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迁

摘 要：文化变迁是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近些年来，国内文化变迁研究更多关注民族、地域和社区等个案研究，着眼于应证西方文化变迁理论。而在这些研究中，对于长时段文化变迁的关注，明显不够充分。笔者以期从藏文明盟誓习俗角度入手，探讨吐蕃盟誓见证者转变，探寻长时段文化变迁背后隐藏的社会和文化动因。

关键词：文化变迁；吐蕃；盟誓见证者

西方概念体系对于今天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化变迁是诸多概念中最深入人心的一个。将“文化变迁”一词拆分开理解，基础是文化，重在变迁。那么对于“文化”一词的解释，中国和西方亦有很大不同。《说文解字》载：文，错画也。象交文。今统作纹。西方学者历来对“文化”一次含义的探讨用力颇深，根据剑桥大学Don Cupitt考证，英文中的“culture”源自拉丁文的动词colo、colere等词。这些词意思接近人对自然的照料及驯化。由此观之，“文化变迁”中的“文化”应是西方口中的“culture”。

盟誓古来有之，作为文化表现的外显而出现在大众视野，不同文明的盟誓习俗表现亦有差异。藏文明作为一个庞大文化群体，其盟誓有着独特的特点。笔者以期从文化变迁角度出发对吐蕃盟誓习俗进行再探讨。

1 何为“盟誓”

汉文明中，从春秋战国到清朝的史籍中“盟誓”应该是最常见的词汇。草原游牧文明是以“腾格里”（长生天）作为见证者进行盟誓。《蒙古源流》载；“口发誓言结为兄弟，允了伤口上的鲜血，给崇尚的神灵磕头，发誓不变心的誓言”。

在 藏文明中，表示盟誓的字词有很多，如mnav、mnav tshig、 bro、 tha tshig、dam tshig、rdo tshig 。mnav一词现在多表示盟的含义，通常作为“盟誓”一词出现。关于“盟誓”的字词，在《bod kyi snga rbas khrim srol yig cha bdams bskhikhs》的《zhal lce bcu ksum》中这样 的记 载：“···yin min bsnyon byung ba la mnav yis vbyed dgos shing mnav zhes brang lus gdung gi drang bor gnas ba la sna yod bas.dper der bzhg na mnav zhes pa yin···”。古代藏族社会，当人们之间出现是非、善恶争辩时，主要是通过“盟誓”来解决，“盟誓”起到准绳作用，因此先民就以脸正中的鼻子“sna”作比喻，后因语言发展演变，成为今日的“mnav”。

2 自然物时代

人类对于自然崇拜古已有之，每个文明都经历过拜物崇拜时期。北方游牧文明中普遍存在的“敖包”，亦是一种对石头的崇敬。敖包作为勾连自身与祖先有重要作用。藏文明对于日月山川的崇敬从古至今，依然如故。那么这些实物在盟誓过程中到底起到什么作用？

根敦群培先生在《白史》中对盟誓有所阐释，他对《旧唐书·吐蕃传》关于吐蕃盟誓记载一节有如此释义，“赞普与其臣下，每年一小盟。盟时用羊、犬、猴为牲。······使巫做法，告于天地山川，星辰日月。”紧接着根敦群培在《白史》关于吐蕃习俗一节中有如下记载：“盟誓之后，由‘贾真兰敦献之于国王。后来此白石，作为‘伊曹之墓室基石，gor ma为石，盟誓时，各取一石的风俗，在康区及哲孟雄等地方，至今尚流行。以白石为盟。”白石作为盟誓的见证，在藏族地区很流行。王双成在《藏族“盟誓”习俗探微》一文中专门有一节对“白石”进行探讨：“在藏族人心目中，认为白石是灵性之物，灵魂的所依物，一般充当着‘山神、土地神等角色。”

3 神灵——精神主宰

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指出“宗教的最低限度定义，是对神灵的信仰”神灵作为虚无缥缈的存在，总能给予人们心灵最深层次的慰藉与警示。盟誓正是人神之间的契约，是基于人们对于神灵的共同敬畏。不守信者将会受到神灵惩罚，降下灾难。

《新唐书·吐蕃传》载；“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用羊、犬、猴为牲；三岁一大盟，夜肴诸坛，用人、马、牛、闾为牲。凡牲必折足裂肠陈于前，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如牲。”文中显示出当时的盟誓见证者是神——以巫告神——并不是佛教三宝。到底是什么神灵能承担如此“重任”，王忠先生在《新唐书·吐蕃传笺证》对《新唐书·吐蕃传》中；“其俗重鬼右巫，事羱羝为大神”条进行阐释。他指出；“吐蕃神道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天神，最高贵者为父王天神，吐蕃的始祖既是第六父王天神，天神是与祖先合一的。但下界生活的天神不能祸福人间”。接下来，王忠先生进一步指出；“第二类神为魔神，与佛证盟碑列举的吐蕃土神，有九大神众及龙等。时代稍后，保存有吐蕃古代宗教情况的黑、白、花十万龙经把魔神分为三类，即龙神、宁神、地神。”以此记载可推断，早期吐蕃盟誓中的神灵应该是苯教的某些神灵及吐蕃土神。《吐蕃王统世系明鉴》中记载；“字聂赤赞普起至拉妥妥日年赞之间，凡二十六代，都是以苯教护持国政。”苯教正是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三界；天神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赞”，地神為不可轻举妄动的“年”，地下神为不可污染的“鲁”。苯教神灵在重要盟誓中出现不言而喻。

吐蕃时期的古藏文文献载，赞普与臣下有140余次的会盟。《敦煌本藏文文献》中记载；“yul gyi sryangs ma mgon po dam tshig can rnams dang地方神护法神、怙主、发誓追随者们。”这一时期的吐蕃还处在分裂割据时代，各地方小邦相互混战，佛教根本没有大规模传播。在此期间可能有佛教存在，但作为君臣之间发重誓的见证者似还不妥。此敦煌文书记载的护法神是地方神灵或苯教护法。

4 神灵与三宝

苯教在吐蕃时期作为整个青藏高原精神的主宰，对于人们生活各个方面都起到制约作用。这一时期与苯教进行抗衡的佛教开始初露端倪，相对吐蕃时期苯教而言，佛教的体系更加完备，润物细无声般进入到社会诸多层面，作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方面——盟誓——也出现了“三宝”的影子。

《贤者喜宴》载；“拉托托日年赞六十岁时，······天上降下用琉璃写于金纸之上的《诸佛菩萨名称经》及《宝箧经》、两部如意经卷、金塔、牟陀罗印，如意珠印牌等六种。······”。后弘期的普遍史书都认为在拉托托日年赞时，佛教传入吐蕃。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开始崭露头角，赞普迎娶唐朝文成公主及尼泊尔尺尊公主，佛教氛围愈加浓重。《红史》载；“迎娶唐朝文成公主，陪嫁物中有与释迦摩尼12岁身量相等的觉卧释迦像，修建小昭寺，并建造五位一体观音菩萨像。”“并预言说‘下传五代，一个名叫德的赞普时代，佛教教法和出家僧侣会出现，并修建大屋顶寺（桑耶寺）。”从以上史籍中我们可以看出，佛教在吐蕃已经开始出现，并由上层逐渐向下层传播。

《桑耶寺兴佛证盟碑》第1——12行中载；“ra sa dang.brag mar gyi gtsug lag gang las stsogs par.dkon mcog.gsum kyi rten btsugs pa dang. sang rgyas gyi chos.mdzad pa vdi.nam du yang myi gtang mav zhig par bgyivo.yo byd sbyard.bav yang.de las myi dbri myi bskyang bar bkyivo.dav phyin cad.gdung rbas re re zhing yang btsan po yab sras gyis vdi.bzhin yi dam bcavo.”邏些（拉萨）及札玛之诸神殿建立三宝所依处，奉行缘觉之教法。······今迩后，每一代子孙，均需按照赞普父子所作之盟誓，发愿。该碑是在建立桑耶寺之后树立，立碑之时进行盟誓，看出佛教势力发展壮大。在吐蕃王朝分崩离析后，苯势力渐微，佛教三宝在普通民众盟誓中出现的频率大大增加。

5 思考与总结

没有一个理论能够涵盖变迁过程的许多复杂因素。吐蕃盟誓习俗神圣见证者的转变不可能用一种理论来阐释。首先，文化的传播和借用在文化变迁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佛教作为外来力量，在传入吐蕃后占据精神高地，三宝逐渐成为盟誓的见证者。其次，文化变迁是适应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从早期的日月山川，到苯教时期神灵直至佛教三宝的变化充分展现出吐蕃宗教文化多元的特色。第三，对于文化变迁的把握，能为今天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起到现实指导意义。文化是变化的，只有很好的理解别人的文化，才能把握不同文化变迁的轨迹。文化变迁是人类文明的永恒因素，研究变迁规律，解决变迁过程中的问题，是为了更好的促进文化交流，美人之美。

注释

1.（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M），中华书局，北京，2013年7月，32页。

2.The Leap of Reason（M）. by Don Cupit.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2-23）。

3.道润梯步译者，《蒙古源流》（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内蒙古），2007年1月，131页。

4.藏文书写为拉丁文格式。

5.王双成，《藏族“盟誓”习俗探微》，西藏研究（C），1998年第2期，95页。

6.根敦群培著，法尊译，《白史》（M），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所（甘肃），1981年，32页。

7.同上，41页。

8.王双成，《藏族“盟誓”习俗探微》，西藏研究（C），1998年第2期，96页。

9.泰勒著，连树声译，《原始文化》（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2005年，480页。

10.（宋），欧阳修、宋濂，《新唐书·吐蕃传》（M），中华书局（北京），1975年。

11.（宋），欧阳修、宋濂，《新唐书·吐蕃传》（M），中华书局（北京），1975年。

12.萨迦·索南坚赞著，陈庆英、仁青扎西泽译注，《吐蕃王统世系明鉴》（M），辽宁人民出版社（辽宁），1985年，30页。

13.洲塔著，《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M），甘肃民族出版社（甘肃），1996年，289页。

14.王尧、陈践著，《敦煌本藏文文献》（M），民族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263页。转引自陈践、杨加本，《吐蕃时期藏文文献中的盟誓》，中国藏学（C），2009年第3期（总第87期），134页。

15.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闰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北京），2010年，13页。

16.蔡巴·贡嘎多吉著，东嘎·洛桑赤列校注，陈庆英、周闰年译，《红史》（M），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2014年6月，28页。

17.同上，30页。

18.王尧著，《吐蕃金石录》（M），文物出版社（北京），1982年10月，167页。转引自陈践、杨加本，《吐蕃时期藏文文献中的盟誓》，中国藏学（C），2009年第3期（总第87期），139页。

作者简介

张磊（1992-）男，内蒙古赤峰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藏学研究所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民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