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问政的运行机制分析及其对策优化

摘要：《电视问政》是由武汉广播电视台在2011年推出的电视问政节目，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各界高度关注。以电视直播的方式，将公共事务展现到社会大众的眼前。电视问政的三方分别为政府、媒体以及公众，定位好每个方面的主体，守住自己的角色，从而使电视问政能够稳稳的发展，并解决好“谁在问”，“问什么”，“怎么问”这三个维度上的问题，最终实现城市公共治理平台的构建以及完善。

关键词：电视问政；公共治理；可持续发展

1.电视问政的发展过程及意义

1.1电视问政的起源

所谓电视问政，即是民众通过电视媒体与政府官员进行交流沟通，达到民众参政议政的目的。在电视媒体的发展史上，电视媒体发展的初期，民众对政府政要的信息来源都来自于各大广播，一直到2005年6月，兰州电视台推出了《“一把手”上电视》的电视问政节目，可谓是我国电视问政节目的首创；到了2007年，广东电视台推出了《一把手面对面——镇委书记访谈录》的电视问政节目，这一节目的推出，也达到了电视问政节目的现场直播以及与公众进行互动的效果；一直到2011年武汉广播电视台推出了《电视问政》节目，不仅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还为电视问政类的节目统一了名字并铺垫了基本的形态。

1.2电视问政的发展

电视问政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04年兰州电视台第一次推出的《“一把手”上电视》的电视节目，电视媒体通过对政府高层进行电视录播，第一次将政府高层通过电视转播的方式，带到了大众的眼前；直到2007年，广东电视台推出了《一把手面对面——镇委书记访谈录》的问政类节目，第一次将现场直播引入电视问政当中，并使公众可以通过现场提问、手机短信等方式参政议政；到2011年，武汉广播电视台推出了《电视问政》节目，第一次统一了电视问政类节目的名字，并为后期电视问政类节目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示范效应。随后到2012年浙江金华台推出了《市民问政》；到2013年，丽水电视台推出了《问政进行时》等，全国各地区电视台将电视问政不断的推向公众的眼前。

1.3电视问政的意义

电视问政可以理解为通过媒体的媒介，将政治情况更好的传播到民众的眼前，即实现民众参政议政。当下我国为了实现城市公共治理的目标，电视问政的发展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不仅能让百姓参与政治，还能够考核政府的政绩。因此，电视问政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电视节目，而是一个让社会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途径。研究电视问政对完善社会大众共同治理公共事务有重要的意义。

2.电视问政的运行机制

2.1电视问政的主体

以西安市为例，《问政时刻》是西安广播电视台举办的大型电视问政类节目。其参与的主体主要包括媒体工作人员，比如主持人；市民代表、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行政单位的代表等。其中，市民代表主要有当地的城市居民、农户、各个行业的工作者、领域专家等。相对比较有代表性的主体包括人大代表、市民代表等。而专家学者大多数为大学教授、研究所教授、博士等高学历的人士。这样一来，此类人群所反映的问题大都能够体现出现在民众的心声，能够体现出电视问政的真正效用。

2.2电视问政的客体

以武汉市《电视问政》节目为例，电视问政的客体也就是“被问者”。被问者主要包括了政府部门的高层领导、特定部门的负责人等，例如与市长、省长的问话与沟通交流；与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的对话交流，如公安局局长、卫生局局长、教育局局长等各领域的行政负责人；另外，还包括在政府部门进行执行的这一部分公职人员，也在电视问政“被问者”的排列当中。但是，就目前而言，客体之前由于职能的条块化，部门与部门之间缺少联动，对于市民所提出的问题存在相互推诿的现象。

2.3电视问政的内容

电视问政的内容主要包括生态环境领域、教育领域、食品安全领域、交通环境领域、政府政策制度领域以及反贪污受贿领域等的民生问题。以武汉市为例，武汉市《电视问政》节目设置了“问作风、问执法、问服务、问管理、问环境”等五个环节的问政内容，摄制组通过实地调查的方法，调研并收集市民的热点问题，在节目开始前便确定当期的主题，随后将收集到的市民热点问题在当期节目上进行表述，并且让参与问政的代表进行问题处理方式的满意度表决，即当下对“被问者”的回答进行打分。并且进行现场提问，将市民的普遍性问题提出，让“被问者”当下分析并作答。

2.4电视问政的方式

电视问政类的节目在不同的载体上所呈现的内容也不相同，实际的运作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转播的方式来看，有的为电视录播、有的为电视直播；从载体上来看，部分电视问政类节目的载体就为媒体本身，另外一部分则是政府以及媒体作为该节目的载体。以武汉市的《电视问政》为例，《电视问政》作为此类节目最为成功的案例，不仅有领导的大力支持，也有媒体自身知名度的影响，从节目内容准备上看，媒体在节目开始前的准备工作非常到位，不仅问题设计完善，在保密方面也是做到了实处，不与责任单位进行提前的沟通；另外，也扩大了居民的参与渠道，搭建了短信交流、微博交流、电话热线交流、网站直播、互联网直播等平台，使市民无阻碍的參与到电视问政当中，从而实现了“公民问责”式的舆论监管。

3.电视问政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

3.1电视问政主体单一化

问政的主体应是广大人民群众，但客观条件所限，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及工作人员把握着电视问政的议程设置和节奏力度，镜头前的官员和观看电视的群众均易受到影响。除此之外，参与电视问政的主体大部分为个体民众，而一些社会组织，例如企业、NPO、NGO等则缺少参与的机会。因此，从电视问政的主体方面来看，需要改善民众、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的参与渠道，实现电视问政主体的多元化。

3.2电视问政客体孤立化

电视问政的客体存在孤立化的现象。当市民在某一个领域提出了一个问题之后，涉及这一个问题的政府行政的部门很多，如果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现实的整改，那么就需要相关的职能部门同时审批，而每一个部门之间的职责也都不一样，例如在拆迁补偿领域，就需要财政厅、拆迁办、政府旗下的地产公司等部门进行审批，最终才能确定将补偿资金发放到被拆迁者的账户中。另外，从问政的对象来看，不仅包括了政府的一把手，也包括了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职能部门的执行人以及中基层的干部，而这些主体都处在不同的层次当中，经常出现公务的协调不畅，部门的职能不清等问题，也就是没有形成一个政府职能部门的联动机制，最终将电视问政的问题原封不动的放在公众面前。

3.3电视问政内容片面化

电视问政的成败在于其内容，以武汉市《电视问政》为例，节目主要探讨的是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而那些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问题却被忽视了，比如在医疗领域、教育领域以及公共服务领域等。因此，尽管在宏观的角度上探讨了如何保护环境、如何建设利民工程，但是在实际的小问题上却无法真正的帮扶到市民，这也就使得问政的话题不全面。除此之外，在话题的深度上也探讨得不够深刻，只是浅析。这与电视问政节目本身的局限性有关，一是时间的限制，一些社会问题无法再短时间内就得以探讨清楚；二是话题本身的深度不够，例如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的筛选标准是不探讨体制问题、不探讨机制问题、不裁决民事纠纷，只是在行政作为上进行探讨，例如只从交通、环保、食品安全以及城市管理等民生政治层面来探讨问题；三是由于节目受到监管，无法真正的提出社会中比较尖锐的问题。

3.4電视问政效果评价不科学

电视问政旨在对政府工作的考核、验收，电视问政的效果更凸显在表面层次的“口难进”、“脸难看”，比如在问政过程中，“路灯常年不亮”、“服务窗口没有工作人员”等问题，一被提出，就迅速得到整改和问责。较深层次“事难办”如“湖泊污染”“违法建设多年难拆”等问题就效果不佳，很久都没解决。例如在东湖水上餐厅“荷香楼”，一个违法建筑，由于“多头管理导致无人管理”现象，多年难拆，被市民称为“拆坚强”。这一事件是行政管理机制上的问题，如果只靠一场电视问政，很难以解决。

4.提升电视问政成效的对策优化

4.1引入关联化的电视问政客体

为了打造“阳光型政府、责任性政府”，应该注重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针对电视问政的客体，我们可以将其进行拓展以实现提高电视问政的针对性和务实性。即从以责任单位一把手为主的客体群体，不仅要拓展至首要负责人如党委书记等，还要拓展到与议题相关联的实务操作者如基层干部等。与此同时，把非人为因素所产生的治理缺失问题，交给专业的政策研究与智库机构来进行深入研究，并设立为深化改革有待解决的课题。

4.2构建多样化的电视问政内容

电视问政的内容关系是吸引民众参与的重点，也是电视问政节目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目前，从宏观方面来看，电视问政的内容大都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从微观方面来看，医疗领域、教育领域以及公共服务领域等涉及到民生的问题是民众最为看重的。而现在大部分电视问政节目只是但从宏观或者微观的某一方面进行探讨，没有构建出多样化的电视问政内容。因此，电视问政应该将各领域的宏观内容以及微观内容进行结合，使民众不仅能够从宏观方面看到问题的解决，也能够站在微观的角度看到解决问题后实施的措施，进而真正实现共同治理的目的。

4.3设计综合化的电视问政方式

将电视问政推广为公众问政，即把互联网、纸媒、广播等多元媒介加入到“电视”这一单一媒介，同时，市民志愿者、两会代表委员、专家、学者等力量予以辅助，形成一个层次、立体化的公众问政网络格局。在此基础上，通过长期的全媒体的大数量的问政实践，加强市民参与议政，锻炼他们的议政行为，为营造一个城市治理的问政传统和民意基础打下基石。用公众问政的力量来解决问政作秀、问政力度不够等问题，让拓展问政形式来解决行政主导和常态化、制度化不足的先天缺陷。

4.4 实现科学化的问政效果评价

可持续发展的电视问政，需要明确影响其发展的关键要素与核心。因此，可确立一套电视问政评估的指标体系，将绩效考核量化。电视问政评估的指标体系，即全方位的评估电视问政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做到环节完整、内容全面和结构透明。

（1）前期评估主要有关于电视问政节目设计的合理性评估，节目的合理性包括问题设置是否合理、参与代表是否广泛。参与代表应既包括被问政的官员，也包括问政的媒体、百姓代表，参与者具有广泛性才能使问政过程始终保持中立。

（2）电视问政的中期评估最主要的是要评估电视问政在进行的过程中官员和百姓的参与度，包括场内和场外的所有参与者。电视问政搭建的是一个官民平等对话、合作共治的管理平台，问政能否取得良好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者的互动频数和深度。

（3）电视问政的后期评估要关注问题的解决和评价，如所曝光的问题是否被相关部口立案调查、跟进处理，失职人员是否被处理问责，问题解决的效率和效果如何等等。

问政结果的落实是保持节目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要让百姓切实看到电视问政在转变行政作风、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府职能等方面的成效。丰富电视问政形式与内容，对其进行持续创新；将问政主题多样化，可以把经济、文化等话题纳入问政中，做到与时俱进，贴近民生；在考核中不断完善电视问政，将其打造为舆论焦点监督的窗口、官民沟通的桥梁、合作治理的平台。

5.结语

电视问政作为新时代下公民参政议政的主要渠道之一，其运行机制的完善能够为公民参政议政带来更加便利的通道，从而实现我国公共事务共同治理的目标。电视媒体为百姓参政议政搭建平台，在节目中问答双方处于平等地位，普通百姓可以向政府官员当面质询，此外事后追踪问责，让媒体舆论监督职能得以有效发挥。目前，无论是“电视问政”的媒介效应，还是问政对行政作风的推动，都处于良性循环的过程。本文研究了电视问政的运行机制，从电视问政的主体、客体、内容、方式以及效果评价出发，提出了培育多元化的电视问政主体、引入关联化的电视问政客体、构建多样化的电视问政内容、设计综合化的电视问政方式以及实现科学化的电视问政效果。从而完善电视问政的运行机制，最终为公民提供一个便利的参政通道。

参考文献：

[1]顾亦兵.电视问政：构建城市公共治理平台——武汉广播电视台《电视问政》实践中的思考[J].新闻战线.2016（12）.

[2]许艳青.武汉电视问政的问题[J].商.2016（25）.

[3]王珊.责任政府视角下的电视问政研究——以武汉市电视问政为例[D].华中师范大学.2015.5.

作者简介：潘倩（1994.05.05）女，汉族，贵州湄潭，硕士生，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