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西北农村的人际关系变迁

牛立霞

摘要：在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由于受安土重迁习性以及乡土伦理思想影响，村民之间的相互交往更多体现着血缘与地缘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受经济体制转轨与现代化浪潮冲击，利益意识在农村社会不断凸显，一些带有功利性的因素渗入到农村的日常交往中，致使农村人际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多变性。在对西北农村地区人际关系变迁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形成这种变迁状况的原因与逻辑，以便为人们正确认识转型期西北农村的人际结构提供理论与事实依据。

关键词：人际关系；人情往来；利益因素；理性化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8）14-0140-05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8.14.034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Abstract： In the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of China， due to the local habits and ethics thought influen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villagers more embodies the blood and geopolitical relations. However，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interest consciousness has been highlighted in the rural society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tide of modernization. As a result， some utilitarian factors have gradually infiltrated into the current rural daily contacts， which leads to the unprecedented complexity and changeability of rur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n the basis of studying the change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the rural areas of Northwest China，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causes and logic of the formation of this change situation， so a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and factual basis for people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interpersonal structure of rural areas in the northwest transition.

Key word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human contact； interest factors； rationalization

1 研究背景及數据来源

中国西北地区一般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省5个省（自治区），地域面积共计310.69万km2，占中国国土面积的32.25%，人口总数为1.01亿，占中国人口的7.28%[1]。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特别是21世纪后，国家农村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与民主制度不断完善，西北地区农村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为掌握转型期西北地区农村的人际关系变迁状况及其逻辑，课题组先后选取了西北5个省（自治区）的11个调查点进行实地调查，共计发放问卷750份，回收有效问卷731份，回收问卷有效率为97.5%。同时，在抽样调查样本中选取了部分具有典型性的被访者进行了深入访谈，调查覆盖了与人际交往有关的8个问题，反映了当前西北地区农村社会人际交往模式的变化。

2 西北农村的人际关系变迁状况

2.1 范围扩大：业缘情缘关系日渐突出

根据表1的数据分析可知，社会转型期以来，西北地区农村的人际交往圈子相较以前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人际交往中出现了“同事”（34.3%）“老板”（18.3%）等传统农村不曾具备的交往对象，其次是村民与这些新增交往对象的互动频率较高，特别是与同事之间的交往频率已经达到34.3%，远远高于西北地区农村传统社会中包括“乡亲”（8.3%）“邻里”（8.5%）“同学”（12.9%）等在内的任何一种互动对象。这种现象表明，由于西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外流，业缘关系作为该地区转型期以来的一种新型人际关系已经变得愈发重要[2]。

在西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外流的背景下，村庄原有的人际关系是否会失去它的互助功能呢？根据调查结果（表2）表明，有43.1%的人选择了“同学和朋友”，21.1%的人选择了“邻居”，14.9%的人选择了配偶，而选择“自己寻找”和“网络信息”选项的人合计占比只有11.7%。在西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过程中，进城务工者的第一份工作主要还是通过同乡人牵线介绍所获得，即西北地区农村社会的村庄关系网络在人们进入陌生城市的初期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前，村民之间的人际关系更多的是以血缘、地缘为基础，彼此之间关系密切、感情深厚，如家庭成员、邻里亲戚之间的交往。然而市场经济所创造的大开放、大流动的社会环境，使蛰居乡里的村民逐渐走出了日常生活的圈子，人际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大，特别是农村的青壮年群体，他们已经逐渐脱离了传统的农业劳动而转向从事其他非农产业，人际关系的圈子也随之由农业领域扩大到非农领域[3]。

2.2 利益交换日趋明显：交易与人情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受经济体制转轨与现代化浪潮冲击，西北地区农村的人际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对“碰到村里有红白事情，你通常是怎样处理的”这个问题进行调查时，有将近三成的人选择了用钱搭礼，这表明在当前的西北地区农村社会中，人际交往中的人情因素在逐渐淡化，而利益因素却在不断加强。与此同时，也有35.3%的村民选择了“随礼钱并出点力”，这其中又包含了“人情”和“面子”两个方面的内容，因此尽管西北地区农村人际交往中的利益因素在不断增加，但却并不能掩盖村民仍然看重“人情”因素这一基本事实（表3）。

人情往来是维系农村社会人际关系最为重要的纽带，同时也是农村村民进行资源互换和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是中国社会独有的文化特征。随着现代社会不断发展和变迁，农村社会的经济意识逐渐觉醒，村民个人的独立意识逐步加强，这就导致西北地区农村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其突出表现在情感因素于农村人际交往中的作用不断弱化，而理性因素和利益因素的影响却在不断增强，即在日常生活的表面上，村民依旧温情脉脉的相互往来，但在实际情况下，却有不少村民盘算着通过人际交往和关系创建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4]。

除此之外，西北地区农村“拟亲缘”现象也是现代村民人际交往理性化的表现之一。他们认识到只有通过“认干亲、拜把子”等方式才能与某些实际上并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攀上关系，从而享有这些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所能带来的便利性[5]。由此可见，随着西北农村人际交往中经济交换成分的逐步增强，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理性化，但是这并不能表明西北农村的人际关系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互助功能。许多第一次进入城市的农民恰恰是通过已经进城的亲戚、朋友或者已经在城里定居的老乡的介绍才得以迅速找到工作，除此之外在西北地区农村的各种红白喜事等场合中，邻里帮忙出力的情景也是随处可见。因此可以说当前西北地区农村的人际关系实际上呈现出的是一种金钱交易与人情互助并存的局面。

2.3 由熟人信任向契约化的转变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西北地区农民越来越看重金钱因素，因此借钱事宜自然也就成为衡量西北地区农村人际关系的重要指标。当谈及“如果村里有人找你借钱，你会借吗”这个问题时，根据表4可知，有18.7%的人选择了“借，但要打欠条”；有14.4%的人选择了“打欠条且找熟人担保”；有49.4%的人选择了“要看借给谁”；另外还有不到5.3%的人选择了“说不清”；至于选择“不借”的人数则只占到了4.2%。

选择“要看借给谁”这个选项的人数占比最高，这就体现了在当前西北地区农村社会的人际交往中，农民在处理金钱借贷这件事情上仍然遵循着“亲疏远近”和“内外有别”的道德准则，即使是在利益因素日趋凸显的现在，西北地区农民的处事行为依旧受到传统社会儒家伦理的深刻影响。同时也应注意到，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所呈现出的现代契约观念与法律意识，如“借钱必须打欠条”“必须到公证处公证”等行为。该做法目前占比仍然较低，但是它却反映出西北地区农村人际关系的一种发展趋势。

在传统社会的西北地区农村中，由于流动人口较少，村中人员较为固定，人们的交往关系大多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之上，村民之间的交际范围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这就是所谓的“熟人社会”[6]。而随着社會的转型，传统封闭的农村空间被打破，熟人社会逐渐瓦解，基于深厚感情所建立的信任也遭到利益和理性因素的冲击，道德和良心有时也无法保证权利和义务的履行。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法律效益的“文字契约”便开始频繁出现在人际交往中并发挥着其特有的作用[7]。西北地区农民在借钱给他人时，基本上会依据借钱数目以及与对方关系的亲疏远近来考虑要不要“打借条”甚至“找熟人担保”。虽然这种文字契约的运用范围目前仍仅用于亲缘关系之外，但从总体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易于权利、义务清算的“文字契约”将会在村民的人际交往中，特别是在工作生产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

2.4 生产关系中出现了雇佣与租赁现象

在西北地区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情况下，调查关注了该地区农忙时节的收获方式。有36.0%的家庭是通过“靠自己和家人”的方式来完成秋收的，有23.4%的家庭通过“靠家人和亲戚帮忙”的形式来完成秋收，另外还有16.1%的家庭通过“邻里互助”来实现秋收，而选择“花钱雇人”秋收的家庭也只占到了14.6%。这表明当前西北农村的农业生产方式仍然是以互帮互助为主，尽管花钱雇人秋收的情况已经出现，但这种生产中的雇佣关系仍不是特别明显。

当在访谈中问及“为什么不选择花钱雇人来秋收”时，很多被访者都表示，家里的农田本来就少，再加上现在基本上都是靠收割机来秋收，所以一般情况下自己和家人忙一忙就可以完成。至于有些收割机不能收割的山地，找亲戚、邻里帮帮忙也就可以完成，基本上不怎么需要再花钱雇人。目前，西北地区农村人均耕地面积的偏少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西北农村秋收互助形式的延续与保留。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的不断流动，西北地区农村出现了农忙时节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如此一来农忙期间的邻里互助现象就没有以前那么普遍了。即使出现农忙节点的家中劳动力闲余，由于个人的经济利益驱使，村民也是更愿意在闲暇时给他人帮工挣工钱，而不再愿意不要工钱的纯粹给亲戚邻里帮忙。在这种情况下，主家也觉得“请人帮忙”这一方式对自家农活的顺利完成没有保障，正是由于站在主雇双方的角度考虑，“雇人帮工”开始成为一种大家普遍接受的、公开化的方式[8]。

2.5 人际交往呈现出更加包容的状态

从表6中可以看出，在调查不同民族之间如何交往时，有35.7%的人选择了“与同民族一样交往”，即他们不会因为民族不同而在交往过程中产生差别；有25.2%的人选择了“有选择的交往”这个选项，而“有选择的交往”这种现象，即使是在同民族之间，也是同样存在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化的持续碰撞，民族之间的隔阂在不断缩小，包容在不断增加。

如果两个族群之间关系紧张，利益冲突，那么其成员间的相互接触必然也就存在着诸多限制与隔阂。相反，只有当这两个族群间的关系整体上趋于融洽和谐时，才有可能出现一定数量的族际通婚，因此族群对族际通婚的态度以及西北地区农村族际通婚的现状反映了该地区人际交往的深层状况[9]。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西北地区农村不同民族间的封闭状态被逐渐打破，各民族间的人际交往正变得日益频繁，同时也呈现出更加包容的状态。

3 西北地区农村人际关系变迁原因及逻辑

3.1 传统道德的控制力弱化

中国传统社会的数千年历史都根植于血缘和亲缘的土壤之中，自然经济和专制制度下的西北农民始终处于“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生活状态。对于这种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封闭空间的农民而言，彼此之间的相互交往并不是太看重经济、权利等方面的内容，而主要是为了维护业已存在的各种社会关系，即对于长期受到传统道德教化的西北民众来说，“人情”必然要比金钱关系重要的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以及利己主义相对集体主义的凸显，西北农民于生产、生活、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利益意识开始变得明显，再加上城市居民处事原则的不断渗入，导致了西北地区的现代村民更加看重现实利益，而不再把“人情”“面子”等作为人际交往的中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由于农村传统经济及其生产观念的变化才于无形中消解了传统道德的承载基础，即当社会发展所导致的现代农民不再依附于土地资源时，传统道德这种社会约束机制也就渐渐失去了它的最初作用[10]。与此同时，现代社会人际交往中利益因素的显现，使得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而不得不把视野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社交领域。当然也应该看到，利益关系在农村人际交往中实际上一直都是存在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社会的“人情”“面子”互动，注重的是“长期的交往关系”，而转型之后的西北农村人际，则更加强调“短期利益的兑现”。

3.2 市场经济意识的凸显

转型前的西北农村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等都与土地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由于生产方式落后与生产资料匮乏，人们始终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压力，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整日专营于小块土地的精耕细作而无法追求外面广阔的世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逐步确立和发展，农村封闭落后的经济格局与社会状态被逐渐打破，而与之相应的传统人际关系也随之发生了较大转变。正如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中指出的那样，“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的可靠性”[11]。即在传统农村的熟人社会，由于血缘和地缘的稳定性，村民之间形成了彼此相连，互相信任的人际关系。然而在市场经济运作条件下，由于人们越来越多的把经济利益作为衡量自己与他人关系远近的标尺，因此等价交换、效率优先、竞争法制等原则也就成为主导西北农村人际交往的主要观念。与此同时，伴随着适应市场经济的人际圈子不断突破血缘、地缘，越来越多的社会交往开始发生于陌生人之间，这就导致了传统农村以信任为基础的人际交往受到冲击。

3.3 农村政治体制的转变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几千年里，县级政府作为基层政权一直受到皇权统治。由于国家缺乏足够的财力与能力深入村落，因此县级以下的广袤农村却是始终处于“乡绅治理“的格局之中，即传统乡村与国家政权是彼此独立存在的，政府与农民并不直接进行互动。正是在这种传统社会“有限官僚制”的状态下，因而形成了皇权与士绅分而治之，各自墨守自己边界的治理模式[12]。而在拥有知识、威望以及财力的家族、宗族、村落长老的治理下，西北地区农村社会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人际结构。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政社合一”基层政权的建立，国家权力全面嵌入农村社会，这就导致了传统家族的逐渐衰落与乡绅地主的迅速消亡，此时阶级忠诚代替家族忠诚成为影响农村人际关系的主导力量，即在西北地区农村形成了所谓的“亲不亲，阶级分”现象。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地区的确立与实施，广大农民拥有了对自己生活的自主权，与此同时也获得了对村中公共事务的决定权。而伴随着这个过程的不断推进，西北地区农民的民主意识逐渐觉醒，权利意识也得到了逐步强化，再加上农村社会分层中“权力”权重的持续增大，基层竞争选举中利益集团的不断分化，以及熟人效应、权力寻租等不平等机制的存在，这些都使得西北地区农村的人际关系發生了较大变化。

3.4 农村劳动力的迁移与流动

社会转型前，由于受计划经济与户籍制度限制，西北地区农村的人口流动一直呈现着增速较慢且规模较小的特征。然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推广实施，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较大提高，与此同时长期存在且日益沉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压力也开始显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与户籍制度的不断改革，农民终于摆脱了世代生活的土地的束缚而得以在异乡寻找自己未来的理想生活。在这种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西北地区农村的大量农民选择了抛弃土地、外出务工，从而导致了该地区的人口迁移与流动呈持续上升状态。由于农民以务工的形式常年居住在外，经历着城市文化与商品经济的不断冲击，乡村社会赋予他们的道德体系与行为规范逐渐发生裂变，例如费孝通所讲的传统交往中发生在不同场域的“当场清算”交易，现在已经可以在同一场域内出现。除此之外，大量村民的常年务工在外也导致了街坊邻里的相互交往不断减少，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自然也就“离久情疏”。与此同时，当外出务工者始终身处现代化的陌生环境时，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就不再注重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交圈子，而是更加看重由情感和业缘所促成的人际交往。

4 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大转型时期，农村地区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对村民的影响也从物质层面延伸到了精神层面，从而导致了西北地区农村的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从传统社会的看重血缘、地缘、人情、面子等特征逐步向现代社会的重视利益、人品与能力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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