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幸福感的温暖向度

2018-11-06 07:51杨媛媛
山东青年 2018年5期
关键词:竞争优势产权

杨媛媛

摘 要:随着环境问题的出现,各国已纷纷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的策略,中国也不例外,但有些时候却往往是事与愿违,没有达到期望的效用值,本文主要是从经济学中产权角度、市场角度、创新角度进行分析,以期使得环境保护获得更多的满意度,提高人民生态幸福感指数。

关键词:稀缺;产权;竞争优势;环境经济制度

一、资源的稀缺与无穷的欲望

纵观全球环境问题的出现,本质上无疑都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所导致的,要知道,人们从得到中失去某种东西的失落感远不及从竞争中失败的挫败感。所以对于环境资源的肆意获取正是此种心态的指使所致。从而导致出现了严重的“外部性问题”,私人从环境中获取的利益远远超出于社会的净收益,社会为私人承担的交易成本。社会利益的受损也就意味着社会整体的损失,人们从这种不对称的成本与收益中流失了对生态环境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下文中笔者会谈到如何来弥补这种缺失感和不满足感,或者是说如何来正确的规制人们科学的了解稀缺,找到最优的资源方式。或许,我们做事情的动机就是来保持和恢复快乐的,解决好资源的稀缺和欲望的矛盾,让痛苦少一点,让快乐多一点是提升生态环境幸福感的向度。在这一过程中,就需要我们进行理性的计算和分析,做出最合理的选择。

一、 生态环境产权的“安全”归属

从环境学的角度来看,出现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不外乎外部性、市场失灵等因素,而这些因素矛头直指生态环境产权的界定,对生态环境产权的归属不明确,界定不清晰,正是造成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恶化的根本原因。

环境经济学研究认为,环境质量退化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财产的特性。纯粹的共有物品是一种共有财产资源。对于环境这样的共有物品来说,按照民法所有权理论它不可能产生具有排他性的所有权。正因为如此,公有财产资源也同样存在着滥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重新界定财产权和使用权,实现高效率下对环境资源的配置,使其外部性内在化。污染物排放权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获得排放权带来的经济效益,为污染物排放权奠定了价值基础,环境资源的稀缺性以及污染治理成本的差异,使排污者产生了对污染物排放权的支付愿望。因此,排放权能够在不同的排污者之间形成交易,其交易的方式也可以与普通商品一样进行买卖。排污者通过改进技术等所获得的节余排污指标可以用于其扩大再生产或有偿转让,从而有利于环境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环境质量的改善,实现环境污染问题内部化。这其实也是一下要详细论述的一个问题,即让环境资源参与市场化竞争的一个过程。

二、 生态不能独立生存与发展

生态环境是无法脱离政治和经济而独立存在的。生态环境的问题大多是由于生态和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的,尤其是与经济之间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总量的贡献因素主要是资源,而不是技术进步率。

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写道“我们的晚餐并不是来自屠夫、陪酒酿造者或点心师傅的善心,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也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看不见得手”的指引下,为追求自身利益的努力着,从而这一过程也在无意中增加了社会的整体利益。面包师傅作为一个经济人,他会由于向大家提供了他人所看重的面包,付出了成本而获得一种补偿,因此又会获得恰当的激励继续生产面包,这就好比是将价格看成一种“罚金”。

在生态环境中,污染其实就是一种没有标价的货物,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此种状况下便会失灵,因为并不存在一种激励可以调节一家工厂制造大量的污染谋求私利的做法。由于这种没有进行标价,也就是说没有进入市场不参加交易的行为,使得自利者常常会对他人甚至于社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但却不会为此付出任何代价的行为。

对此,我国政府也因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征收环境税、设置排放权交易、以及在固体废弃物中的环境押金制度。都试图将生态资源进行标价,将其引入市场参与交易。或许,市场制度才是最道德的。

三、 完善生态环境经济制度体系建设

从新近阶段国家所执行的环境保护政策上来看,我国正努力推进环境保护的市场化进程,建立相关的经济激励制度,达到环境效用的提升,增加人民的生态安全感和幸福感。

法律的任务不是解决纠纷,而是妥善的解决纠纷。为使民众获得更多的生态幸福感,妥善合理的解决生态资源与经济的不平衡性,解决资源稀缺与无穷欲望的矛盾,需要建立健全合理的生态环境经济制度体系。为此,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进行理性化的选择,

第一,要对生态环境产权进行明晰化。如环境保护的垂直管理改革、环境保护税税额水平的地方授权,以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属地化管理等都是很好的证据。在未来,我们既要防止资源环境公共产权归属范围的“缩小化”,同时也要预防公共产权归属范围的“扩大化”,避免产生过犹不及的后果。

第二,要将环境资源引入“市场经济制度”。资源造就的优势并不确定,这是因为作为传统市场的资源市场有较多的不确定因素,其中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影响,加上资源价格较其他资本更容易直接受市场的影响,市场本身是有层级和科层的,资源市场是最低层的市场,技术进步率决定的竞争优势则不然,技术为标的的市场通常处于市场的高端,高附加值的市场更具有稳定性。中国现行制度是以资源的支配与分享来为基础来建构的,资源优势直接等同于竞争优势,人们习惯于通过权力获得资源,从而享有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与通过价格激励获得的竞争优势或市场势力完全不同。这种优势实际上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或企业或产业的发育与成长。

第三,要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克服市场失灵,就要转变政府职能,防止“寻租设租”现象的出现,防止政府中出现贪污腐败的现象,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政府干预市场的唯一理由就是产权效率,政府行政组织的一切活动都应该是法律规范的。与资源配置相比,可能政府才是中国从资源分享型走向技术竞争性的关键源头所在。

第四,发挥企业家精神,自由创新。创新技术特别是破坏性的创新是激励生态资源往更好方向去处的最佳选择,只有选择了创新,才能选择市场,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提高市场竞争力。

结语:经济学上大多都会讲求效用,人们的幸福指数便是通过效用展示出来的,也就是用效用除以欲望的数值,如果效用大于欲望,那便是喜出望外了。在生态环境中的幸福感获得亦是如此,经济学强调的是资源的配置和利用问题。如果你放着资源不用,那必然是一种浪费,如果你滥用资源,也许有一天会枯竭。珍惜资源,合理开发使用资源,快乐与幸福就像是天上的风筝一样,虽然你看不见,但是线就在你手上,它不会走远。要提升生态幸福感的指数,必然要从政府,市场和产权上来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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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志青,从资源环境公共产权看政府决策.中国环境报.2018年1月24日.第003版.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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