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京官为何多是“租房一族”

吴钩

历史上，房地产市场最为活跃的时代，非两宋时期莫属。当时的房地产换手率极高：“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人家田产，只五六年间，便自不同”。

因为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化方兴未艾，人口流动频繁，跟今天的趋势一样，宋人发迹后也喜欢往大城市挤，南宋的洪迈观察到，“士大夫发迹垄亩，贵为公卿，谓父祖旧庐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复以医药弗便，饮膳难得，自村疃而迁于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

而一个人从农村搬到城市，首先必须解决的事情就是有个落脚、栖身之所，或购房，或租房，于是便催生了一个火爆的房地产市场。

由于“首都”开封房价太高，朝廷又没有为所有京官提供官邸，所以许多宋朝官员都买不起京师的房子，只好当“租房一族”。有北宋名臣韩琦的话为证：“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

如果我们去翻宋诗，便会发现，不止一位当官的宋朝诗人在诗中感叹租房过日子的生活。欧阳修官至“知谏院兼判登闻鼓院”，相当于最高立法机关第一负责人兼国家最高法院院长，还是只能在开封租房子住，而且房子非常简陋。他曾写诗发牢骚：“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墙壁豁四达，幸家无贮储。”这套破旧的古屋，每逢下大雨就浸水。

当过御史中丞（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纪委书记）的苏辙，也是在京师买不起房子，一直住在出租屋里，为此他多次在诗中自嘲：“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他的朋友李廌乔迁新宅，苏辙写诗相贺，同时也表达了他的“羡慕嫉妒恨”：“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儿孙期我八十年，宅成可作十年客。人寿八十知已难，从今未死且盘桓。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直到晚年，苏辙才在二线城市许州盖了三间新房，喜难自禁，又写了一首诗：“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欲趁閑年就新宅，不辞暑月卧斜阳。”

还有一位叫作穆修的小官，也曾给朋友写信发牢骚：“半年住京，延伺一命，虽室有十钱之物，亦尽为薪米、屋直之费。”每个月都要为房租发愁，日子过得比今日的“房奴”好不了多少。与穆修同病相怜的还有一位叫作章伯镇的京官，他说：“任京有两般日月：望月初，请料钱，觉日月长；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看样子这位章大人还是一名“月光族”。

其实章伯镇也不用抱怨，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连宰相都要租房子住。朱熹考证说：“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宋真宗时的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杨砺，租住在陋巷，“僦舍委巷中”，他去世时，宋真宗冒雨前往祭拜，发现巷子狭窄，连马车都进不了，“乘舆不能进，步至其第，嗟悯久之”。

直到宋神宗时，朝廷才拨款在皇城右掖门之前修建了一批官邸：“诏建东西二府各四位，东府第一位凡一百五十六间，余各一百五十三间。东府命宰臣、参知政事居之；西府命枢密使、副使居之。……始迁也，三司副使、知杂御史以上皆预。”这批官邸，只有副国级以上的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枢密副使、三司使、三司副使、御史中丞、知杂御史（相当于中央纪委副书记）才有资格入住。部长以下的官员，还是“僦舍而居”。

当然，你要是生活在北宋汴京，要租套房子还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汴京的房屋租赁市场是极为发达的。那么京城的房租高不高？这就得看是怎么样的房子了。高档住宅的租金肯定很贵，每月从十几贯到几十贯不等，元祐年间，御史中丞胡宗愈租了一套民宅，“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而租赁“店宅务”管理的公租屋，即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每月只要四五百文钱就行了。

今人见识到的“限购”政策，其实宋朝已经在使用了。宋真宗咸平年间，朝廷申明一条禁约：“禁内外臣市官田宅。”即不准中央及地方官员购买政府出让的公屋。为什么要这么规定？因为朝廷希望将申购公屋的机会留给一般平民。

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朝廷又出台“第二套房限购”政策：“诏现任近臣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置屋。”在任高官除了正在居住的房产之外，禁止在京师购置第二套房。至于平民是不是也受“限购令”的约束，史料没有说明。想来这次“第二套房限购”，应该只针对在京的高官。

由于两宋时期大城市的“租房族”数目庞大，朝廷将房市调控的重点放在房屋租赁价格上，时常发布法令蠲（，意为免除）免或减免房租：大中祥符五年（1012）正月，“诏：以雪寒，店宅务赁屋者，免僦钱三日”；大中祥符七年（1014）二月，又诏令“贫民住官舍者，遇冬至、寒食，免僦直三日”。这里的“官舍”，就是“店宅务”经营的公屋。

这些公屋某种程度上具有“廉租房”的性质，租住者又多为城市的中低收入群体，因而，朝廷在极端天气时节（雪寒）或重要节日免除租户数日房租，合情合理。

不过，有时候，朝廷也会要求私人出租的房屋与公屋一起减免租金，如北宋至和元年（1054）二月，仁宗“诏天下州县自今遇大雨雪，委长吏详酌放官私房钱三日，岁毋得过三次”。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二月，高宗“诏免京城公私房廊一月”，廿一年（1151）二月，又“诏行在（杭州）官私僦舍钱并减半”。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政府明令私人出租屋减租，无疑是不尊重市场定价与私有产权的表现。但在当时，这一政策也有它的合理性：那些当包租公的，通常都是形势户（宋朝的形势户包括现任文武职官和服差役的州县有势力的豪富人家），非富即贵；而蜗居于出租屋的则多为弱势群体，出于“利益的平衡”考虑，让形势户减收一点租金，似乎也不特别过分。

宋朝毕竟是商品经济很发达的时代，人们对市场的定价机制并不陌生，对富人的财产权，宋人也明确提出要给予保护，如苏辙痛骂王安石：“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嫉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所以才有明白人站出来非议朝廷的减租政策，强调“贫富相资”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