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那“土里土气”的江湖

2018-10-30 06:45木杉
廉政瞭望 2018年10期
关键词:土里土气樟柯三峡

木杉

和 同期上映的几部电影相比,贾樟柯的《江湖儿女》依旧叫好不叫座,如果不是有媒体人发几句牢骚,掀起二人一轮半的口水战,很多人还不打算去电影院看这部影片。最后,这名媒体人删除了“充满了负能量”“一块臭豆腐”等评论,并再次发文,表示对贾樟柯的回复“全盘接受”,称此前的评价是“非专业影评”。

的确,在新时代资本产物的映衬下,贾樟柯的作品显得与主流娱乐文化有点格格不入,但也正是那些特点,让他的影像有了非凡的质感。

江湖里的“负能量”

2015年,贾樟柯刚拍完《山河故人》,去见了一个山西大同的朋友。朋友曾经是一个打架高手,这一年突然中风,拄着拐杖,苍老了许多。贾樟柯有些伤感,想起少年往事,打算拍一部关于江湖的电影。

这部电影便是《江湖儿女》。片中郭斌和巧巧原本处于江湖的中心,在一次街头斗殴之后,巧巧顶罪入狱,出狱之后却再难寻回曾经的郭斌。在贾樟柯眼中,影片开始的2001年,江湖正处于情义和金钱混杂的暧昧地带,而到了女主出狱时,江湖已经彻底被金钱主宰,“帮派都企业化了”。

贾樟柯说,在写剧本的时候,希望写扎根在日常生活的江湖世界,而不是想象中离奇的江湖。影片里,郭斌用来调节江湖矛盾的方式不是“枪”,而是“关二爷”。枪所象征的法律约束在江湖义气面前变得软弱无力,远不及在关二爷前发的誓言更富有惩戒性,这个细节的彰显,将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伦与法制的关系诠释的淋漓尽致。

就是这样,《江湖儿女》里的江湖,没有荡气回肠,反而随处可见给人添堵的“负能量”,背信弃义的马仔、坑蒙拐骗的巧巧、出轨偷情的土豪、满嘴谎话的乘客、逆袭失败的斌哥、无果而终的爱情.....这是贾樟柯的定力。世事变幻,在他的电影中没有留下任何烙印,甚至资本的注入也不显痕迹。不管是从1990年开始讲起,还是从2000年开始讲起,我们看不到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除了对未来有所指向的《山河故人》。

有人说,贾樟柯的电影总是盯着中国的残酷面,但这并不代表他不热爱脚下的土地,要不然也不会离开北京回到山西老家生活。《山河故人》中,其电影首次出现了一名文质彬彬的西方男性,他对自己的前妻说:我们婚姻期间水电费都是我支付的,我的律师在算这些钱,这也应该有一半是你承担。

面对物欲,外国人的信仰,也同样被瓦解,同样不近人情。

贾樟柯的江湖

上世纪70年代末的汾阳县城,有二十几个少年想要拜把子,却找不到酒。他们爬上一间房子,见到屋顶正晒着萝卜干,于是就每人切下一块,代酒吃进肚子,又跪下彼此磕头,结为兄弟。这其中一个少年就是贾樟柯。与他结拜的人,是他小学二年级的同学们。

那是一个很多家庭不重视教育的时代,放学后,贾樟柯常和辍学的孩子一起玩,他们和县城待业在家的青年,共同构成了一幅奇异的县城江湖图景。彼时,全国大街小巷遍布录像厅,其中播放着传入内地的香港武打片的盗版录像带,那些虚构的故事催生了人们对于江湖的想象。

多年的社会治安混乱之后,1983年掀起了一场严打。一天早晨,贾樟柯起床去上学,见到县城的街道上,有一溜人被绳子拽着。这些人,有的是他的同学,有的是比他年长的大哥。他形容每当有朋友入狱,就像被板砖拍了一下,“让我目瞪口呆。也就是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长大成人,我觉得我必须离开。”

那些童年记忆、港片情怀、对社会的观察以及自己的成长蜕变都被贾樟柯镌刻在“时间的江湖”中,他从底层的普通人身上接触到一种深藏在中国民间的文化渊源。

民间生活里充斥着的流行乐、卡拉OK,一直被他以一种文献式的方式记录着。《江湖儿女》中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三峡好人》中的《酒干倘卖无》,被光着臂膀的年轻人用一种近乎“喊麦”的方式传递出来。这种场面或许光怪陆离,但却是整个社会情绪的反映,它是消费主义冲击下底层的现实。

贾樟柯对于塑造某种英雄似乎并无多大兴趣,从《小武》开始,他的镜头永远对准处在社会边缘的人物,《站台》《任逍遥》中的青年茫然、焦虑、失落,他们在时代的罅隙里无所事事。到《江湖儿女》,影片制作已然越来越精致化,但我们依然能从精致中寻觅到他早年的影子,流水的“三峡”,铁打的女主,几乎成为贾式电影的烙印,甚至于赵涛在《江湖儿女》中所穿的衣服都与她在《三峡好人》中完全一样。

“负能量”中的关注与情怀

《江湖儿女》比起贾樟柯以往的作品,残酷写实之上多了份写意和情怀。当巧巧失魂落魄地离开三峡时,在火车上遇到了徐峥饰演的乘客。他满嘴谎话,告诉巧巧他曾见过UFO,还说人类是宇宙的囚徒。随后真的出现了UFO,当飞碟呼啸而过,人类的渺小和巧巧的孤独被无限放大,她真的接受了宇宙囚徒的观点。

贾樟柯的每部作品,都离不开情怀。大二那年,他和几个同學成立了“青年电影实验小组”,贾樟柯写了剧本《小山回家》,灵感源于他在学校附近工棚见到的农民工。他在这些人的身上,见到了自己家乡朋友们的影子。此前,他从未见到有电影去拍摄这群人。虽然,那一年,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6000万。

这之后的六七年间,他拍摄了“故乡三部曲”。我们看到的是永远不变的小镇生活,与电影所书写的年代总不搭调的过时服装,散发着“土里土气”的感觉。这些作品都有极其相似的内核:县城和乡镇的普通人,在社会变革中陷入了某种困境。贾樟柯以一种完全平视的视角,呈现出这些人心中微妙又惊人的变化。

《三峡好人》结尾,三峡工地的工人送别主人公时,大家在一起喝酒。喝酒谈话间,谈到了山西煤窑,谈到那个地方可以挣到钱,但是很危险。突然间,送别就变成了共同上路。影片上映那一年,正是山西矿难被大量报道的一年。

2013年的《天注定》成为贾樟柯对于当下时代最近距离的直接记录,这部由四个板块组成的电影,每一个板块对应一个社会热点事件:胡文海对抗干部贪腐开枪杀人、周克华跨省作案、湖北巴东邓玉娇反抗杀人、富士康跳楼事件。

在电影表达意义上,贾樟柯在《天注定》中对这四起社会事件做了还原,也更直接反映了中国过去十年中积累的社会症结——年轻人进入“世界”之后遭遇了残酷的现实,他们最终有可能会诉诸暴力——对“故乡三部曲”里走出的青年来说,暴力可能成为迷茫的解决方式。

而在《江湖儿女》中,时间又一次轮回,当电影的镜头转向巧巧在轮渡上眺望着远山的时候,装扮几乎一模一样,镜头语言像极了《三峡好人》。轮渡上的广播在提醒乘客三峡水库即将蓄水一百五十六米,最终到达一百七十五米,第四批移民即将进行迁徙,有一部分美景将成为水下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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