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骨埋在雨花台

2018-11-07 11:33杨力仁
党史纵览 2018年10期

杨力仁

南京市的雨花台,古称玛瑙岗和聚宝山,是一座美丽的山冈。然而,从1927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雨花台变成了国民党的刑场,约有10万名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在这里被杀害,其中有姓名可考的革命烈士仅有1519位。

1933年7月5日,年仅28岁的女共产党员——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黄励在雨花台英勇就义,用自己的一腔热血谱写了令人怆然泪下的青春之歌。

铸造信仰的留苏岁月

黄励1905年3月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的一个贫民家庭,7岁时父亲病故,幼时家境贫寒,后在舅舅的资助下,先到长沙益湘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1924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文科。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很快席卷全国。武汉的广大工人、学生奋起声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罪行。黄励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之中,参加街头宣传、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等活动,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为了纪念孙中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苏联建立一所专门为中国国民党培训革命干部的学校。1925年10月7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选派留苏学生采取考试录取和直接推荐相结合的办法。当时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东选拔留苏学生的工作由国民党主持,其他各省選派留苏学生的工作大多由中共省委(区委)的负责人或担任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的中共党员主持,共产党员以跨党身份参加留苏学生选派。

湖北选派留苏学生的工作由中共党员钱亦石承办,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部长。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指示,钱亦石筛选出10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作为人选。当时,湖北全省共产党员仅有99人,女性共产党员更是屈指可数,黄励被列为人选之一。钱亦石找黄励谈话,告诉她这个消息,要她认真考虑后予以答复。听说能到向往已久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学革命”,黄励兴奋得当即表态:“我去,我去,现在就可以决定!”

1925年10月初,除广东以外其他各省选派的留苏学生陆续到上海集中,全部住在指定的旅馆——二洋泾桥平安栈。28日接到出发的通知,黄励、张闻天、王稼祥、陈绍禹(王明)、乌兰夫、吴亮平、孙冶方、潘自力、刘少文、伍修权等103名留学生步行至码头,在夜色的掩护下分批乘小船登上一艘苏联的运煤船。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体偷渡”,为了防止军警发现,男女学生全部被安排住在货舱里。等船驶出吴淞口后,同学们这才纷纷出舱。

航行3天到达日本的门司港,补充燃料和食品后再次起航,11月10日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改乘火车奔赴7400公里外的莫斯科。当时火车靠烧木材获得动力,开几站就要停下来补充木材,行进速度非常缓慢,11月23日终于抵达莫斯科。在20多天的旅途中,黄励与河南选派的杨放之相识后互生爱意。

莫斯科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河西岸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这座古建筑在十月革命前是俄国贵族的庄园,主建筑是一栋四层长方形大楼,室内浮雕华美,富丽堂皇。大楼左边是排球场,后边是篮球场,冬天泼水之后便成了溜冰场,整座庄园被改建成相当规模的学校。学校对面就是著名的莫斯科皇家大教堂和彼得大帝塑像,金碧辉煌,美轮美奂。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对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建设高度重视,仅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组建工作。中国留学生统一被安排住在楼内的宿舍里,数人一间房,室内床铺、床头柜、书架、暖气和卫生设备齐全,配备了统一的被褥、床单和枕头。给每名学生配发了衬衫、毛巾、浴衣、牙刷、牙膏、肥皂等生活必需品,还量身订做了西装、大衣和皮鞋。早餐有鸡蛋、面包、牛奶、香肠,校方考虑到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专门聘请了中国厨师,中国学生可以任意选择中餐或俄餐。

第一期留学生的学历水平参差不齐,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中学生,有的竟连汉字都认识不了几个。校方只好按照文化程度和外语水平编班,将268人分为11个班,其中英语班1个,法语班1个,德语班1个,普通班8个,每班20—40人不等。黄励被分到英语班,学号为110。

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不懂俄语,解决俄语听说能力是当务之急。校方第一学期每周安排6天,每天安排4个小时,采取教师授课、俄文读报、阅读名著等方法进行强化训练。黄励暗暗告诫自己:国内的同志正在出生入死地斗争,必须珍惜在中山大学的每一分钟,每天用在睡眠上的时间尽可能少一点,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尽可能多一点。她每天晚上把学校配备的小课桌放在寝室外宽大的走廊里,认真阅读俄文理论书籍到深夜,清晨又到校园的小树林里练习俄语发音,甚至去食堂的路上都在背诵单词。功夫不负有心人,到第一学期结束时,黄励已经可以流利地用俄文会话,阅读理论书籍。

第二学期转入理论学习和政治教育,必修课程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世界经济地理、列宁主义。最有特色的教学内容是“读报”和“参观”。读报课每周2次,由辅导员对一周的国际时事、各国政治状况的变化加以讲解和分析。每周安排1次到莫斯科、列宁格勒的博物馆、图书馆、历史陈列馆、大型企业、现代农庄参观,了解苏联革命演进的过程和社会主义建设成果。黄励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之中,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注意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思考解决的途径和办法。

待学习和生活相对稳定后,黄励和杨放之公开了自己的恋情,他们或探讨在课堂,或漫步在校园,或携手在莫斯科郊外……1926年夏,他们在莫斯科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手续,婚后住在学校专门为已婚同学租的一栋家属楼里。

第一学期的紧张学习结束后,校方组织同学们到莫斯科郊外的工人疗养院疗养。女生们刚换好游泳衣,就听到有人在楼下大喊“照相了”,赶紧穿着游泳衣跑下来,坐在楼下的台阶上,由一位男同学拍了一张集体合影。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制为两年,第一期留学生因报到耽搁等原因,在校实际只有一年半时间。1927年夏,黄励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党的建设教研室工作。杨放之则留校担任经济地理教员。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兼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在中国留学生中扶植王明等人,企图通过他们控制中国共产党。王明等人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黄励旗帜鲜明地反对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毫不动摇地维护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权威,深受瞿秋白的信任和重用。

1928年秋,世界反帝大同盟在柏林举行代表大会。瞿秋白率中国代表团参加,黄励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她帮助瞿秋白搜集材料,准备发言提纲,夜以继日地工作,圆满完成了任务。1929年9月,第二次太平洋地区职工代表会议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黄励与杨放之跟随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邓中夏参加会议,与会的美、日、中、朝等国代表一致认为,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制造白色恐怖,太平洋职工书记处无法在中国继续工作,决定由汉口迁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创办《太平洋工人》月刊,用日、中、朝三国文字出版。

会后,邓中夏决定黄励和杨放之留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负责《太平洋工人》月刊中文版的编辑工作,杨放之任主编,黄励任编辑。他们每天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区工会办公和编辑刊物,黄励经常通宵达旦地伏案撰写文章,介绍中国红军在湖南、江西一带开展武装斗争的情况。有时也应邀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学校和工厂去介绍中国的革命斗争情况。他们编辑的刊物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中国东北几省流传,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斗争热情。

1930年7月5日,周恩来利用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第16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号召在苏联工作和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员回国参加革命。有一部分同学因害怕艰苦不愿意回国,黄励和杨放之决定舍弃在苏联的优越生活条件,向党组织申请回国。1931年7月,黄励和杨放之踏上回国的路程,于9月回到了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领导机关所在地——上海。

在苏联留学和工作的6年,是黄励短暂人生的一段重要经历,通过马列主义理论的熏陶和实际斗争的锻炼,掌握了革命理论,铸造了坚定信仰,提高了工作能力,完成了从年轻的共产党员到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的重要转变。

腥风血雨的地下斗争

黄励和杨放之回国之际,中国共产党的城市工作正在遭遇灭顶之灾。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两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同年9月,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提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黄励在这个时候来到上海,注定要经受人生最严峻的考验。

党组织安排黄励担任上海互济总会主任兼中共党团书记,杨放之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党报委员会委员。互济总会最重要的任务是营救被捕的同志,救济他们和烈士家属。搞营救必须发动和依靠群众,尤其是广大工人群众。上海沪西区是日本纱厂集中的地方,五卅惨案就发生在这里。日本人开办的喜和纱厂从江苏、浙江、安徽农村招来一批女童工,她们工资少,每天吃不饱,却要干11个小时的活,下工后就被锁进又黑又潮湿的屋子里,禁止与外界接触。黄励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自告奋勇地说:“我去试试看!”她很快就与喜和纱厂的女工杨阿姐熟识了,随后又通过杨阿姐的关系认识了这批女童工,动员她们到沪西区委举办的一所文化补习学校去学习,给她们解释工人为什么受压迫、受剥削,怎样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这些革命道理通过小姐妹们在厂内秘密传播。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上海各界人民团结起来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宣言,号召工人和一切民众“武装起来!实行决死抵抗”!喜和纱厂的女工们为了支援十九路军抗战,打着旗帜,喊着口号,走在上海的街头,和广大工人一起坚持了两三个月的罢工。黄励和她的战友们撒下的革命火种,终于燃烧起来了。

1932年4月,杨放之在上海英租界被捕,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提篮桥监狱长期由英国管辖,时称华德路监狱,坊间又称“外国监狱”“西牢”。黄励心急如焚,一方面积极组织营救,一方面更加忘我地投入工作之中。

1932年7月17日,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共和大戲院召开全省“反帝代表大会”,支援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停战协定,号召同胞们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到会代表100余人。会议刚开始,会场就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当场被捕88人,后又被捕7人。

黄励闻讯后立即赶到互济总会机关,给同志们布置营救任务。她说:“东北抗日义勇军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应当支援他们。参加大舞台群众大会的代表是我们选的,他们代表着我们的要求,如今他们被反动派逮捕了,大家应该团结一致,营救我们的代表……”经过宣传发动,义愤填膺的群众包围了上海市公安局。

国民党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政策,在敌人心腹地区活动的中共江苏省委及其所属各级组织遭到重大损失。1930年,江苏全省共产党员有8200多名,其中上海1400多名;1931年底,全省共产党员有4000余名,其中上海700多名;1933年底,全省共产党员连上海在内只剩下130名。营救任务艰巨繁重,黄励组织互济总会的同志,通过会员寻找可靠的社会关系,动员被捕人员的家属或者亲属出面,用群众的力量迫使国民党政府释放被捕人员。必要时聘请律师辩护,尽量减少刑期,千方百计地开展营救工作。黄励有时化装成工人,有时打扮成学生,有时又装成大学教授,活动在各阶层人士之中。她经常对同志们说:“做营救工作必须大胆细心,机智勇敢,要善于接近群众,尽量避免损失。”

1932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调整江苏省委领导班子,章汉夫任书记,陈潭秋任秘书长,黄励任组织部部长,江盛荻任宣传部部长,陶铸任军委负责人,周超英任妇女部部长。针对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的情况,黄励在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指出,应当以开展工人工作为主,以发展工厂支部为主,特别是大的工厂,如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恒丰纱厂等,更要成为发展组织的重点。黄励还提出应提高警惕,不在街道支部发展新党员,防止叛徒混入党内。黄励的组织工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党的支部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经常抛头露面,黄励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中共中央决定派她到苏区工作。殊料情况陡变,1933年4月9日,黄励的秘书周光亚被捕叛变,供出了黄励的身份和住址。特务当天晚上包围了黄励在上海北山西路顺庆里41号的住处,没想到扑了一个空。原来在周光亚被捕后,组织上立即通知黄励和周妻搬家,搬家后她们仍然住在一起。黄励一面安排周妻到巡捕房去探望,一面积极设法营救。周妻为了换取丈夫的“自由”,竟向敌人供出了黄励的新住所。4月25日上午11时,黄励在法租界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住处被捕,特务仅在房内仅搜出“大洋一元,小洋六角,手帕一条,钢笔一支,眼镜一副”。

因案情重大,法租界巡捕房当天就应国民政府的要求,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将黄励移交给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第二天就开庭审理。黄励化名张秀兰,在法庭上同审判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审判官最后只好让叛徒周光亚出庭作证。上海《申报》对这次审讯作了详细报道:“闻高三分院提审时,张秀兰……对庭上所询,一味强硬顶撞,答非所问,是日公安局到案迎提,并将其书记某甲带案质对,张见甲面时,怒目狰狞,恨不能一口吞甲下肚,以伸其泄露秘密之恨……”黄励看到周光亚后怒不可遏,厉声骂道:“你这个无耻的叛徒,还有脸来见我!赶紧滚开,不要站在我的面前,污辱了我的眼睛。”审判官狡黠地问:“这么说你承认你是黄励,承认你是共产党了?”黄励回答道:“我就是共产党员黄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共产党的事我做了很多,就是不告诉你们!”

审判官最后宣布:“根据本法庭审理结果,被告张秀兰原名黄励,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有廖平凡(即周光亚)等人供认。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本庭决定被告张秀兰,将交由上海市警察局移提归案讯办。”第二天深夜,黄励被押上开往南京的火车,羁押在南京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邓中夏获悉后十分伤感地说:“济总营救都来不及,黄励同志已被押解到了南京。”5月3日,中共江苏省委发出了营救黄励的《紧急通知》,要求党组织应大力宣传黄励被捕后的英勇事迹,充分揭露叛徒周光亚及一切叛徒投敌的罪恶行径,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动员并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营救黄励。

震惊敌特的狱中策反

南京首都宪兵司令部位于南京中华门内的瞻园路126号,这条街全长不足200米,东邻夫子庙,西通中华路。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这条街上的原明代开国元勋徐达的中山王府正屋由内政部占用,它西边的花园(瞻园)成为中统的特工总部,东边的花园(适园)由宪兵司令部占用,看守所便设在其中。旧的看守所只有三四间平房,仅能关押50人左右。因中统特务大肆搜捕中共地下人员,该所实在无法容纳,遂由中统与宪兵司令部共同将旧看守所拆除重建。他们在这座古典园林的南半部,伐树斫石、拆亭填池,先后修建起甲、乙、丙3座看守所。对逮捕的人员,经过侦讯后,需要起诉的,送军法处审判;被判处死刑的,押往雨花台执行;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则分别送到南京其他监狱服刑。

敌人知道黄励是共产党的“大官”,掌握着很多重要机密,决定采取诱降的方法,将她关押到所谓“优待室”的单人牢房,而且故意不锁门,经常可以看到报纸,还叫叛徒常来“看望”和“开导”。但是让敌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些用来“感化”黄励的措施,却为她在狱中开展斗争提供了便利。她给难友们讲革命故事,教唱《国际歌》,还把苏联的海员歌译成中文来唱,把敌人给她的食品分给生病的同志,以此来鼓舞大家的斗志。

为了保持各牢房之间的联系,尽快将看守所内的情况报告给江苏省委,黄励与狱友陈赓等人一道在看守所中开展策反工作。看守张良诚,安徽人,从小失去父母,青年时流浪南京,先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后调入看守所担任看守员。张良诚为人正直,对叛变投敌的人十分鄙视,对宁死不屈的人十分敬重。黄励等人分析认为把张良诚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很大,便不断找机会与他接触,进行宣传教育,终于感化了张良诚,他愿意做狱中的“红色信使”。

此后,张良诚经常帮助黄励送消息、传条子、递信件,甚至把有的叛徒情况告诉黄励。难友黄海明带着一岁多的女儿曼曼坐牢,黄励经常抱着曼曼玩,利用孩子传递消息,将写好的条子装在孩子的口袋或尿布里,告诉张良诚送“男号”某某人,张良诚抱着孩子到“男号”,“男号”里有人隔着铁栏杆抱抱孩子,在逗孩子玩的同时拿走条子。

经过几次试探性的考察,在确认张良诚忠实可靠的情况下,黄励连续用了几个晚上写了一封长信,将狱中叛徒的情况向狱外的党组织作了详细汇报。当她把这封信交给张良诚时,紧紧握住张良诚的手说:“事关重大,你……”张良诚毫不犹豫地说:“黄姐,你放心。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你说过的话,也就是我现在要说的。”张良诚把信带到狱外,完成了黄励交给的任务。

一次,张良诚在为黄励传递消息时,不慎被与黄励同囚一室的胡小妹发现。胡的丈夫是叛徒,她本人又临近分娩,急着要保释出去生孩子,就将此事报告给看守长姚慕儒。胡小妹很快被释放,张良诚则被捕。

在戒备森严的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发生看守通敌案,令国民党上上下下深感震惊,首都宪兵司令谷正伦更是恼羞成怒。此案由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审理,拟判张良诚6个月有期徒刑,首都宪兵司令部军法处主任贺伟峰担心判得太轻,谷正伦不会同意,遂改报5年有期徒刑。送给谷正伦审批时,谷正伦勃然大怒,他叫嚷道:“我的司令部里竟然出了为共产党办事的人,这还了得!为了杀一儆百,必须将张良诚处以死刑。”同时,首都宪兵司令部和国民党特工总部认定黄励是策反张良诚的“罪魁祸首”,国民党中央党部作出了迅速处决黄励的决定。

张良诚案件发生后,黄励估计到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仍然谈笑自若,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在牢房的墙上写下“雨花台,雨花台,红骨都在那里埋!”的豪言壮语。每当难友们关切地询问她时,她总是拍拍后脑勺幽默地说:“快了,快了,快到雨花台了!”看守们背后议论说:“共产党真厉害,黄励就像水一样,哪里都流得进去。咱们这里是什么地方!哪天不杀人,可她就不在乎,照样唱歌谈笑,照样宣传共产主义。”

7月4日,在黄励英勇就义的前夜,与她关押在一起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校友钱瑛、夏之栩含泪为她准备了一套干净衣服。狱友们把外面送来的小菜凑在一起,以水代酒给她“送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黄励回忆起自己20多年的人生历程,更加怀念仍在狱中的丈夫杨放之。她剪下自己的一缕青丝,交给钱瑛说:“头发受之父母,我剪下一绺,请你出狱后交给老杨。他这时也正在西牢里,受着敌人的折磨,他也在斗争......”说完眼带泪花,凝视着铁窗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33年7月5日,女看守敲打着牢门,大声地喊道:“黄励,黄励......”同牢的夏之栩听到叫声,伤心地推了推正在安睡的黄励说:“黄励,黄励,醒醒。看守叫你。”

黄励把同志们送给她的衣服穿好,把自己的衣服留给钱瑛、夏之栩做纪念,然后从容地走出牢房,一面走一面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接着又唱《国际歌》。歌声震动了看守所,难友们从睡梦中惊醒,纷纷从门窗缝里、铁栅栏往外探望,默默地送别黄励。

在囚车上,黄励向行刑的士兵进行最后一次宣传。她说:“你们大家都是穷苦人,穷苦人都有爱国心的。我们为了爱国,为了争取收复东北失地,反对国民党投降政策,反动派要杀我们,但中国的革命者是杀不完的。一个政府到了靠杀人来维持政权的地步,它还会长久么?国民党快完了,大家起来斗争吧!中国一定会建成一个没有人压迫人的富强国家......”

在雨花台刑场上,执行官催逼着士兵们立即行刑。士兵们端起枪,但是一触及黄励的目光,他们的手就颤抖,心就战栗。在执行官的一再威逼下,士兵手中的枪响了,党的优秀女儿黄励倒在血泊之中,年仅28岁。

黄励牺牲20天后,张良诚也在南京首都憲兵司令部遭到秘密杀害。临刑时,这位国民党士兵像共产党人一样高呼口号:“打倒蒋介石!”“打倒谷正伦!”口号声震动了整个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红骨埋在雨花台,烈士英名传万代。1988年7月1日,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黄励的英雄事迹陈列在馆内第一展厅的醒目位置,供后人世世代代瞻仰和学习。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