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演进的三重逻辑

卢云

摘 要：本文通过运用历史分析法和文献分析法，探索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逻辑演进的历史根据、形成原因以及三重内涵，得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包含“潜在转化”“内在转化”“外在转化”三层含义。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统一性；斗争性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9-0029-03

改革开放以来，延续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要矛盾再次发生转变，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不是偶然的，它的转变具有自身的逻辑演进规律，并且表现为“潜在转化”“内在转化”“外在转化”三重逻辑，经过这三重运动，旧社会主要矛盾统一体破裂，新社会主要矛盾统一体形成，新社会主要矛盾应运而生。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潜在转化”

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第一层含义是“潜在转化”，是指一个新统一体在旧统一体中孕育萌芽阶段。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互为前提是社会主要矛盾能够转化的前提条件。在这一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并未开始真正转化，但新社会主要矛盾的特征已经开始出现，矛盾着的两个对立面已经在旧社会主要矛盾中开始萌芽，具有转化的趋势和可能，并非现实的转化过程，所以称这一阶段为“潜在转化”。

（一）社会主要矛盾内部对立双方的统一性是有条件的

首先，矛盾的统一性说的是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矛盾双方彼此依存的特性。社会主要矛盾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没有特定条件，两个彼此对立的东西就不能共居于一个矛盾统一体中。这种有条件性表现在新社会主要矛盾内部矛盾双方的性质必须一致才能构成一个矛盾统一体。每个矛盾统一体因性质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有阶级矛盾统一体，比如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有生产力矛盾统一体，比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新社会主要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同样必须具备相同的性质才能构成一个矛盾统一体。所以社会主要矛盾要發生转变，前提依据是旧矛盾两个性质相同的对立面被两个性质相同的新对立面代替。

其次，新社会主要矛盾对立双方彼此依存也是有条件的。毛泽东说：“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一方，它这一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2]328在客观世界只有这一方面没有那一方面的事物是没有的。也就是说一个矛盾体是由矛盾的对立双方共同组成的，缺少了哪一个方面都构不成一个矛盾体。新社会主要矛盾的孕育过程中首先必须形成一个对立统一的新矛盾统一体，新矛盾统一体的形成是旧矛盾统一体的瓦解，新矛盾统一体的形成不是固定不变的，这个矛盾统一体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假如旧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得到彻底解决，抑或是矛盾次要方面——人民的需要不管从哪个方面讲都已经得到极大满足，那么这个新矛盾统一体就不会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而是其他矛盾统一体。新矛盾统一体之所以是这个而不是其他的，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自身的形成规律。

从社会主要矛盾的矛盾主要方面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发展演变至今的“五大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要求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是新常态背景下力求解决我国调结构、转方式进程中的主要矛盾、根本问题和发展短板的本质要求。”[3]从发展观的历史演变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不全面、不平衡、不协调的发展理念逐渐演变为全面的、平衡的、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为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协调而提出来的。“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使旧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开始具备新社会主要矛盾的特征，但此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矛盾主要方面还处于潜在转化阶段，还未真正发生改变，仍在孕育萌芽。从社会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全国人民埋头苦干，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我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大幅提升，很好地实现了社会生产的转型升级，已经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实现了小康，人民的物质条件已不再匮乏，文化娱乐精神层面的需要得到了很好的满足。人民的需求从简单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更为丰富的内涵、更为提高的层次，拓展到更为广泛的领域，人民可以有更为自主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已经呈现出新社会主要矛盾的特点，但在此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还处于潜在转变、孕育阶段。

（二）社会主要矛盾统一性的转化受特定条件限制

毛泽东用“常住性”来比喻事物的相对静止，把矛盾统一的相对性看作运动的相对静止。也就是说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受特定条件限制。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嬗变来看，我国每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无不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从社会发展的过程看来，社会发展规律呈现出有什么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处在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主要矛盾与之相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还只是阶段性、部分质变，还只是从低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的一个过程，新社会主要矛盾的潜在矛盾对立面延续了旧社会主要矛盾，矛盾对立统一体仍然是“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这一时期这一特定条件是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民需要的丰富和提升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突出。特定条件发生改变，原矛盾统一体就会破裂，让位于新的矛盾统一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具备了潜在条件。

二、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在转化”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不仅是潜在的，而且是现实的，社会主要矛盾内部对立着的两方面具有相互斗争、相互否定的特性，这一特性促使矛盾双方相互对立，在相互斗争、相互否定中轮番变化、发展。这是新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第二层含义。由于这一过程是发生在同一矛盾统一体中的内部变化，可称之为“内在转化”。社会矛盾转化的这一含义强调的是矛盾转化的现实运动。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化性是绝对的。”[2]298《矛盾论》认为，一切矛盾都具有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统一性，又有相互排斥相互作用的斗争性。矛盾着的统一面又统一又斗争，才构成了事物的运动变化，缺少任何一个方面，事物都不会运动和变化。任何事物的发展从产生到消灭，都要经历矛盾统一斗争的这两种情形。

社会主要矛盾内部对立面双方相互斗争、相互否定促成事物变化。《矛盾论》认为矛盾的斗争性就是指矛盾双方相互对立、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的一面。毛泽东说：“矛盾的斗争贯穿于矛盾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2]333社会主要矛盾内部这种斗争性使矛盾双方在运动过程中不断否定彼此，使矛盾双方各自展开，发挥本身的力量，经过相互斗争较量，引起双方力量的消长，促使双方力量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从而改变了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的形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敌我矛盾变为人民内部矛盾，相应地，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工作思路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思路。这一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矛盾的斗争性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之间是不相适应的，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的需求轮番增长，生产力的发展满足人民的需求、创造人民的需求，人民的需求同时也促使生产力向前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需求既对立又统一，它们之间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由此决定了这一矛盾的稳定性和永恒性。然而在生产力发展与需求的天然联系中，生产力的发展总是赶不上需求的变化，促使这一矛盾发生转化。

三、社会主要矛盾的“外在转化”

在前一阶段，矛盾内部双方经过了对比较量，双方的力量都发生了变化，双方力量的不平衡又促使矛盾双方地位或性质发生转化，实现事物的质变，形成从一矛盾统一体向另一矛盾统一体的过渡和交接。这是新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第三层含义。这一阶段是矛盾之间的转化，称之为“外在转化”。外在的矛盾转化，是作为新旧矛盾统一体之过渡环节的矛盾转化，它发生在两个矛盾或两种事物的转折过程中。《矛盾论》认为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事物由“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是旧矛盾的解决，是向新矛盾的转化，毛泽东把这称之为“新陈代谢过程”，并且看作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如果说前一階段的相互否定相互斗争属于量变阶段，那么这一阶段是矛盾内部否定性与斗争性的延续与发展，属于阶段性、部分质变阶段。

（一）社会主要矛盾内部双方的质变促使旧矛盾统一体过渡到新矛盾统一体

从原社会主要矛盾内部双方的否定运动来看，不管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是矛盾的次要方面都既发生了量变，也产生了部分质变，纵观我国近几年的发展，矛盾主次方面发生的部分质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之间发展不平衡。随着虚拟经济的盛行，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有些滞后，主要表现在大量金融资本都涌向了房地产行业，更有甚者，实体经济经营过程中保证正常经营的存量资金也抽离出来投入到虚拟经济里，虚拟经济诸如房地产业，房价持续上涨，资源配置的自发性使得资金继续投入这些行业，导致实体经济运行乏力。从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中国制造业面临大而不强的突出问题，我国供给体系大多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制造业产业结构还处在较低水平。比如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市场仍存在相当数量的“僵尸企业”，它们靠政府的补助度日，或者濒临破产。优质企业尤其是世界一流制造企业数量较少。“规模指标占据市场优势，而在创新能力、品牌、商业模式、国际化程度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和不足。产品结构档次偏低，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的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高端品牌培育不够。”[4]导致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之间供需结构性失衡。工业和服务业之间不平衡。发展现阶段，存在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结构性失衡。服务业发展迅速而工业的发展相对滞后造成的“结构失衡”，这种结构失衡造成的影响一是服务业资本深化程度不够，占比增长太快会降低全社会人均资本，进一步降低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近些年，服务业占比提升过快而经济增速反呈下降趋势。二是服务业发展对知识的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知识的专业化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会使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加大，同时，还不利于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增长下降，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的风险[4]。

其次，城乡区域与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表现在，第一，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东高西低的状况。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沿海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外加地理环境的优势使这些地区优先发展起来。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东西部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体、私营、外资等非国有经济的贡献相对较大，而西部地区要素生产力低，技术进步和市场化程度慢，先天的地理劣势使得西部地区贫困县较多，发展包袱重，经济增长缓慢。第二，城乡发展不平衡。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城乡一体化发展全面推进，但是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中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城乡经济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农村生产力低下，要素配置不合理，工农业失衡现象依然存在；城乡公共服务设施仍然不平衡，农村公共服务能力还处于低水平阶段；城乡收入分配仍然不合理，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差距越来越大，农民收入不稳定现象依然存在。

从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来看，人民的需要也不再停留在简单的物质文化需要，而是有了更丰富的内涵。首先，人民需求多样化。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全面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总体实现小康，不久的将来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群众不仅有物质文化方面的需要还有其他更多方面的需要。在物质生活方面，期待物品更丰盛，对衣、食、住、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精神文化方面，期待精神文化产品更丰富、更多元化，能满足不同层级人民的精神需要；在政治方面，期待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当家做主，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在经济方面，期待财务自由，有更多的货币满足生活开支；在社会民生方面，期待各种保障机制更健全，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无后顾之忧；在生态环境方面，期待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协调发展，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的同时还有和谐的环境。其次，人民需求升级化。民众对需求不再简单停留在物质文化上，而是有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人的全面发展，而且还要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在既有的物质文化需要基础上。从“硬需要”层面看，既有的需要没有消失，并呈现升级态势，在原有需要的基础上，民众对社会环境、居住条件、教育、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服务等方面的需要不断升级。在“软需要”层面，对精神文化生活、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些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部分质变决定了新社会主要矛盾统一体的两方面，矛盾主要方面是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次要方面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由此完成了从旧矛盾统一体转变成新矛盾统一体，旧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新社会主要矛盾。

（二）社会主要矛盾从一个矛盾统一体转变为另一个矛盾统一体

经历了三个次层的转化，原矛盾统一体突破自身，实现了质变，从一矛盾统一体转变为另一矛盾统一体，于是新社会主要矛盾应运而生。毛泽东说：“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成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2]307新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归根结底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质变、部分质变，是社会发展过程由简单到复杂、由低形态向高形态的改变。

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带来的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并没有改变本国所处的历史阶段，我国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居于这个历史阶段，我国的根本任务还是要落实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和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个重点上，从“生产方”和“需要方”共同入手，一方面，大力发展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生态生产在内的“大生产力”，改善和提高“大生产”供给方的产品数量和质量；另一方面，还要从需要方入手，树立科学合理的需求观，鼓励正当需求的同时适当限制或抑制人们过快的需求增长，特别是要坚决抑制日益盛行的不合理的、病态的消费行为，如奢侈性消费、炫耀性消费等[5]。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韩庆祥，陈远章.五大发展理念：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由大变强之道[EB/OL].光明网，（2016-01-20）[2018-04-11].http：//theory.gmw.cn/2016-01/20/content_18575862.htm.

[4]黄群慧.论新时期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J].中国工业经济，2017（9）.

[5]李健.辩证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历史阶段不变[N].人民日报，2018-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