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老何

2018-11-01 04:49:44 读者2018年22期

小花

当老何从泡馍铺子赶到牛棚的时候,老老何已经被运走了。据围观的人说,他用镰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刚切脉时血流如注,在场的人用布缠住他的胳膊也无济于事,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慢慢死去。老何只看到泥地上一片惨淡的暗红。

那年老何17岁。

后来我想,爷爷的死在老何心中留下了一个黑洞,一个可以吞噬掉所有强烈情感和欲望的黑洞。从我记事起,老何就是沉默和不苟言笑的,仿佛多说一句都是错的。

1979年的一天,正攀在电线杆上修电缆的老何听到工友喊:“你老婆要生啦!”老何连滚带爬地从电线杆上下来,蹬上自行车就往医院奔。

“难产,家属签字。”老何在漫长的煎熬中迎来了最令他恐惧的几个字。

老何当时就瘫了,他哆嗦着灰白的嘴唇说:“快抽我的血,抽我的血救他们。需要多少就抽多少。”

老何总会把救人和输血联系在一起,仿佛只要身躯中有血液流动,人就不会死。

奶奶后来说,她知道老何恐惧的是什么。他们在那一刻都想到了我的爷爷,想到了他血流如注却无法挽救的生命,和之后数月都擦不掉的一地暗红。

那一刻,我和母亲的生或死,于老何来说,便是拯救或毁灭。他情愿用自己的一地暗红,换一个明净的新生命。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老何的形象是无趣的,但也是充满安全感的。

曾经有一次,我和老何去集市。走到半途,我停下休息,老何去买水喝。突然,一只大黑狗向我走来。

那只狗瞪着幽绿的眼睛看着我,我很确定地知道,它想吃了我。终于,它咆哮着向我扑过来。我张着双臂撒腿就跑,真希望自己能飞起来。

就在那一刻,我猛然看见一个瘦长的身影。只见那黑色的人影在光晕的包裹中波动着,稳健而沉着。

老何奋不顾身地冲了上来,发出一声咆哮:“滚!”仿佛被施了魔法,那只黑狗顿时萎靡下来,悻悻地离开了。

我几乎是蹭着来到老何身前,泪水在眼眶中不住打转。

从那以后,只要再出门,我都紧紧抓着老何那洗得有些发黄的汗衫衣角,寸步不离。

我认识的老何一直是谨小慎微的。他试图将他对世界的理解画成一个圆,只要我在这个圆圈里,他便心中安稳。

我上中学时,学校组织夏令营去北京,他说“不许去”;我高中毕业和同学商量骑自行车进藏,他说“坚决不许去”;我大三准备申请去美国读研究生,他说“美国哪那么容易去”。

他越是试图将我留下,我就越渴望出走。

2003年大学毕业后,我怀着满腔热血去了美国。

我记得到美国没两日,有天傍晚,我从超市采购了一大堆生活必需品拎回住所。关上门,家徒四壁,一时间一种孤独感深深地笼罩着我。

我机械地打开电脑,突然看到MSN上闪烁着好友申请,名字是“老何”。

我赶紧通过,良久,那边敲来几个字:“我是你爸。”

我心头一热,赶紧回复他:“爸,你会用MSN了!”

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有了反应,发来一个咧开嘴大笑的表情。

那是老何在现实生活中不会有的表情。我面对那个笑脸表情愣了许久,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竟然已泪流满面。

我在美国读书的那几年,每当我在电脑前工作,老何都会以这样的方式陪伴我。

老何偶尔也发文字,都是字斟句酌的金玉良言。我生日那天打开MSN,上面留着一段措辞颇为隆重和老套的文字:“以生吾儿,值你生辰佳时,祝你在他乡胜友如云,发奋图强,严于克己,再创佳绩。”落款是“老何”。

他打字很慢,也不愿视频。我们就像“见光死”的网友,在屏幕上心有灵犀,面对面却无话可说。

我回西安从来不带驾照。尽管我早已车技娴熟,但我知道,驾驶员的位置对老何意义重大:第一,他有不可替代的职能,他是被需要的;第二,他能够有机会和我坐在密闭的空间内,进行一年到头难得且珍贵的家常对话。

每次我回去,他总是花很多时间在厨房准备菜肴,真的到了欢聚一堂的用餐时间,他却十几分钟就结束用餐,然后起身回自己的房间。

其实他面对老朋友也可以谈笑风生,但在我这里,多一点的亲近和陪伴就会让他感到不自在,仿佛我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一个气场不合的老对手。

我试着去尊重他内心深处的那份尊严和矜持。

于是,我们就静静地待在各自的房间里,听着屋外时而传来的对方的脚步声,完成难得的团聚仪式。

在老何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时间轴里,我摸爬滚打。

老何不知道,我曾经在纽约哈林区为了夺回被抢的钱包被人打到爬不起来;老何不知道,我没通过第一次考试差点儿被取消博士生资格;老何不知道,两个教授的争斗导致我的论文不能如期发表,我也因此和美国国家实验室失之交臂;老何不知道,当我最终拿到乔治城大学副教授的任职通知时,我哭得像个孩子。

我还记得在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班上的美国同学喬邀请我去家里共度。

那顿感恩节晚餐我们吃了3个小时。席间,乔的父亲一直在和我们讨论音乐、政治、理想。聊到动情处,乔的父亲将乔的头揽过去,在他额头上狠狠地亲了一口,说:“我爱你。”

那一刻,我想起了我的老何。他也会和我一起谈论音乐和政治,甚至理想,但他永远不会吻我的额头,对我说“我爱你”。

我想,在他和我平行线一般的世界里,他也在经历着不为我所知的困扰吧。

偶尔从母亲那里听到只言片语:听说老何最近查出胆结石,要去做手术;听说老何的一个熟人向老何借了一笔钱,然后再无声息;听说老何有高血压,他坚持将进口药改为国产药,但副作用导致他时常睡不好觉。

我和老何在大洋的两端,专注于各自的战斗。

晚上,我给老何拨了一个电话。我原本想说,今天是感恩节,我很感谢你带给我的一切,我很爱你,最终我说出口的却只有“今天是感恩节”。

“好,我正忙着结账。”老何说,“对了,有个理财到期了,10万元人民币,我已经换成美元汇给你了。”

挂了电话,我望着窗外的明月,突然觉得喉中哽咽。

我知道乔的父亲在他18岁以后就不再给他经济供给,他现在全靠打工和奖学金维持生计。

这就是中国父亲和美国父亲的差别吧。

如果没有女儿的出生,也许老何一生都不会来美国。

在我的再三邀请和母亲的再三劝说下,老何终于和母亲一道踏上赴美探亲的路。

我从机场接到他们,一路上他们看着风景,母亲一直在感慨:“天真蓝,小房子真漂亮。”而老何则一直半眯着双眼,皱着眉头,偶尔往窗外瞟一眼,嘟囔说:“这荒凉的,好像咱华县。”

我安排老何住在我的隔壁房间。一次,我路过客卫,看到他正在洗漱。

“爸,我送你个电动刮胡刀吧,好用。”我说。

“电动刮胡刀哪有刀片用起来得心应手。”老何对着镜子用刀片仔细刮过下巴。

我不再争论,靠在门框上眯着眼睛看老何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正出神,女儿步履蹒跚地跑过来,抱着老何的腿嚷着要看他手中的刮胡刀。老何迅速卸下刀片,把刀架放在女儿手中,然后满脸肥皂泡地挤起眼睛说:“你拿走了爷爷的刮胡刀,爷爷会变成大胡子怪兽!”然后伸手去抓女儿,女儿开心地嘎嘎直笑。

老何只有和我女儿在一起的时候是温暖可依的,当他面对我的时候,还是一如既往地板着脸,吃完饭还是會提前离席回到自己的房间。

不能开车,谁也不认识,出门变文盲,国外的蓝天白云并不能安抚老何的焦躁。一个月过去,老何的焦躁渐渐变成了沮丧。老何越来越多地待在房间里,有时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家还是不在,醒着还是睡了。渐渐地,人也仿佛消瘦了。

看着萎靡不振的老何,我突然想起心理学家武志红的“疆界”理论。

“疆界”理论的大意是,每个人内心的疆界不同,许多年轻人在任何国家都不会不适,但对许多老年人来说,他们的内心疆界已经萎缩成家门口的一尺见方。

我买了机票送他和母亲提前回国。回国后不久母亲来电话告诉我,老何的精神比在美国时好了很多,人也胖了。

2014年,随着我多年的研究逐渐开花结果,我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反响强烈的论文,又荣获了几个学术奖项,一时间,我突然变得红火起来。我不断接到各种会议邀请,一些国内的论坛也请我去做演讲嘉宾。

有一次,我把母亲和老何接到北京,让他们到现场听一场我在财经媒体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我就中国货币供给和硬着陆问题发表了演讲,我猜想老何是听不懂的,但我内心希望他为我感到骄傲。果然,演讲结束后,我看到老何明显比平时兴奋。他没有直接评价我的演讲,却给了我很多“建议”,例如上场时应当鞠躬,演讲过程中可以加入一些咏叹调般激昂的手势等。

我苦笑。也许对老何而言,今天的学术演讲和我儿时的诗朗诵并无本质区别;身为教授的我,依然是那个满身缺点的顽童。我默默点头,待老何的观点发表完毕,我便赶紧将话题切换到他感兴趣的、不痛不痒的领域。

我们之间早已筑起一道墙,一道关乎男人那匪夷所思的尊严的墙。我们之间注定不会有言语的煽情和肢体的亲密。

花了23个小时,转机两次,我终于赶到西安。打开手机看到母亲的信息——老何昏迷了7个小时才苏醒,现在还躺在医院。

医生最终还是说出了我们最不想听到的那个字:癌。

我搂着母亲颤抖的肩膀,想努力理出一个头绪,但脑子里一片空白。

和大部分家属一样,我们对老何选择了隐瞒。我对他说我只是回国出差。他看到我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惊喜,开心地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现在是国际型人才啦,满世界飞。”继而又自责地说,“可惜不巧赶上我碰伤了脑袋,让你还没回家就跑到医院来。”

我帮他削苹果,拿起刀子,却削得笨拙。老何笑了,说:“你啥时候削过苹果。”他接过刀子,熟练地把苹果皮削下来,习惯性地递给我。

我拿着原本是我想要削给老何吃的苹果,想要咬,却觉得牙齿颤抖得使不上力气。我找了个借口拿着苹果冲进卫生间,泪水狂涌而出。

3天后,我返回美国,料理好做了一半的工作,然后请长假回西安照顾老何。

除了母亲,还有护工24小时陪在老何身边。

老何最初是抗拒护工的,后来在几次疼痛和昏迷中,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病没那么简单,便默许了护工的存在。他可以让母亲或护工端尿盆和擦身体,却绝不允许我插手,仿佛这样他便能继续保持一个父亲起码的尊严。

每次看到我来病房,他会客气地坐起来说:“来啦。”

“嗯,来了。”每天都是这样的开场白,继而我会搜肠刮肚地寻找一些话题,比如我女儿的趣事,比如社会热点事件。

老何始终保持着若无其事的淡定,即使疼痛袭来,他也是默默忍着,即使忍得面部扭曲也很少发出呻吟。他用一种自我压抑的淡然,捍卫着自己最后的尊严。

终于有一天,他插上了呼吸管,不再能够进食,每日依靠鼻饲。失去表达能力的他反而对我更加依赖了,每天只要醒着,他便会用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我。那眼神我一直都记得,里面有太多在他可以讲话的时候拒绝流露的情感。

之前,死亡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遥远的概念,在我和死亡之间隔着一道屏障,隔着一个老何。而看着老何即将离去,仿佛那道屏障突然被移走,从此我成了新的老何,成了直接面对死亡的那一个。这种感觉令我不寒而栗。

一个深夜,病房里一片死寂,偶尔传来隔壁病人的咳嗽声。我突然做了一个令自己感到惊讶的决定。我起身走到老何的床边,悄悄爬到他的床上,挤在他的身边躺下。

我靠在老何的背上,闭上眼睛,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听着父亲的心跳,感受着父亲的温度。我在他的身边躺了整整一宿。

后来每天晚上我都爬到他的床上靠着他睡觉。他总是那么安静,一动不动,似乎从那天起,他的眼中没有了恐惧。

他在这场无声的父子和解中完成了最后的心理建设。

3天后,老何身边监测器上的图像变成直线。

“我突然意识到,对于使我的生命成为可能的那一个生命,我了解得是多么少。父亲的死带走了一个人平凡的一生,也带走了我们之间交流的最后希望。”后来,读到周国平的这段文字,我失声恸哭。

妻子带着女儿从美国赶了过来。女儿像大人一样抚摸着我的头发,包容着我的失控和脆弱。

我对自己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女儿面前哭泣。我从此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人,成了家里那个必须坚强的人。

我终于理解了老何内心的惶恐,和他执念式的坚持。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童年的自己追随着老何走在去往集市的路上。通往集市的土路总是向左拐,又向左拐。最后终于走到集市,却空空荡荡、一无所有,老何早已离去。落寞间,蓦然转身,却惊见童年的自己,他冲我呼喊着:“爸爸,我终于追上你了。”

低头,我穿着发黄的汗衫、布鞋。我不再是我,我终于变成了老何。

读者 2018年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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