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流浪，异样的人生
——中西山水诗对比赏

杜益梅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语言文化学院

一、引言

中国人传统以来将自然视为心灵的家园，时常心生归隐之心；西方人将自然视为冶炼心智的熔炉，是扬名立万的战场，他们与自然抗争要主宰自己的命运。如果说中国人有归隐情结，西方人则有英雄情结。中国人意在亲近自然、享受自然，西方人则意在挑战自然、征服自然。中西这种不同的心态在各自的传统诗歌作品中得到体现。

二、山之歌与海之韵

许多中国古诗尤其是唐诗写自然之景如画水墨画，读这些诗会感觉进入一个宁静闲适的境界，中国的山水抒情诗就是有这种抵挡世俗尘嚣、消解尘世噪音的作用。抒情诗是中国传统的文学形式，最早的抒情诗可以追溯到《诗经》，如《燕燕》《蒹葭》《采薇》等。《楚辞》也是。《楚辞》的代表作是屈原的《离骚》，《离骚》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屈原抒发了自己流放时的忧愤感慨和政治抱负。唐朝被誉为“诗的王朝”，涌现了许多伟大的抒情诗人，他们的很多诗作描写了清秀悠闲青山绿水山野茅屋，诗里行间流露出闲逸萧散的情趣。李白的《独坐敬亭山》，杜甫的《望岳》，王维的《山居秋暝》，贾岛的《寻隐者不遇》等等。

相较中国的抒情诗传统，欧洲国家的诗歌宝库里最古老的是叙事诗或英雄史诗。西方许多杰出诗人都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叙事诗。《贝奥武甫》或许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古老的史诗，英国浪漫诗人拜伦写了长篇史诗《唐璜》，而《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铁面人》是法国大文豪大仲马的史诗三部曲。英雄史诗的文学传统始于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伊利亚特》讲述了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奥德赛》讲述的是希腊英雄奥德赛在特洛伊战争之后返乡途中漂泊海上的经历。两部史诗都塑造了许多英勇无畏流芳百世的英雄。根据《21世纪大英汉词典》英语单词“trojan”（“古代特洛伊人”）也有“勇士”、“勤勉的人”之意；“Odyssey”（“奥德赛”）也有“长期流浪冒险的生活”之意。除此之外，这两篇长诗还描绘了恢宏的大海景象，尤其是奥德赛的海上冒险，情节场面如此惊心动魄以至于海洋和英雄有了关联，就像提到梁山必想到好汉。或许因此，海洋成了西方诗歌中永恒的描写对象。例子俯拾即来：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英国诗人阿尔弗莱德·丁尼生的《尤利西斯》和约翰·梅斯菲尔德的《海恋》，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的《帆》等等，这些诗里的大海汹涌澎湃，让人不由热血沸腾，仿佛自己是高尔基笔下的海燕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与狂风闪电搏击。

或许由于两者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中国人依山傍水看山写山，西方人是海上的民族，出海咏海。他们一个隐没在山林之中，一个搏击在海浪之巅，谱写了一首首的山之歌与海之韵。

三、和谐与对立

山也好，海也好，都是自然造化，因此人们对山和海的不同感受反映了人们不同的自然观。再者，在评判事物时，人难免会受个人人生经历、教育背景和价值观的影响，因此人们对自然的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照了他们对自己的认识。社会由人类和自然构成，因此人类不同的自然观和自我认知也就会导致他们对社会的不同认知。那么中西诗人的自然观、个人认知、社会认知有哪些不同呢？对比欣赏以上这些“山之歌”、“海之韵”应该能够找到些许答案。

首先，不难发现，以上的几首中西诗里都有人的身影。从内容推测，《山居秋暝》有“浣女”和“王孙”，《望岳》有“我”，《独坐敬亭山》里有“我”，《寻隐者不遇》有“我”、“童子”和“隐者”。《埃涅阿斯纪》里有“特洛伊人”，《尤利西斯》里有“我”，《海恋》里有“我”，《帆》有“他”。中西诗里都有人在自然界出现并与自然互动，反映了两个不同文化民族的人都认为自然与人的密切关联。

然而，中西诗歌里反映的自然与人的关联方式却不一样，这一点可以从诗行里使用的动词体现出来。中国山水诗的诗行要么不用动词，如，《山居秋暝》里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要么使用的动词传达出一种亲昵温柔、飘逸超脱的情绪，如，《山居秋暝》里的“照”、“流”，“归”、“下”、《独坐敬亭山》里的“飞尽”、“独去”、“相看两不厌”，《望岳》里的“生”和“入”、《寻隐者不遇》里的“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等。自然界的万物相依相照，人与青山也是像亲人和朋友相伴相随那样和谐相亲。心照山水、山水衬心，物我融合，浑然一体，这便是中国诗人感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相看两不厌”，“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等都表达了诗人对自然的依恋。

那么西方的诗人又是怎么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呢?倘若中国山水诗歌里的动词称之为“亲和动词”，那么西方海洋诗歌里的动词则称之为“对抗动词”。比如，《埃涅阿斯纪》里的 “卷过地面”、“扑向大海”、“掀起”、“卷向”、“遮没”、“威胁”、“死到临头”等，《尤利西斯》里的“前进”、“退让”、“呻唤”、“划破”、“超越”等，《海恋》里的“摇荡”、“喷涌”、“飞溅”以及《帆》里的“风声急急，浪花勇气”等①。这些“对抗动词”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冲突。冲突经常出现在敌对双方，所以西方人似乎把自然置于人的对立面，人要去征服、控制、摆脱其束缚，掌控自己的命运。这些诗人表达了他们要与自然力搏击的决心，《尤利西斯》里有“我如饥似渴的漂泊不止....../尚未经历的世界在门外闪光，/而随着我一步一步地前进，/它的边界也不断向后退让。”《海恋》里有“我一定要再次出海，因为这滚滚海潮的召唤/是野性的召唤是清新的召唤是如此不可阻拦”，《帆》里有 “而叛逆的帆呼唤着风暴，/仿佛唯有风暴中才有安详！”。在人要出海的同时，自然似乎也在挑衅召唤着人类，《尤利西斯》写道：“大海用无数音响在周围呻唤。/来呀，朋友们，探寻更新的世界/现在尚未为时过晚。”

由此看来，中国的山水诗里自然与人是和谐的，而西方咏海的诗里自然与人则是对立的关系。

四、归隐情结与英雄情结

人是有自主意识的动物。中国人热爱美丽的大自然，与大自然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享受自然带来的平和闲适，他们认为自然的美好与平静如若沁入人心，人的性格会变得完美。所以李白说：“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杜甫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贾岛说：“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王维说：“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中国诗人的这种隐居山水的想法在道教里能找到回应，道家崇尚清静无为，隐于山林修身养性。王维在《饭覆釜山僧》说：“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馀”。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人十分看重心性的修行。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倾向，中国社会一直强调“德”的力量。

那么，当中国人在大自然的宁静中修身养性之时，西方人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又得到什么呢？西方人很看重个人自由和个人的价值荣耀。丁尼生在《尤利西斯》里就表达了对自由和荣耀的渴望，他说：“最单调最沉闷的是停留，是终止，/是蒙尘生锈而不在使用中发亮！”《海恋》咏道：“我一定要再次出海，驶向寂寥的海天之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一颗导航的星和一艘帆船”。西方人会为理想战斗到底，《尤利西斯》写道：“开船吧！/坐成排，划破这喧哗的海浪，/我决心驶向太阳沉默的彼方，/超越西方星斗的浴场，至死方止”。由此可见西方人强烈的战斗意志和挑战心。

当一个人偏爱在大自然中休憩，那么他就趋向于远离喧嚣的社会生活。离开文明发达的社会生活，隐居在乡间是中国封建社会许多士大夫选择的生活方式，形成隐逸文化。这些隐士们归隐或生归隐之心大多因不满腐败的社会现实，不愿同流合污，于是归隐乡间，要么伺机而出，要么永远不问世事。他们信奉“君子藏器，侍时而动”（《周易·系辞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忘势》），当自己的想法不能实现时，就专心修养德行，当自己的想法被接受时，则努力让百姓都能得到好处。儒家的孔夫子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意欲归隐的文人，他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

对于西方人，自然界危险重重，深沟险壑、狂风暴雨、山崩地裂、海啸地震都为人设置了各种艰难险阻，社会也如此，因为社会首先是由自然和人构成的。然而，面对有阻碍自身自由的力量，他们会勇敢挑战，由此推动社会的变革，西方社会国家会发展迅速，这种挑战精神不容忽视。此外，西方人在改变存在的客观世界过程中，也改造自己的内心世界，实现个人价值。

五、结语

似乎中国人和西方人都热衷于在大自然“流浪”，只不过“目的地”不同，一个乐山，一个乐海；中国人意在亲近自然、享受自然，西方人则意在挑战自然、征服自然；中国人的流浪是一场静心之旅，西方人的流浪是一场冒险之途。中国诗人对山的钟爱，西方诗人对海的依恋，体现了中西方不同的审美观、自然观、个人价值观和社会观。飞白说：“中国诗人写山是静态的、平衡的，西方诗人写海是动态的，打破平衡的。中国诗人写山，心态是内向的，是向内心回归的；西方人写海，心态是外向的，是向远方开拓的。中国诗人写山，象征的是和谐，西方诗人写海，象征的是抗争。中国诗在自然中见到人格和伦理，西方诗在自然中见到神秘而巨大的力量。中国诗人爱山，感受的是山对人的吸纳，人与山的认同；西方诗人爱海，感受的是海对人的挑战，人与海的较量。”[1]总之，如果人生是一首歌，中国人的歌名叫《渔樵问答》，西方人的歌名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如果人生如画，中国画是王维的《雪溪图》，西方画就是法国画家泰奥多尔·居丹的《肯特的海滩》。

注释

①本文中的几首西方诗歌均引自飞白《诗海游踪》中《山与海的对话》一文中提供的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