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问题研究综述：概念、现状及发展趋向

亓彩云

摘 要：农民工问题是社会热点问题，随着农民工队伍的日益壮大，作用越来越凸显，问题也越来越多，对农民工的研究也不断增加，不断深入。本文从农民工的概念界定、农民工的现状研究、农民工群体发展趋向三点出发对农民工问题做一综述，整理最近6年的理论研究成果。并在19大背景下，提出进一步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意见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农民工问题；研究综述

“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它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我国，农民工因其“亦农亦工、非农非工”特征，导致其往往游离于城市体系边缘，无法充分享受城镇各项权利。本文试就2011-2017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现状作一简要回顾和梳理。

一、 农民工的概念界定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序言中指曾出：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的人员”。杨思远教授认为： “农民工是指拥有农业户口但离开土地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雇佣劳动者”[1]。可见，对农民工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但都具备以下两个特征：一是“农民身份”，二是“从事非农产业”。

近几年的对于农民工概念界定的研究多集中于新生代农民工。王春光于 2001 年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2]，韩长赋通过进一步研究，将农民工划分为三代： 第一代是上世纪80年代出来打工的，这批人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第二代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是目前农民工的主力军；第三代则是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出生的。他认为，第二代和第三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的主体，也就是新生代农民工[3]。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一致的概念确定，一般划分标准是以 1980 年作为分界线，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明显的代际差异。一般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二、 农民工的现状研究

关于农民工现状的分析，是相关研究的重中之重，而且從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学、法学等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不同维度进行了剖析，从目前农民工的发展现状来看，存在多重“贫困”问题。在此从经济、政治、文化、心理四个维度出发，分析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现状。

（一）关于农民工经济情况的研究

农民工的经济地位低，劳动就业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农民工就业中，行业多为建筑业、服务业，场所多为私营企业，目前的数据显示，劳动合同签署不足一半，就业流动性较大[4]；农民工月平均工资2631元，市民3304元[5]，工资水平低，存在明显的“同工不同酬”现象；主要支出为食品、寄回或带回钱物、房租[6]，他们的消费是“金字塔底层”的消费，消费结构比较单一，恩格尔系数高，消费能力差。在社会保障领域，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保障水平低，覆盖范围窄，特大城市的样本分析中，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参保率非常低，农民工主要参与工伤保险，而这一比例也只达到46%[7]，虽然不同样本分析下各数据统计不尽相同，但结果都是参保比例非常低；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主要依赖于政府援助，但农民工受身份桎梏，很难享受到工作所在地的福利和服务[8]；住房保障水平低，单位住房和租房是主要方式，住房公积金缴纳只占23.8%，享受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限价商品房等住房优惠政策的只占5.2%[9]。农民工的经济状况是农民工生存状况的最直接体现，但各项研究均表明，农民工存在就业环境差、工资水平低、消费能力弱、社会保障少、住房环境差等等的经济和社会保障问题，经济状况并不好。

（二） 关于农民工政治情况的研究

农民工的政治情况主要表现为政治参与少，话语权弱，公民权利难以维护。政治参与是公民表达政治意愿、实现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但现实生活中存在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与参与途径缺失之间的矛盾和农民工政治参与能力提高与参与制度不足之间的矛盾及困境。农民工政治情况的主要特征为：无政治群体，体制内不容纳、体制外非组织化，政治权利的丧失与公民权的不平等[10]，即在城市政治生活中，农民工阶层与政治没有任何制度性联系，在城市公共事务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和政治影响力。主要原因是二元分割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在农村而非城市，其次《宪法》、《选举法》对农民工政治参与身份缺失[11]。从诸多研究文献中可以发现，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严重不足，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很多政治权利难以享有。

（三） 关于农民工文化情况的研究

农民工群体理应享受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但在经济利益都难以维护的现实情况下，文化精神领域受到各方力量忽视，文化需求难以满足。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环境中自我形成一个“次文化圈”， 文化生活呈现 “孤岛化”、“边缘化”特征。在生存权利难以保障的前提下，农民工对文化生活的关注度较低，参加文化生活的比例也较低。导致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单调，心理压力较大，文化消费较少，文化需求难以满足，文化权益亟待得到保障等问题；其次在参与方式上比较单调，个体性较强，社交性不足，农民工业余时间更多地花在了上网、看电视、睡觉等个人活动上，以个体性的休闲方式为主，与他人互动交流的休闲娱乐活动较少。同时，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参与任何形式的组织，对社区活动的参与度也不高[12]。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文化程度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满意度却在低位徘徊

[13]。总之，农民工工作时间差、收入差、社会排斥、政府文化公共服务设施的缺失导致这一局面。

（四）关于农民工心理情况的研究

心理健康是农民工自身素质和适应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心理健康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与稳定。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从1995-2011年进行分析，SCL-90量表分析结果得出17年来中国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总体上在逐步提升，其中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和偏执六个方面改善最为突出[14]。但相对于城市居民，还存在着一定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心理失范、心理压力等，主要影响因素有社会歧视、社会差距、“养家糊口”的压力、工作时间、工资水平、企业管理水平、年龄、身体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婚姻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等[15]。这些因素中，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近今年的研究逐渐推翻女性心理问题比男性严重的结论，认为农民工群体中，男性心理失范问题比女性突出[16]。受经济压力、政治状况、社会排斥等众多因素的影响，相较社会平均水平而言，农民工往往面临着更严峻的心理健康问题。

三、 农民工的发展趋向研究

通过农民工的现状研究可以发现，农民工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在经济、政治、文化、心理四个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目前农民工的发展模式基本还是“回流”和“再迁移”两种形式，无论哪种形式，都不利于农民工的进一步发展。

总体来说，农民工的户籍身份是农民，从事的却是非农职业，城镇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和户籍制度的桎梏导致农民工问题的产生。在十九大会议精神的指导下，新时期农民工工作的重心包括两点：第一，继续强化农民工市民化工作。这对于解决农民工困境、推进新型城镇化、扩内需促消费和统筹城乡发展等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二，进一步完善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政策及服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促进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农民工面临“市民化”和“返乡”时难以抉择，尽管不同研究得出的数据并不完全一致，但诸多数据支持了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例如2011年测得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比重为68.30%[17]， 2012 年测得的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比重为64.30%

[18]，2016年用不同的数据库测到的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比重为分别是75.39%[19]和63.20%[20]等。陈金明、赵阳也从城乡统筹角度肯定农民工的两大发展趋向为：一是农民工返乡创业或者就地就近转移，成为中小城镇新市民或新的产业工人，二是农民工返乡专事现代农业，成为新型农民。而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和返乡的主要因素包括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农民工素质和政策导向等，其中政策导向最为关键，具体包括户籍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公共服务政策等。

因此在下一步的工作中，首先要建立城乡统一、平等的就业制度，以实现农民工在城市中稳定就业、平等获得劳动报酬，平等享受职业培训的目标；其次，构建較为完善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是影响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城镇企业职工享有同等的参保权利是农民工的基本诉求之一；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工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服务供给以需求为导向，提供多元化、针对性的服务。

[参考文献]

[1]杨思远，中国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2005， 中央民族大学.

[2]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 社会学研究， 2001（03）： 第63-76页.

[3]唐园结，刘明国与韩长赋， 城乡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长赋解读《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农村工作通讯， 2006（04）： 第14-19页.

[4]张太宇，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2014， 辽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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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褚荣伟与张晓冬，中国农民工消费市场解读——金字塔底层的财富.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1（07）：第34-46页.

[7]冯虹与张玉玺，特大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基于户籍制度改革的视角.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4）： 第124-128页.

[8]陆春萍与毛志宏，甘肃省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西北人口， 2015（02）： 第42-46页.

[9]韩克庆与林欣蔚，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研究.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03）：第2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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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明学，胡祥与刘闵，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3（01）： 第9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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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李卫东，李树茁与M.W.费尔德曼，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研究. 社会， 2013（03）： 第65-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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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杨萍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经营与管理，2012（07）：71-74.

[19]罗竖元.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模式选择：基于返乡创业的分析视角[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02）：70-81+152.

[20]梅建明，袁玉洁.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3375份农民工调研数据[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01）：68-77.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