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2015年辽代陶瓷研究综述

王馨瑶

摘 要：近年来有关辽代瓷器的研究，在内容和数量上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15年来，共出版著作24部，书评4篇，学术会议及相关活动2次，论文110余篇，在陶瓷的分类、用途、成分、鉴赏等诸多方面都有相应的研究成果的发表。

关键词：辽代；文物；陶瓷；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7-0006-04

一、专著与学术会议情况

2001年至2015年，辽代陶瓷研究共出版著作24部。分为总述、形制、文化内涵、窑址、发掘出土、博物馆典藏等几个大类，并分别进行不同程度的研究。

（一）总述

彭善国《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就辽本土窑场烧造的产品，称为辽瓷；辽境以外的窑场的产品，称为输入辽瓷两部分为切入点展开，分析已发现的辽代窑址，將辽代陶瓷的发展分为早中晚3期，分别为初创期（916年～1004年）、发展期（1005年～1055年）、繁荣期（1056～1125年）。佟柱臣《中国辽瓷研究》认为辽瓷的器型与类别的不同直接关系到民族的传统和差异，穆宗应历九年到道宗清宁三年辽瓷的器形有了明显变化，西孤山萧孝忠墓出土的绿釉凤首瓶成为辽晚期编年的依据；发现辽三彩与中原白瓷、青瓷共存现象，证明辽代契丹人不仅烧制辽三彩，同时喜欢使用白瓷、青瓷和影青瓷。此外，刘涛《宋辽金纪年瓷器》、路菁《辽代陶瓷》，用色彩配图形象的解释辽瓷的演变。

介绍辽代陶瓷的图录有铁源《宋辽陶瓷鉴定（上下）》、望野《红绿彩》、望野《天边的彩虹—中国10～13世纪釉上多色彩绘陶瓷研究》、戴洪文《辽代陶瓷鉴赏》、杨俊艳《辽宋金瓷器》、李红军《辽代陶瓷鉴定与鉴赏》。

（二）发掘报告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龙泉务窑发掘报告》和《北京龙泉务辽金墓葬发掘报告》，前者介绍1991—1994年发掘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的情况，后者依据考古单位，以图文形式对墓葬资料予以充分的介绍。

（三）博物馆典藏

陈成军《凝固历史瞬间：〈契丹王朝——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华展〉展览设计》总结了展览设计中包括契合历史的展览选题；突出特色的内容体系，丧葬习俗、马具和猎具、贵族服饰、日用器具和宗教文化；在文物的诠释上注重雅俗共赏等方面的思考与体会。

举办的学术会议和活动有2005年呼和浩特出土辽金元瓷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介绍了耶律羽之墓、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吐尔基山辽墓、宝山辽墓等辽金元时期影响较大的文化遗存。2011年召开辽金元瓷器的整合研究——记2010吉林大学考古学术论坛，就近年来辽金陶瓷窑址及其他有关遗址调查、发掘新情况；对辽瓷的概念、金代瓷器的装饰方式及其他相关方面的新认识；对辽金元时期一些瓷器品种的探讨和宋元时期瓷器的外销以及瓷业在国内的传播问题等几个方面做了介绍与探讨。

二、关于辽代陶瓷研究的论文情况

2001～2015年发表的论文有110余篇，现按照论文分类述之。

（一）总述

徐戎戎《辽代釉陶初步研究》以釉色品种为依据，将辽代釉陶分为白黄绿单色釉、黄绿和白绿二色釉以及三彩釉3类，并且结合纪年材料，将辽代釉陶分为10世纪中期至11世纪中期和11世纪中后期至12世纪初两期。彭善国《辽代青白瓷器初探》认为，辽境青白瓷器的出土相对集中于辽上京、中京、东京等重要的府、州附近，绝大多数见于墓葬。辽代出土青白瓷器分成的两个时期正是景德镇窑系北宋时期瓷业发展和工艺演进的缩影。董健丽《辽代宗教瓷器述论》说明辽代宗教用瓷和佛道题材在辽瓷上的反映是辽代统治阶级全面接受中原传统思想文化的结果。邵国田《辽瓷鉴别略说》介绍辽瓷的仿制情况和鉴定辽瓷的基本方法。此外，还有董健丽、董学增《辽代陶瓷研究综述》、彭善国《辽境出土陶瓷研究》等都对辽代陶瓷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分地区对辽代陶瓷进行研究的有张红星的《内蒙古地区出土青白釉瓷器研究》，内蒙古地区青白釉瓷器的发现地域相对集中，年代集中于辽代晚期和元代，在辽代多为贵族之物，到元代已经大众化了。此外，宋雨晗《东北地区契丹——辽陶器初探》、吴明娣《北京出土的辽金陶瓷器》、李蔚然《北方地区宋辽金黑釉瓷器的考古学研究》、吴俊义《浅析辽代陶瓷的继承、创新及发展》等对辽瓷进行区域划分和历史分期的系统研究。

（二）形制

彭善国《辽陶瓷形制因素论稿》探讨辽瓷的文化因素，如契丹、唐代、西方等。张树范《沈阳地区出土辽产陶瓷的类型简析》除个别釉色品种未见发现以外，总体比较丰富全面；在装饰题材方面，基本反映出辽代陶瓷装饰题材的特点；器物形制比较全面，地域性分布特点鲜明。李理《浅析定窑、邢窑与辽白瓷的特点》从窑场的范围、生产规模、工艺和修胎上说明邢窑及定窑瓷器的特点，从胎质和釉层说明邢窑和定窑瓷器的区别，从瓷胎、施釉、工艺、纹饰上说明辽白瓷和宋定窑白瓷的特点。黄秀纯《龙泉务窑址辽代瓷器造型及装饰工艺》突出龙泉务窑造型实用性较强的特点。介绍制瓷工匠们依据对生活的观察、理解，并把绘画艺术、雕刻和金银器镶嵌等工艺成功地运用到陶瓷装饰上，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三）分期

乔梁《契丹陶器的编年》认为辽朝前的契丹遗存同鲜卑遗存有一定联系。彭善国《所谓辽代釉下黑花器的年代问题》认为，釉下黑花（主要是白地黑花）的装饰技法源头在磁州窑，并影响到缸瓦窑等辽瓷窑。李华《北京地区辽金时期陶瓷器分期》以北京龙泉务瓷窑遗址的发掘情况为第一手材料，研究北京地区辽金时期陶瓷器类型。

（四）文化内涵

赵菊梅《辽代陶瓷的文化内涵研究》认为辽代陶瓷两大造型和装饰系统的形成，不仅与契丹本民族的社会与文化内涵有关，也与辽掳掠中原邢、磁、定等州的陶瓷工匠以及输入辽地的中原和南方的陶瓷器造型及装饰特征有关。同时，辽代“因俗而治”基本国策的实施，也为这两大系统的充分发展和伊斯兰文化的传入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使辽代陶瓷呈现出多民族、多文化相互交融的特征。金爱英《浅谈辽、金陶瓷文化》认为，辽、金陶瓷文化基本上延续和传承了北宋的制瓷文化，有自己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反映当时伴随着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原地区汉民族文化与北方游猎民族的草原山林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形成了辽金陶瓷的地域文化与独有的风格。武天佑《宁国强试析“澶渊之盟”对辽代陶瓷制造业的影响》强调“澶渊之盟”为北方手工业，尤其是陶瓷制作技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五）博物馆精品

通过图片与文字的结合介绍博物馆代表性藏品。胡健、张桂华《稀世珍宝辽代黃釉陶器》介绍4件辽宁省阜新市博物收藏的辽代黄釉陶器，揭示黄釉器与契丹人的生活关系。曲阳的《赤峰觅辽瓷》介绍作者本人感兴趣的赤峰博物馆和辽墓中的辽代瓷器。羽洛、木蓉《牧情古朴话辽瓷》、都惜青、齐伟《辽代文物概述》、卢迎红、高继祥、黄秀纯《辽瓷造型及其装饰艺术——兼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藏品介绍》、郭晶《本溪市博物馆藏辽金瓷器精品选介》、贺利《辽代陶瓷研究存疑——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谈起》、周颖《辽西博物馆藏辽代鸡冠壶》、舒佩琦《辽金彩瓷·草原之岚——鸿禧美术馆93年新春陶瓷大展》、李声能、李慧净《辽宁省博物馆藏辽金瓷器集萃》、林冠男《曼妙辽瓷“朝阳古事展”之辽瓷》、高雪《吉林省博物院藏辽金瓷》、卢泰康《呈现草原民族特色的辽代陶瓷艺术》、于亚非《促进历史发展的金代瓷器鉴赏探析》、矫石《宋金辽时代北方剔花瓷器赏析》等都介绍了不同地区博物馆的精品。

（六）遗址调查

张洪印《易县娄亭龙门寺、睒子洞调查记》对娄亭一带的龙门寺、睒子洞等三彩罗汉的存放地进行调查，试掘龙门寺遗址，探寻所埋石碑，调查观音阁和发掘胶子洞内的堆积等。

（七）发掘出土

彭善国《辽墓新出陶瓷的探讨——兼论“官”款瓷器问题》认为“官”款瓷器应与官府有关，体现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法库叶茂台23号辽墓出土陶瓷器初探》探讨辽代白釉绿彩、定窑白瓷印花装饰以及辽代白釉剔花装饰的问题；张兆祥《香河辽代地宫发现的白瓷贡具》发现的白瓷塔形罐、白瓷花口盘和白瓷净水碗进行赏析。石红《大同出土的两件塔式陶器》介绍灰陶塔形器和彩绘堆花塔式陶器，猜测其与佛教有关。黄绣纯《辽韩佚墓出土越窑青瓷》认为秘色瓷不一定都在贡窑中烧成。郭虹、李向文《秦家屯釉陶探究》认为秦家屯釉陶与其他地区釉陶在釉色和纹饰上有区别，具有秦家屯地区、信州古城的文化特色。阴淑梅《黑龙江泰来发现的几件辽代陶器》认为文中的陶器属于典型的辽代晚期陶器，器形规整，厚薄均匀，陶器表面有平行密集的轮纹。孙勐《北京出土的辽代输入瓷器——以墓葬、塔基中发现的器物为中心》将北京出土的输入瓷器分为早、中、晚3期，其墓葬多是品官墓，而且等级越高瓷器数量越多。张红星、唐彩霞、朱玉君《辽怀陵5号墓出土瓷器》，图文并用证明辽怀陵5号墓瓷器的特点。同类型的还有张树范《辽宁出土辽代陶瓷初探——以近十年新出材料为中心》《试析辽境出土的陶瓷穿带瓶》《渤海故地辽金遗存举隅》等。

（八）窑址

王治国、贺福《疑定窑的错误定性——定窑应为辽金官窑》认为曲阳定窑为辽金官窑，而非宋代官窑。王仙波、刘桂红《从吉林省白城境内辽金时期的窑址看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认为辽金时期今白城地区这块土地上人烟是较为稠密的，生产力比较发达。罗飞《记一件龙泉务窑遗址采集的瓷俑标本》描述了2005年龙泉务窑北侧200米左右采集的一件瓷俑标本。此外，还有彭善国《辽上京城内瓷窑址的年代问题》也介绍了辽上京的各个窑址的情况。

（九）鸡冠壶

马沙《论辽代鸡冠壶的分期演变及其相关问题》从类型学的角度将鸡冠壶分为单孔式、双孔式和矮身横梁式、扁身环梁式、圆身提梁式两个系列。赵明星《论鸡冠壶上塑猴习俗》依据猴在鸡冠壶上位置的不同，分为猴位于器盖上、猴位于提梁鼻顶部、猴位于提梁鼻的外侧3型。刘辉、刘丹《论辽代陶瓷鸡冠壶的实用性》认为有其它因素的介入所以不能证明鸡冠壶不具有实用性。王胤卿《试论辽瓷鸡冠壶是否实用的问题》认为鸡冠壶演化不符合游牧民族器物的特性，是不实用的。马春红《辽代鸡冠壶形制与使用功能分析》认为鸡冠壶并没有被其他型制所取代，具备实用与文化双重功能。罗平《辽瓷鸡冠壶研究》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关于鉴定辨伪，二是关于鸡冠壶的窑口问题。田小虎《浅析辽代鸡冠壶》认为早期鸡冠壶体小形扁，适应游牧生活，中晚期鸡冠壶体大形圆，适合定居生活。此外，王胤卿《契丹民族鸡冠壶的文化诠释》、曹振江《辽瓷鸡冠壶分期演变研究》、李宏坤《辽代鸡冠壶：中国陶瓷的草原奇葩》、吕金泉、孟蕾《论鸡冠壶的造型特色》等也对鸡冠壶的形制、分期、文化进行介绍，此不赘述。

（十）三彩器

（瑞士）史密斯伊司·理查德著、张金颖译《宾夕法尼亚大学收藏的一尊易州罗汉造像》、[英]史密斯伊司·瑞查德著、刘卫华、张景华译《关于易县罗汉的研究》、金申《谈河北易县八佛洼辽代三彩陶罗汉》、孫迪《神容畢真—河北易縣八佛窪遼代三彩羅漢坐像瑰寶》《河北省易縣“八佛窪”遼代三彩羅漢造像》、孙勐《北京出土的辽金元时期的陶瓷佛像》等介绍河北易县三彩像。

王庆杰《辽三彩艺术设计初探》认为辽三彩文化受多元文化影响，影响深远。张随芳《辽三彩的分区与分期初探》将辽三彩分为3个时期，分别是太祖—景宗时期；圣宗和兴宗两朝；道宗和天祚帝时期。叶佩兰《中国彩瓷的发展时期——辽代白釉加彩与辽三彩》介绍辽代白釉加彩与辽三彩的釉色和装饰方法。孙新民《略论辽三彩与唐、宋三彩的异同》认为辽三彩多反映契丹族特有的民族风貌和文化特征；宋三彩充满了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多日常生活用具。欧阳希君《辽、金三彩与素三彩的比较——对一件“辽三彩”时代的修定》通过实物标本对比研究，纠正以往的谬误。矫石《别具特色的辽三彩》介绍了辽三彩的烧制技法、装饰方法、分区和分期。李树云《大同博物馆馆藏辽代三彩器》认为辽代浑源窑具备烧制三彩器的条件。苏东《内蒙古赤峰缸瓦窑烧造的辽三彩器》和张建民《辽代三彩印花牡丹盘》介绍了缸瓦窑的三彩器。

（十一）单个器物

初国卿《辽地两梅瓶》介绍1974年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白地褐彩刻花牡丹纹梅瓶和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的“乾二年田”款茶叶沫釉辽代梅瓶。黄秀纯、识丁《辽白釉内管倒流葫芦瓶与玛瑙围棋子》介绍白釉内管倒流葫芦瓶与玛瑙围棋子的釉色和文化內涵。关于瓶的研究还有王建国《低温彩铅釉刻花凤首瓶》、韩荣、尹悦《辽宋金元时期葫芦形注壶比较研究》等。

杨光、刘毅《宋辽高丽人形注子探析》认为人形注子的形象可能是茶坊中供奉的茶神陆鸿渐。韩荣、吴文苑《辽金时期游牧、渔猎民族陶瓷饮具研究》认为辽金时的陶瓷饮具共性化与个性化共存，完善了中国饮食器具发展史的结构。李芳《净美达真远——浅析辽代陶瓷酒具之美》通过出土的陶瓷酒具，发掘其美学价值和酒文化，认为辽代陶瓷酒具为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共存性和共时性作出贡献。徐金翠《宋辽金瓷粉盒的初步探究》宋辽金时期瓷粉盒给漆制及金属制粉盒带来巨大的冲击；经济发达地区瓷盒消费市场更活跃。此外，刘淼《北方辽金遗址出土定窑平底碟初探》、乌力吉德力根《巴林右旗博物馆收藏的几件辽代石枕和瓷枕》、孙建国《试析北京地区发现的辽代广口重唇罐》、王为群《辽代白釉贴花莲生贵子双榴联体笔洗》、清淤《辽代的白釉荷叶陶瓷吊灯》等对碟、枕、笔洗、灯进行详细描述与研究。

（十二）书评

相关书评有秦大树《〈宋辽金纪年瓷器〉评介》、景爱《评〈中国辽瓷研究〉》、金立言《〈宋辽金纪年瓷器〉读后》、弓場紀知《平成版 中国陶磁見聞録（21）契丹国のやきもの》等。

2001～2015年辽代陶瓷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包含了陶瓷的形制、分期、文化内涵、窑址等各个方面，每年都有研究辽瓷的专著出版，如佟柱臣先生在《中国辽瓷研究》中明确提出了辽瓷的定义，详细的介绍了辽瓷的产生及影响，对辽瓷的工艺、纹饰与作款也做了深入研究。吉林大学彭善国教授对辽代陶瓷的研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15年里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果。但是，关于辽代陶瓷研究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動较少，希望以后加强国内与国际的学术交流，共同为陶瓷的研究奉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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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