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选择

虞洋 杨帆

为什么深圳可以在全民阅读的浪潮中始终屹立潮头？面向新环境新挑战，这座阅读之城是否能够继续闯出自己的道路？

全国人民第一次领教深圳对阅读的狂热，正是在全国书市。

1996年11月，第七届全国书市在新落成的深圳书城（现罗湖城）揭开帷幕。令许多人大吃一惊的是，一度被其他城市看作“亏本赚吆喝”的全国书市，在特区却受到了空前欢迎。书市首日，前来深圳书城参观购书的市民就达到10万人次之多。为了安全起见，书店不得不卖起了门票，5元一张的门票被炒到80元。在为期十天的书市里，书城实现了2177万元的销售额，并一举创造了购书量最多、订货金额最大等多项纪录。二十多年前的那届全国书市，无疑是可以载入出版史册的。

短短几年间从南海渔村成长为超级都市，深圳的崛起堪称一个奇迹。而在将自己塑造成南中国最具吸引力都市的同时，深圳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阅读之都：从1989年至今，深圳人均购书量连续位居全国第一；2017年深圳居民日均读书87.48分钟，成年居民人均指数阅读量6.89本，电子书阅读量12.42本，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为在阅读推广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深圳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的荣誉。

从层次丰富的阅读推广活动到各具特色的公共阅读空间，深圳无疑当得起阅读之都的称号。而在二十二年后，由全国书市更名而来的全国书博会再度降临深圳，对于这座年轻的城市而言，这既是一次回顾历史、展望未來的绝佳契机，也是将经验分享给全国同仁的全新平台与窗口。

为什么深圳可以在全民阅读的浪潮中始终屹立潮头？面向新环境新挑战，这座阅读之城是否能够继续闯出自己的道路？在深入深圳文脉根基，溯源特区阅读气质的同时，《出版人》杂志也观察到了这座城市文化奇迹背后的政策、产业因素。归根到底，这终究还是一个围绕星空与土地展开的故事，换句话说，它关乎理想，同样关乎金钱。

一

1996年深圳呈现出的阅读盛况让人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作为一座城市的深圳本身太年轻了。根据当年的人口普查，当时深圳市人口平均年龄仅为25岁。这些怀抱梦想来到特区的年轻人无疑具备旺盛的求知欲和强烈文化消费需求。深圳书城的落成和第七届全国书市的举办，正是他们所积攒的文化热情的一次喷发。

而在深圳通向阅读之都的道路上，1996年的全国书市也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时任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长的王京生后来成为了深圳阅读推广的主要推手，而据他回忆，在全国书市中市民展现出的读书热情和求知渴望“引发了我们深深的思索——作为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我们应该在市民阅读行为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也许，举办专门的读书活动，正是一条绝佳路径。这时，媒体的声音出来了，政协委员的提案上来了，与我们的设想不谋而合。”

对于这份热情，深圳市政府很快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众多公共文化设施如同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而王京生口中“专门的读书活动”后来成为了全国历史最久、影响力最大的官方阅读推广活动之一——深圳读书月。在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之后，对市民的文化需求进行全面的反馈，这在今天看来或许不足为奇，但在上世纪末，无论是理念还是实践，深圳均走在了全国前列。

但如果仅限于此，阅读推广在深圳可能只会是文化的点缀。深圳的阅读推广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成为全国的标杆，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在于：这座城市发力阅读推广，不仅是对市民文化需求的回应，同时还是对城市自身价值和转型发展方向的一种选择。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90年代的深圳拥有“深圳速度”的荣耀，也背负着“文化沙漠”的“恶名”。作为一个人口流动性极强的移民城市，深圳的投机人口与沉淀人口严重倒挂，功利的心态影响着这座城市的社会生活，使其一直没能形成与经济地位匹配的稳定的城市文化。在崛起后的十余年里，特区始终面临着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迫切需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城市文化价值观。

很多“老深圳”都记得世纪之交一篇名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帖子。在这篇万字长文中，深圳市民的焦虑和迷茫表现得淋漓尽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方位拓展，以深圳为首的经济特区的先发优势渐渐耗尽，出现了“特区不特”的现象。同时，经过了二十年快速的经济发展，深圳也开始出现土地空间限制、能源资源短缺、环境承载有限、人口急剧膨胀等多方面挑战，城市发展亟待转型。

转型怎么转？深圳政府看到了文化的力量。正如王京生所指出的：中国城市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评价经历了三个阶段：拼经济、拼管理、拼文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而深圳希望自己在这次变革中依旧成为最先起跑的那一个。

在城市文化价值和城市发展转型的双重需要下，深圳果敢地跨越来自内外的挑战，将目光投向了日新月异的文化产业，做出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深圳来说，文化既是经济发展的反哺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阅读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深圳市文体旅游局新闻出版处副处长蔡燕娟向《出版人》介绍了深圳助推文化发展、全民阅读的制度保障： 2004年，深圳市委出台了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决定；2009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加快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标志着全民阅读战略地位的确立；2011年，深圳在全民阅读与文化强市关系之间提出了“文化深圳，从阅读开始”的行动策略和路径选择，并在随后市委市政府印发的《关于深入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建设文化强市的决定》中得到确认。

深圳政府对阅读的重视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仅有政策还不够，还要进一步上升为法律法规条例。2013年，深圳正式启动全民阅读法规的制定。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15年12月24日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并于2016年4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这是国内全民阅读领域首部运用特区立法权制定的法规。

“《条例》的特点，一方面对深圳全民阅读成功经验加以固化，另一方面又对深圳全民阅读未来发展进行了制度设计。” 蔡燕娟告诉《出版人》。与国内其他省市的全民阅读法规、规章相比，《条例》突出了市民阅读权利、未成年人阅读、阅读推广、社会参与、专业化规范化发展等内容，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为全国的阅读立法提供了一个样本。

而更重要的是《条例》解决了推进全民阅读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谁来掏钱。条例规定，对于全民阅读的活动、场馆建设等，各級政府都需在财政拨款上予以保障，同时政府还可以成立全民阅读扶持基金，吸纳社会资本来参与全民阅读的建设。对于全民阅读真正的推动者来说，这样一份真金白银的确保，无疑胜过千万句口号。

从思路到实践，从倡导到立法，一系列自上而下切实且有力的推动，终于把深圳这座城市庞大的阅读潜力化为了一种打心底里的阅读依赖，也让深圳人在谈起文化时从原来的“哑口无言”变成今天的“底气十足”。在受颁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时，前来颁奖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罗西高度赞扬了深圳的选择：“对于一座城市而言，阅读是最有价值的投资之一。深圳能保持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十多年来坚持推广全民阅读是分不开的。”

深圳社科院副院长黄发玉则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如今读书已经成为深圳新的城市名片：“深圳既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影响中国、影响世界，同时也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影响中国，影响世界。 ‘深圳速度曾令人羡慕，现在则因为阅读而让人尊重。”

二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阅读一直被视为“私密的爱好”，而正是在深圳这片土地上，阅读的公共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掘，并构成了全民阅读的理念和组织基础。

在第三届深圳读书月的开幕式上，作家莫言感慨道：“作为一个经济意味相当浓郁的现代城市，每年专门辟出一个月的时间在社会上倡导全民读书的观念实在难得。”自从2000年首创以来，深圳读书月已经连续举办了17个年头，参与人数从首届的170多万人次上升至逾千万人次。“我们希望深圳民间蕴藏的巨大读书热情可以通过读书月得到释放，市民的阅读权利可以通过读书月得到充分满足，城市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可被读书月持续点燃。”作为读书月的创始人之一，王京生如是总结活动的初衷。而在18年后，文化节庆几乎遍及神州的每一个角落，而从它们身上，都不难看到深圳读书月的影子。

作为深圳一大创举，深圳读书月本质上是对中国阅读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强调“个人阅读”的同时，加入了“公共阅读”的维度，通过文化节庆的形式，扩展了阅读的外向性，使阅读成为城市加强价值交流、凝聚社会共识的公共平台。

在十多年的实践中，深圳读书月始终贯彻“总主题+年度主题”的机制指引，在为深圳阅读文化活动开展提供方向，也为全国其他省市贡献了系列观念。诸如“阅读·进步·和谐” “阅读改变城市”“文化深圳，从阅读开始”“阅读提升正能量”等主题，从不同层面揭示阅读的作用与意义。其中“实现市民文化权利”“让城市因为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入选深圳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的十大观念，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并列，足见深圳读书月对特区的影响之深远。

除了观念的引导，深圳读书月更突出的贡献在于一种运作模式的形成。据有关部门介绍，举办早期，深圳读书月采取是“政府主办、专家引导、全民参与、社会联动”的模式，这一模式后来变成了“政府倡导、专家指导、社会参与、企业运作、媒体支持”。政府完成了由“办文化”到“管文化”的转变，企业在活动中的地位得到了凸显。

“这是深圳读书月能够历久弥新、越办越好的关键。”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尹昌龙如是说。

深圳读书月自2003年第四届起开始采取政府委托承办制，由读书月组委会和承办单位签订《承办责任书》，明确双方指责权限。并从2005年开始确定由深圳发行集团总承办。对此尹昌龙表示，承办深圳读书月，对于深圳出版发行集团而言同时调动了参与公共事业和资深图书经营的两种积极性：“阅读活动开展起来，到书店里的读者就多了，无论对聚拢人气还是对图书销售都有积极的作用。对我们来说，两个效益都能兼顾，可说是双赢的结果。”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副总经理曹宇同样认为阅读是打通出版产业链的关键，也是出版业在城市文化生活中的最终呈现，但他更强调读书月的可持续性：“作为一个公益活动，读书月实际的经费需求很大，财政的支持相对整个活动的投入而言只是杯水车薪，包括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在内的各单位的认同和投入才是支撑活动持续发展的关键。”

据曹宇透露，目前深圳读书月吸引了一批重视自身阅读文化的企业以支持单位的身份参与其中，通过加大市场化运作，一方面解决了经费来源问题，一方面也让触角切实地深入到了企业员工中间，让阅读与企业文化、社交形成了更紧密的结合。

深圳读书月在企业运作上的创新不仅局限于此。在曹宇看来，有了充足的资金来源，活动的组织者也可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活动本身中来。通过引进专业策划公司、采取ISO国际规范进行运作和管理，深圳读书月的主题活动总能吸引人的眼球。从十大好书评选到图书漂流，在这里诞生了许多引领潮流的精品活动策划，堪称全民阅读活动的风向标。也正是通过深圳读书月，特区得以对自己全新的文化形象和城市形象进行系统的梳理，在使举国上下刮目相看的同时，也真正让阅读深入城市的肌理，成为这座年轻都会的“新民俗”。

三

每到周末，深圳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门口都会排起长龙——看到这一幕，外来者难免心生感慨：“图书馆之城”果然名不虚传。

“图书馆之城”最初并非出自读者之口，而是源于深圳市政府的规划：从2003年起，深圳基于互联网环境下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创新，提出将特区建成一座图书馆星罗棋布、互通互联、方便快捷的“图书馆之城”，并出台了《深圳市建设“图书馆之城”（2003—2005）三年实施方案》。方案在后来不断续订，如今已变成深圳城市规划中的重要一环。

与之相伴的，从2003年开始，深圳市政府实施“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而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指标作为文化事业唯一指标列入体系。体系的目标之一是将图书馆人均藏书从1.8册增加到2.3册，为此，市财政增加财政拨款6000万元用于两个市级图书馆的图书采购，区财政则需相应承担本区公共图书馆图书采购费用。“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的实施，使深圳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水平跑步进入全国前列。

截至2017年底，深圳全市共有259家公共图书馆、249個城市街区自助图书馆，总文献外借量达到1236.8万册次。

“全国范围内，鲜有县区级的图书馆能赶上我们的体量。”宝安区图书馆馆长周英雄告诉《出版人》。宝安区图书馆总馆建筑面积4.8万平米，而街道分管也均在6000平米以上。令周英雄自豪的还不仅是面积：“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入馆人数能超过一半以上的省级图书馆。”

周英雄表示，深圳市的每个区都建立了完善的图书馆服务体系，从总馆到街道分馆、社区图书馆一应俱全，在人流密集的工业园区和一些小区还建有一些流动服务点。“在行政管理体制上，其它地方的街道、镇级图书馆都是属于街道、镇自己管理的。但是在深圳，我们把它们拎出来，直接交给各区图书馆垂直管理，实现了垂直、紧密的总分馆制。” 周英雄说。

就像深圳读书月一样，深圳图书馆的另一个突出特色是引入社会的力量共建。据馆长透露，深圳社区及以上的图书馆是财政出钱建设、运营，而星罗棋布的服务点，则是在政府提供资源的条件下，交由居民业委会和企业自主管理。“宝安是一个产业大区，拥有很多大企业，在这些企业里很多都有自己的图书室，不对外开放，只对自己的员工服务。作为政府的图书馆，我们会为这些网点适配相应的图书资源，至于管理则是交给企业自己。我们相信只有通过这样的机制，才能把服务真正延伸到企业内部。”

出台不久的《公共图书馆法》明文规定：公共图书馆应把引导、推动、服务全民阅读作为自身重要的任务。而在这座图书馆之城，图书馆们通过自己的行动，真正让阅读内化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宝安区图书馆已经基本实现每周都有各种类型的阅读活动。”周英雄告诉《出版人》，“除了在本馆举办，还通过公共图书馆基层服务网络，直接把我们的一些阅读推广服务送到学校幼儿园，工业园区。”虽然区馆的阅读推广部门只有6个人，但区馆的信息服务部门、特色文献部门等也分别结合自己的特长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活动，实现了内容上的全面覆盖。“我一再强调，图书馆开展阅读活动，要围绕文献的传播和充分利用展开。”周英雄表示，“如果是每个单位都能做的活动，还要图书馆来干嘛？”

四

如果说深圳图书馆注重的是高密度的系统，那么深圳书店最大的特色是大书城的布局。在图书零售利润不断下滑的环境下，深圳的实体书店成功维持了自己的热度：2017年，深圳实体书店出入人次达1170余万；深圳实体书店的图书销量在2014年之后也开始止跌反弹，2016年图书销售额4.8亿元。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遇冷的大书城在这里实现了逆向生长，在带来稳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成为支撑特区全民阅读的重要支柱。

面对深圳中心书城，国际设计大师卡斯特发出这样的感慨：“这座巨大书店对于深圳的意义，好比卢浮宫对于巴黎的意义。”

有人说，深圳的CBD中的B不是Business，而是Book。作为世界上单体面积最大的书店，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的深圳中心书城无疑是这座城市文化核心区皇冠上的明珠。对此，尹昌龙表示：“把什么东西放在城市的客厅里，决定了一座城市的眼光和态度。深圳选择把最好的地方留给一座书城，体现的是市委市政府一种公共服务的理念，一种文化民生的价值观。”

把即将在书博会期间开业的深圳书城龙岗店包含在内，如今深圳已经拥有中心、罗湖、南山、宝安、龙岗五座营业面积逾万平方米的超级书城，大书城的数量和规模在全国范围内首屈一指。据尹昌龙透露，未来深圳政府还将拿出20亿资金注入书城建设，让拥有十个区的特区实现“一区一书城”的宏伟愿景。

深圳不仅是一片阅读的热土，也成为了书店业态转型的试验场。在网络电商和数字阅读的冲击下，实体书店的日子一天难比一天。而在深圳，书城们不仅存活了下来，还率先实现了与非书业态的深度融合，让自己变为“文化+”的先锋体验场。

据悉，全深圳效益最好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店就坐落中心书城；而宝安书城里的电影院，每逢假日总是一票难求。自从2004年中心书城开业的那一天起，深圳出版发行集团一直用文化综合体的标准来打造自己旗下的大书城，满足用户一站式、多元化的文化消费需求。

“今天深圳的大书城已完成向休闲空间、文化生活空间、创意设计空间的全面转型。融入餐饮、剧场、影城对我们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尹昌龙表示。面对虚拟商业和虚拟阅读所带来的挑战，他认为现场感将是以大书城为代表的实体书店最突出的优势。

“广东人喜欢一家老小喝早茶，从本质上讲这并不是一群人吃东西，我们看重的是一个在饭桌上交流的场所，这是一种重要的仪式，是外卖取代不了的。”尹昌龙说。在他看来，某种意义上书城也在实现对读者、家庭的聚合功能：“现在文明的冲击正在使城市变得七零八落，市民需要一个再社会化和再组织化的过程，通过书城和它所承载的活动，可以让读者形成凝固的亲族单位。我们所要创造的，就是虚拟空间无法产生、无法代替的功能——生活的丰富性、体验的真切感。”

自1996年在深圳书城罗湖城举办的全国书市激起了特区市民的阅读热情以来，深圳的大书城们一直是全民阅读活动开展的主阵地。2017年各大书城策划了上千场公益性文化活动。其中“深圳晚八点”“沙沙讲故事”“深圳讲书会”等品牌特别突出，尤以亲子品牌活动最受欢迎。

而展望未来“一区一书城”的愿景，尹昌龙也坦承一家新店进入盈利状态需要三到五年的培育期，回收成本则需要十到二十年。“做书店不可能暴利，开书店要有一颗不一样的心。做书店要有政治定力，也要有文化定力。”

至于深圳的书城怎么搞，尹昌龙也给出了具体的路径：其一是抓住深圳文化产业发展的新亮点，与文创产业有更深层的结合，将自己从文创的交易市集进一步升级为孵化平台；其二则是紧扣这座城市阅读和学习的热情，围绕书和学习所展开的业态前行，“和这一中心结合度越紧密，生存的可能性就更大。”

五

全民阅读必须要成为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才能永续发展。而在深圳，民間阅读推广组织和阅读推广人的成长，在这座城市阅读氛围的养成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004年，深圳市强力推动行业协会民间化改革，成立行业协会服务署，各行业协会与原业务主管单位全面脱钩，真正拥有了独立的社团法人地位。2006年底，深圳市将行业协会服务署和市民政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合并，组建市民间组织管理局。从此，深圳市在全国最早实现了行业协会民间化。

得益于政府在民间组织管理体制上的探索和创新，深圳现代民间阅读组织从2005年以来快速发展，至今已成为推动当地全民阅读发展不可取代的支柱之一。目前，深圳的民间阅读组织涵盖社会公益、校园、企业、书店、网络等不同形态。社会公益类阅读推广组织最多，代表为三叶草家族、彩虹花公益小书房、后院读书会、深圳读书会等；校园读书会有深圳大学青年杂志社、深职院读书会、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读书会等；企业内部的读书会有华为读书会、金蝶读书会、中广核读书会等；书店读书会更强调多样化，如文学类的物质生活书吧读书会、音乐类的旧天堂书店读书会、电影类的小津概念书房等；网络读书会以线上虚拟讨论为主，有黑咖啡读书会、深圳读书群等。这些各具特色的阅读推广组织，极大丰富了深圳阅读生活的样态。

随着最初赴深的年轻人逐渐为人父母，深圳的亲子阅读推广也在最近几年间迅速发展壮大。作为深圳地区影响力最广的亲子阅读推广组织之一，三叶草故事家族强调自己“根植于民间”的立场。“民间读书团体正逐步成为走向阅读社会的重要推动力，我们坚守根植民间，推广阅读的理念，希望以‘萤火之光引领城市阅读文化生态走向丰富与厚实。”发起人李迪说。

通过建设社区分站，三叶草故事家族将自己的触角有效地延伸到社区，同时保证自己的各项业务可以复制和移植，并初步形成“一个品牌、相对独立、标准统一、资源共享”的组织结构。通过这种“总站+分站”的发展模式，三叶草故事家族的成长呈现出“爆发式”的势头，每年举办的活动达到数百场。

如此之多的活动，所需的资金从何而来？李迪回应：三叶草故事家族努力建设“自主创意+政府扶持”的品牌建设模式——经过两年的实施，三叶草绘本剧大赛被“深圳读书月”纳入年度重点项目而得到经费自主；三叶草的“社区儿童阅读加油站计划”也成为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的资助项目，有效地缓解了经费压力。

深圳是全国范围内最早使用“阅读推广人”称呼的城市，也是最早对阅读推广人开展系统培养的城市。对此蔡燕娟表示，深圳于2012年开创了全国首个由政府牵头组织的阅读推广人培育计划。到去年为止，培训一共进行了6期，参加培训班的阅读推广人超过1000人次，到现在大概有150名阅读推广人获颁了培训证书。

2017年，“深圳阅读推广人协会”由深圳少儿图书馆牵头成立，协会秘书长邓援姿告诉《出版人》，协会对阅读推广人的培训进行了系统的整合：“学员的课程包括三大块：理论基础、实践操作、考核评测，从理论到实操有比较系统的指导，从而使学员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操经验去面对阅读推广。”

“学员分布较广，来自各个行业、领域，有教师、图书馆员、全职妈妈、绘本馆创业者，还有来自民间阅读组织、出版社、企业、公司等行业的童书爱好者。有2/3以上的学员是本科以上学历。” 邓援姿说。

“阅读推广一方面是我的职责所在，同时更是一种享受。” 首批优秀全民阅读推广人、专职儿童阅读推广人赵艺超表示。这些经受过专业训练的阅读推广人活跃在在基层的阅读组织及各类阅读推广活动中，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基层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的不足，在推动阅读中心下移、走向基层、走进民间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商潮不掩读书声。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深圳也创造了令人瞠目文化奇迹。这座城市的经验证明了文化与商业完全可以在一座都会中和谐共处，也充分表明了搭建文化大厦并非只能依靠“秦砖汉瓦”，高效的决策、完善的组织和用到实处的“真金白银”的确可以让城市实现文化的“弯道超车”。作为全民阅读浪潮中的独特样本，深圳模式值得学习，更值得推广。

而对于深圳自身来说，毕十余年之功打造的阅读氛围也绝非表面工程。它正在成为涵养城市的文化源泉，成为再度腾飞的起点和基石。今天阅读已经在深圳激发难以估量的创新活力，而展望未来，阅读也给了深圳更强的自信和更广阔的空间。如果深圳可以继续延续自己的奇迹，成为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城市，在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深圳的市民一定会感谢阅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