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儒家文化对开展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价值

钟婷

教育部在《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大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其中文化素质是基础。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由此可见，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越来越受到教育界的广泛重视，切实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亦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之一。

科学知识和人文素质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它们虽性质各异，但相互促进。科学文化作为一个知识体系，价值中立，可以提供理论基础，但终归解决不了人们政治信念、伦理规范、终极关怀等问题及困惑；而人文素质兼具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双重性质，关注于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不再是单纯的“生理人”，而是一个兼具现实需求和价值观念的“社会人”，而医学也不仅仅是一门生命科学，更是一门充满人性的科学。

医学学科本身的双重性质决定了医学生素质教育的双重任务，也对未来的医务工作者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而反观医学生的人文素质现状：缺乏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为患者服务意识淡薄；与病人沟通时语言生硬，缺乏共情能力，对于病历的书写亦字迹潦草甚至语句不通；个人知识结构严重失衡，人文知识匮乏，从而导致医患纠纷频发。因此，在医学院校开展广泛的人文素质教育，着力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养既是促进医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文明社会的题中之意。医者不应该只是“医疗机器”，而应该是彰显人性、尊重生命，具有仁心、仁术的人类健康守护者。

一、以“仁爱”为核心培养医学生人道主义精神

众所周知，“仁”是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仁”在《论语》中共出现了109次，足见“仁”在孔子的哲学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儒学也被称为“仁学”。 以“仁学”体系为根基的儒家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情感表达和思维方式，更是作为一种求真向善尚美的人文精神深深扎根在群体性的国民素质中。在传统儒学的思想体系中，“仁”的内涵非常丰富，有表现在日常人际关系中的 “仁者，爱人”，也有作为君王在治国爱民时的“仁者莫大于爱人”，更有作为醇儒应具备的“泛爱众，而亲仁”，强调对人广泛地施予仁爱之心，做到以“仁爱”为己任、“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医学作为拯救人类生命的高尚事业，医学生作为肩负救死扶伤的社会群体，对病患所生发的“仁爱之心”乃是对其人文素质最底线的期许。将传统儒家对生民万物的仁爱之心推至医学领域，唤醒医学生缺失的人文精神，教会医学生如何关爱病人、尊重病人，和谐地处理与病人的关系。鉴于此，医学院校教育工作的开展，其关注的不应仅仅是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知识的点滴传授，而更应关注的是身为医者所需具备的仁爱精神和人格力量。正所谓医者即儒者，医术即仁术。“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人命死生之系”。

医学，不只是科学，更是人学和仁学。作为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医学生仅有精湛的医术远远不够，还需有高尚的人文素养和道德品质，方能真正促使冷冰冰的医术向温情脉脉的仁术转化。“德之不存，技将安附”，医学生未来从事的职业是事关人民性命的崇高职业，是健康所系、生命所托的事业，这意味着“医务工作者不仅仅是治病救人，更需要将道德准则和人文关怀融入其中。医学领域的每一份工作，都需要一个充满人性的大写的人，这个大写意义的人不仅是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储备，还必须汲取人文社会科学的营养，具有体恤苍生的仁爱之心”。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医学生拥有丰富而扎实的专业知识才能摆脱知识论上的困惑，体悟医者应具备的人文精神才可以达至内心的安定，只有将此种科学的临床思维与人文的仁爱精神相结合，做到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才能使医学避免沦为技术的产物，使行医成为一种高尚的使命，而不是唯利是图的交易。

二、以“重生”观念为导向开展生命教育，突出以人为本意识

医学是直接服务于人的生命科学，对人性的冷漠和对生命的漠视乃医学生之大忌。儒家十分关注人们的生命，强调对生命的敬畏和终极关怀，“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儒家的理论架构中，“生”不仅仅是普遍意义的生存，更是具有哲学意义的生活，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为宝贵的财富。《周易》中即奠定了“天地人”三才的思维范式，突出人的地位，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在生与死之间，儒家关爱生命，珍惜生命，提倡“知生”，并以强烈的生命意识来阐明死亡意识，“未知生，焉知死”。

在现代医学“生物—社会—心理”模式的视域中，医学在本质上是关心人类生存及健康需要的人学及仁学，而非致力发明冰冷仪器、培养“诊疗机器”的工具。这种关于“人”与“仁”的学问促使我们在对医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中，将核心由“疾病为中心”的诊疗模式转变为“以病患为中心”的以人为本模式。疾病与病患主体角色的转换，不仅是医学科学本身以及医学教育目标的性质使然，更是寓意着医学向人文的复归。但在实际上，现代医学生或者整个医者群体对生命的态度的确令人担忧。不管是理论领域对生命的普遍和生硬的解读，还是临床领域对生命的麻木，都在潜移默化地削减或磨灭医者对生命的敬畏之情，铸就的是低层次的医学之器，远离的是高层次的医学之道。因此，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要突出生命教育，凸显人道主义意识，贯彻以“以人为本，尽人之性”的思想，提升医学生的职业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高扬生命意识，以儒学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注重病患的情感体验，关注与病患的心灵共鸣，从真正意义上唤醒医学生对生命的关注、对伦理的思考以及对医学内在精神和价值的揭示。

三、以“知行合一”为目标促进医学生人文教育的现实化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教授曾在《我国高等教育的五“重”五“轻”》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了我国现行高等教育特别是理工院校素质教育的弊端，即重共性轻个性，重功利轻素质，重书本轻实践，重自然轻人文，重教化轻内化。這种现象不仅仅是理工大学素质教育中突出的问题，同时也是我国医学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通病。虽然各医学院校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心力，人文课程的比例和课时在日益提升，但人文课程并不等同于人文素质教育，其教育理念较为僵化，教育内容也流于形式。因此，只有将人文素质教育落实到具体实践，真正生发出医学领域特有的人文特质和人文精神，才能切实对医学生的人文素养有所助益。

儒家思想注重个人技能和知识的学习，同时也强调身体力行。孔子强调学思并重、慎言力行，“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荀子强调知明而行，“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传统儒家主张个体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道德反省，以自觉的内省达到自愿的行为。真正的儒士不仅能做到“博学”“慎思”，更能达至“明辨”“笃行”的境界，实现知行合一。在现行的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注重的是人文素质教育的唯知性，多侧重于知“道”，忽略了体“道”，也即只着力于医学生人文知识的简单积累和叠加，而缺乏与实际的联系，使知识教育与品行实践的链条出现了断裂。同时，大多数医学院将人文素质教育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侧重知识完整性和理论逻辑性，割裂了文化底蕴的整体性，在注重培养医学生政治意识的同时忽视了人文素质教育具有的多元性和生命力。另外，对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方法也偏向于单纯地向学生灌输人文知识，而不注重“内化”以及“内化”后的“外显”，其整个教育过程為机械式地不断往学生大脑里储存信息，考核方式则如同从大脑中读取数据、提取信息，而真正忽略了用人文知识去分析其社会生活和医学状况，也使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实效大打折扣。在新的医学模式下，病患的权利意识及主体意识大大加强，对医疗服务的质量要求已不仅停仅留在医生精湛的医技上，更渴望与医生进行情感的交流，得到心灵的慰藉。所以说，掌握具体的知识细节，并不意味着具备了应有的人文素养。医者若能以人道主义精神真诚、热情地关心和尊重他们，以亲切的态度、通俗的语言安慰患者，耐心地向患者解释、分析病情，不仅可以缓解患者的痛苦和紧张，增进医患感情与相互理解，而且可以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从而真正实现医者之“精”与“诚”的理想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的五四讲话中曾强调：“必须引导学生认知‘君子和而不同‘君子以自强不息，促使学生认识到‘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等传统美德的重要性，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也提出：“医学研究与服务的对象是人，在医学教育过程中必须加强文、理、医渗透和多学科交叉融合，把医德和医术培养结合起来，加强综合素质培养。”在“生物—心理—社会”的新型医学模式下，重建具有人文主义和人文关怀的医学的确是我们无法回避而又亟须解决的一个现实命题。以传统儒家的仁爱之心，唤醒医学生的人文情怀，以“重生”之思引导医学生们将视线转移至病患身上，在救死扶伤的医学实践中践行人文精神，将人类优秀人文知识通过传授、熏陶，内化为人格与修养，形成医者特有的精神风貌，培养一大批既拥有自然科学的精湛技术、又具备人文科学的心灵情感和精神思维的新时代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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