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军：乘坐《九月火车》去朝圣

吴永强

近日，90后作家、张炜工作室学员周朝军长篇小说《九月火车》出版。作为当下90后作家的重要代表，周朝军写出了大量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传统和现代逻辑在年轻的思维中融合，呈现出十足的生命力。其长篇小说，写的不仅是鲁南小城年轻人的生命悲歌，更是这个时代年轻人的命运写照。

当下版《平凡的世界》，小城青年的青春挽歌

今年4月的一个夜晚，我和周朝军坐在延安大学一间会议室里，和这里的学生座谈。我们谈到了路遥——这所大学引以为傲的毕业生。更早的下午，我们攀上学校东北角一座小山，那里的路遥墓作为圣地，为后来的作家提供静思的场所。之前，我们还一起去了位于延川县的路遥故居。

14年前，周朝军是一个初中生。某个傍晚，在小镇的一家旧书店，看到了一本《平凡的世界》。随后两天，他逃课，躲在一条小河边的大树上，沉醉在故事中，忘乎所以。当他再三确认，确实读完了这本书的时候，从树上跳下来，把头埋在冰冷的河水里。一个两天里只吃了一顿饭的少年，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却不知说给谁听。他大吼着，在学校那条四百米的跑道上跑了整整二十圈，却依然毫无倦意。夜幕四合，躺在没及膝盖的草坪上，面对着满天星斗，放声大哭。

“当我不久后得知这个叫路遥的家伙已经死去多年的时候，悲痛得说不出一句话。那一刻，我决心成为一名作家，写一部当下版的《平凡的世界》，然后死去。”10年后，他打开电脑，将键盘再三擦拭，准备书写自己的故事。

他说：“我希望，多年后，能有一个少年，像我一样，躺在绿油油的草丛里，面对满天星斗，放声哭泣。”24岁那年，他用40天写出了长篇小说《九月火车》。小说源于路遥，又脱离了路遥，“计划中的乡土故事变成了乡土故事与怀旧青春的夹生饭”。

周朝军指出，《九月火车》是一本写给理想主义者的书。不同于其他年轻作者的青春题材作品，虽然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都有各自相爱的恋人，故事展开的地点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大学校园，但是，“言情”并不是小说的初衷，爱情只是其中无法回避的一部分。

他说：“这里没有爱马仕、LV，没有旋转餐厅、海天盛筵，没有‘宝马香车丽人来。这里有的是一群有血有肉的小青年，有他们的爱与恨，泪與笑，追寻与逃避，脉脉含情与歇斯底里，以及除此之外的一无所有……”

帅气、阳光、血性，周朝军的文学道路显然最终脱离了路遥。骚气悠然而贱气紧随，狠劲十足而赌性不改，继之以超越常人的父亲身份，对襁褓中的女儿充满温情——为了缓解自己的思女之情，在北京鲁院学习四个月期间，他在北京到临沂的航线来回飞了几十个单程，机票成沓。他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重构小说逻辑，单从其短篇小说的名字，就可见其雄心：《山东毛驴与墨西哥舞娘》《赖头和尚与红唇寡妇》《抢面灯》《沂州笔记》，根植传统而中西合璧，试图用幻想掩盖内心的怯懦，用文字涂抹自由的天空。

而到了长篇小说领域，却又和其短篇小说有很大不同。

痴迷文学的农村苦孩子幻想通过文字改变命运

《齐鲁周刊》：都说作家的第一部小说往往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质，《九月火车》也有这个特点，如何把握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

周朝军：《九月火车》基本算是一部半自传作品，书中很多情节直接嫁接自现实，但它始终是一部小说，虚构在其中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在酝酿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先是在小册子上列了几十个重要的情节，这些情节都是真实发生过的，然后试图用两条线将它们穿在一起，当情节与情节之间出现缝隙的时候，虚构就显现了。因为作品的基调在写作之初就已经奠定，所以现实中羼杂进来的虚构并不违和。我大概就是这么做的，至于如何把握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我没有想过，它不是一个困扰我的问题。

《齐鲁周刊》：如何理解青春文学？你的小说和一般意义的青春文学有何不同？

周朝军：在大众既已形成的认知中，青春文学特指通俗文学中书写青春题材，被25岁以下伪小资或者伪文青所追捧。在严肃文学领域里，假设青春文学的概念成立，那肯定可以衍生出中年文学、老年文学的概念，按照这种划分，所有儿童视角的作品就应该集体命名为幼儿文学，比如《雾都孤儿》《汤姆索亚历险记》，比如《受戒》《透明的红萝卜》，这显然是荒唐的。

《九月火车》写的是年轻人的故事，但从我写作的出发点和读者的反馈来看，它依然属于严肃文学的范畴。我个人觉得，最大的不同还是在它的整体气质上。莫言即便到起点网开栏连载，也写不出《回到明朝当王爷》《和空姐一起合租的日子》这样的作品。我是在严肃文学的浸润下走向写作的，所以无论我书写何种题材，我的写作初衷都是严肃的，与那些带有快餐性质的青春小说有着本质不同。

《齐鲁周刊》：小说设置了两条主线，以两兄弟的生活路径为线索。城市和乡村，带有《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与孙少平的痕迹。为什么要这样设置？

周朝军：我曾经极度痴迷路遥的作品，审美趣味也深受其影响，但坦白从宽地讲，两兄弟的安排与《平凡的世界》中两兄弟的设定没有关系。两兄弟的安排，原因有二。其一：我想知道同样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会怎样，于是我把周鹿鸣、周剑鸣设定成了双胞胎兄弟，他们拥有一样的肉身，一样的童年、少年，不同的是他们18岁以后的生活，新的成长环境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不同的印记。其二：如你所说，这是一个双主线故事，且是一个不能被一个人物同时结构的双主线故事，于是就有了这对兄弟。

《齐鲁周刊》：小说中的几位女性，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你的“女性观”是什么？

周朝军：曾有读者笑称我有“寡妇情结”，小说中水芬小姨是寡妇，姚雪然是寡妇，芳姐是寡妇，陈丽云是寡妇。当然这是巧合不是我的初衷。如果你了解我个人的成长经历，且足够细心，你应该能在小说中察觉到我恋母情结的投射。小说中的几对男女关系，基本都是男小女大的模式。这些女性除了姐姐的属性之外，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母性的光辉。为了这种情感关系得以成立，于是就有了“寡妇身份”的巧合，这很难说是一种悲剧色彩。当然赵水芬、乔雅显然是悲剧的，但这种悲剧感仅仅是情节的需要，乔雅如果不死，赵水芬和周鹿鸣的情感就没有出口，而赵水芬的丧夫不是悲剧意识在作祟，而是现实。人物原型比小说中还要悲惨，我让她在小说中少死了一次丈夫。

《齐鲁周刊》：几对爱情描写，给人一种恍惚感。放荡不羁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情感逻辑？

周朝军：我在小说前言中有过陈述，这不是一部爱情小说，但爱情却是其中无法回避的一部分。必须得承认，《九月火车》与《平凡的世界》一样，依然没有逃出“落难公子遇佳人”的古老模式，这其中的逻辑不过是我这样的农村苦孩子的一种美好想象，说得狠一点，就是一种意淫，是有悖于现实逻辑的，这与韩剧中灰姑娘VS高富帅的设定如出一辙。

《齐鲁周刊》：如何理解小说中的诗，以及主人公的文学之路？好像有点俄罗斯套娃的感觉。

周朝军：这依旧是作者本人的一厢情愿，一个痴迷文学的农村苦孩子幻想着通过文字改变命运，且意淫能以此博得女性的青睐。

《齐鲁周刊》：小说中写到了汶川地震，并且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周朝军：我写汶川地震是比较刻意的，笔下的人物不能老是那么的激扬青春，他们要成熟，要认识人生，认识社会，我要让读者看见他们的担当，于是我就把汶川地震写了进来。当然这也是无法回避的一个事件，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从2006年到2011年，汶川地震那么大的事，任谁都回避不了，必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