对生态旅游开发的例子。其实长阳县发展生态旅游所依托的就是当地社区的社会资本，如果长阳县的农户参与被忽视，最终将会影响社会资本的形成，生态旅游发展也就失去了根基。农户合作是影响乡村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的最大因素，特征值为4.09。农户合作程度越高，归属感越强，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就会越快。这意味着农户应多参与乡村活动，增强同质群体与异质群体信任与了解，增加社会资本存量，从而能够保持农户之间良性竞争与互动，形成有活力的、稳定的发展环境。

表5 农户个人经济特征的逻辑回归分析

（二）以农户为主体

阻碍长阳县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当地农户缺乏信任，难以形成地区共建、信息链接、人员共享的生态旅游开发集聚效应。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基础较好，地方民族文化特色浓厚。但实地考察发现，当地农户没有成为生态旅游开发的主体，被排斥在旅游开发利益分配范围之外。农户得到的旅游利益相当有限，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当地农户对政府的信任度。因此，政府应在贷款、租金方面给予当地农户更多的优惠政策，让更多农户参与生态旅游发展。

（三）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发展相结合

民族地区生态旅游发展所依托的是当地文化特色，由于各地游客的大量涌入，当地乡村生态旅游或多或少融入了“汉文化”。大部分农户明白他们传统的民族文化，如土家山歌、土家特色饮食、土家转角楼、土家摆手舞等，但特色文化节目成了农户之间相互竞争、招揽游客的活动，传统的文化本质内涵已经消失殆尽。因此，长阳县应强调文化的独特性，加强新农村民族文化建设，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多种形式保护并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如邀请民间艺人表演民族工艺制作、建立非遗博物馆、举办民族歌舞晚会等[22]。挖掘丰富而多元化的旅游产品，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生态旅游更好地发展。

五、结语

社会资本之所以能促进乡村地区生态旅游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农户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本可以通过经济资源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农户的社会资本能促进农户对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正确意识的形成。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政府应在重视农户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构建以农户为主体的旅游发展模式，形成民族区域地区共建信息链接、人员资源共享的聚集效应，进而提高农户正确发展乡村生态旅游意识，降低生态旅游开发成本，实现以点带面的政策效应。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长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 从事生态旅游服务等经营活动分为“有从事生态旅游服务经营活动的意愿、没有从事生态旅游服务经营活动的意愿 ”，本文研究对象为有从事生态旅游服务经营活动意愿的农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