丫叉铺

蒋全海

丫叉铺，常州大南门外一个小而又小的小镇。官方命名浦前镇，民间俗称丫叉铺。不过，除了上了点年纪的老人，已经很少有人知道，现在的浦前镇，从前就叫作丫叉铺。

其实，丫叉铺本不应该叫丫叉铺，真正的丫叉铺人，还是喜欢叫她丫叉布。

“丫叉铺”三个字，你是决然不能用官方话来讲的，一讲就没了味道，失了本真，丢了那份亲近的感觉。尤其陌生人问路，如若问起：“丫叉铺”怎么走？也许半天都问不出名堂。因为，发音相差甚远，问者虽然讲得清楚，但闻者却是听得懵懂。结果，不是南辕北辙，便是答非所问。在常州的方言中，“丫叉铺”的读音，近似“喔搓布”。你只有把“丫叉铺”讲成“喔搓布”，人家才会听得懂，才会像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给你指出一条光明大道。

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到湖塘桥朱家塘的外婆家去玩耍。因为，外婆家的门前长了一棵又高又大的白乌枣树，放暑假的时候，正好枣子也熟了，我家兄弟三人，总会在大哥的带领下去打枣解馋。

去外婆家的路，要经过一座又高又窄的降子桥。外婆总是不放心，怕我们在路上弄水遭淹，担心我们从没有栏杆围护的桥上跌落。所以，总会让外公早早地在桥边等着接我们。有一次，我外公碰到了熟人问他：今朝你接着格是嗲格亲眷啊？外公喜滋滋地回答说：喏，丫叉铺的大头外甥。当时，我只觉得丫叉铺的名气好像挺大，似乎满世界的人，都知道有个丫叉铺，让我感到很有面子。大概，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仿佛有了自己明确的身份意识和产地记忆。我，原来是我母亲生產的丫叉铺人。

从外婆家回来后，我好奇地问起父亲，我们明明住在浦前镇，为啥又叫丫叉铺？

父亲说，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这里就叫丫叉铺。父亲又听父亲的父亲说，在叫花子朱元璋还没有当皇帝的从前，这里又叫做丫叉路。据说，丫叉铺的原始名称，与其沟通外部世界的路形相关。三条道路，一长两短，状如一柄“丫枪”。一条指向正南的湖塘桥，两条分别通往朝北偏西的小南门，以及北向稍稍偏东的大南门，且与“布”的关系难分难解。

其实，把丫叉铺读成写成丫叉布，才是真正的名正言顺，名副其实。

我记得，生于斯长于斯的丫叉铺人，包括熟识丫叉铺过往的常州人，好像从没有过拿丫叉铺说成丫叉铺，而是丫叉布。之所以这样喊，而不那样叫，自有其内在的逻辑与渊源。几百年来，尤其在农耕社会，丫叉铺并不是以店铺林立的商业繁荣而名闻四邻八乡，恰恰是以布业生产加工的兴盛而独立于世。所以，从前的丫叉铺人，连评判穷富的方式与标准，也是与众不同的别具一格。往往不是问你有多少亩田地，多少间房屋，多少金银财宝。而是问你家里有多少台“高机”（织布机）。有格一两台算是富人，三五台算得富翁，有格十台二十台，简直可以称为大富豪了。因此，从前的丫叉铺，绝大多数的人家，都以织布、浆布、染布、买卖土布为生，甚至发财致富。所以，丫叉铺人更情愿把丫叉铺喊成丫叉布，而不乐意将丫叉布叫作丫叉铺。用现在的话来说，丫叉铺她本不姓铺，而是姓布。

我也知根知底的知道，丫叉铺人似乎与生俱来，就有着一种强烈的广告意识和价值观念，特别善于以“布”营销自己、推广自己、宣传自己。目的当然只有一个，就是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力，念好生意经。所以，祖祖辈辈子子孙孙，坚决不肯随俗就范，自己把自己喊成丫叉铺的人。张口闭口，只说丫叉布。

一个“布”字与“铺”字的差异，在于一个比一个更能准确地表述和描绘一个小镇，最为突出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形态，更能吸引受众，招惹生意人的眼球。请原谅我的斗胆，不管是丫叉铺，还是丫叉布，其该是我们常州纺织工业发展史上，最为地道最为原始的纺织工业基地，至少是之一。而且，直接影响了后来出名不出名的诸多的富商巨贾、投资家、实业家，在不出丫叉铺三里的方圆之内，投资兴办了好几爿大名鼎鼎的织布厂。

比如说，1943年（光绪三十二年），吴幼儒等人在东下塘创办的常州第一家机器织布厂晋裕布厂。隔年，赵锦清、蒋盘发、蒋鉴霖又在梅龙坝办起了裕纶布厂（协源布厂前身）。民国初年，蒋盘发、刘国钧、刘宝森三人又再次联手，在距离丫叉铺不足千米的德安桥边上，合作创办了规模更大的大纶机器织布厂（大成一厂前身）。据说，当时的刘国钧为了便利往来于丫叉铺与大纶布厂之间的“挑布人”，独自出资在高起的德安桥身边，又特地修建了一座较为平缓的同济桥，意味着与所有的同道之人同舟共济。

说实在的，我一直在想，人家刘国钧究竟为何，愿意在不是风水宝地的一片坟地之上修建织布工厂呢？到底是看上了这里的什么呢？我想，他考虑的无非是这里距离早已名声在外的丫叉铺最近，最能够从丫叉铺得到支援和依靠，也最能够从丫叉铺的身上，借得些许光芒。这里有着无须花钱进行岗位培训，就能直接上机织布的能工巧匠行家里手，有着为刘国钧不辞辛苦拼命效劳的取之不竭的人力资源。

随着纺织产业的迅速发展，当手工织场终于无法与机器生产相竞争相抗衡的时候，聪敏的丫叉铺人不得不顺势而为改弦更张，不得不纷纷卖掉咣当作响的布机，办起了一个个染坊。据有关资料上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常州共有四百多家染坊，一个小小的丫叉铺就独占了百十家之多，而且多由丫叉铺蒋姓、周姓、贺姓的几个大户人家创办。由此，当时丫叉铺的名声可见一斑。如此而言，丫叉铺也就更有理由称之为丫叉布了。至少数以千计的丫叉铺人，都有着这样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以及那不乏的自豪感与幸福感。

后来的后来，丫叉铺的声响越来越小了，但常州的纺织工业却是声名鹊起，越来越成气候。到了20世纪70年代，成了常州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成了全国纺织工业的排头兵。狮子滚雪球一般的越滚越大，小桌子上唱大戏那样的越唱越响。大到何种程度？响到何种高度？一句话，从地方响亮到了中央。继革命先驱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常州三杰”之后，在常州的历史上，在常州的纺织行业中，在常州纺织工人的队伍里，又走出了名声显赫的“常州三英”：中国纺织工业部原部长吴文英，常州的第一位中央委员、原市委书记陈玉英，三八红旗突击手、全国劳动模范叶慧英，以及后起之秀从“黑牡丹”攻关成功的当代产业工人突出代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感动中国人物邓建军。

他们一个个虽然并非从丫叉铺走出，似乎与丫叉铺人也没有半毛钱关系，但不能忘却，他们的成长成名与常州的纺织工业，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常州发展壮大的纺织工业造就了他们，同时，也正是他们再次创造了常州纺织工业的时势。所以，我又想这样说，丫叉铺人虽说与他们的成功无关，但祖祖辈辈的谋生手段，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终究是前后呼应一脉相承又水乳交融的。我始终认为，他们的进步，同是丫叉铺人的进步，他们的荣誉和骄傲，同是丫叉铺人的荣誉和骄傲，他们的梦想与愿景，又同是丫叉铺人的梦想和远景。

在相当相当长的岁月当中，纺纱织布就是丫叉铺人的终生职业。在丫叉铺生活的居民，几乎家家户户、人人个个都与纺織业的人和事沾边搭界。不是父母就是儿女，不是儿女就是丈夫妻子，不是丈夫妻子就是兄弟姐妹，不是兄弟姐妹就是街坊邻居，不是街坊邻居就是亲朋好友。总之，总有一个甚至几个，或是在纱厂，或是在布厂，甚或在染织厂上班。像我的伯伯、伯母、叔叔、堂兄堂弟、堂姐堂姐夫，他们全都在天宁区地盘上的几爿纺纱织布厂工作。以至于本人从启动恋爱的第一步，到抱得美人归，几乎和我几位丫叉铺的要好朋友一样，都是在纺织女工的万花丛中寻寻觅觅，觅宝一样觅得自己的心爱。因为，我爱纺织女工，所以，我选择纺织女工做自己的妻子；因为，我总觉得纺织女工，都像我们以布为生的丫叉铺人，一样的聪敏伶俐，一样的善良贤惠，一样的勤劳节俭，一样的踏实勇敢。

现在回想起来，似有疑问，但又没有疑问。这种情况的产生，可以不可以算作是一种丫叉铺现象呢？可以不可以算得，是丫叉铺人的一种“织女”情结呢？是与不是丫叉铺人割不断理还乱的“天仙”情丝呢？是还不是丫叉铺人对于纺纱织布的情有独钟，或是顶礼膜拜呢？我能自己回答自己，我也曾试图确切地告诉他人。可是，有人懂，有人不懂。因为有人并没有曾经与之血肉与共、生死与共、荣辱与共、祸福与共的身临其境，所以也就缺失了那份感同身受。

如今，我已离开丫叉铺多年，虽然丫叉铺还是那个丫叉铺，一条百来米长的浦前老街，还是那条浦前老街。虽然我也会时常地回去看她，只是觉得她一次比一次又老了许多，岁月似乎让她比我老得更快更猛。看到她总能让我听到一个老人，在发出连绵不断的咳嗽的声音，除了苍老还是苍老，除却悲凉依旧悲凉。

仿佛，时刻都有随风而去的惊恐与愁怀。尽管我不忍心让她老去，也不相信她会老去，就像我的精神，我的记忆。

好在原是丫叉铺的住户，如今都已乔迁新居。不是因为抛弃，而是有了更好的归宿，有了更加辽阔更加自由更加芬芳的生存发展空间。我想，这也应该算作是丫叉铺人随社会的进步而进步，时代的变迁而变迁，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一种精神境界吧。

我常说，被人想念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么，我日思夜想的丫叉铺，我心口如一的丫叉布，我给你的幸福，今天你感觉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