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心理疗愈

杨时旸

卡密尔拿着酒瓶出现的瞬间，《利器》的风格就已经确立了，这个女记者满脸倦怠却仍然有着掩饰不住的锐利眼神，她厌弃周遭一切乃至自己，却把自我撕扯化作了另一种难以名状的驱动力，刺进这个混沌又昏聩的世界。

如今，早已不再是本格推理的时代了，那些耸动的诡计和奇妙的密室都已經随着黄金年代逝去，人们更愿意通过罪案看到超越那些做作的、人造的、戏剧性场景之外的广阔空间，见证人性人心的复杂维度与深邃，看见这繁花似锦又遍布疮痍的文明世界下的孔洞。

一系列优秀的社会派罪案故事在这样的基础上拓展着自我的疆界，他们凭借一些重要的符号作为标记，让人们记住。《真探》中的黏腻溽热，《谋杀》中绵延不绝的雨，《七秒》中覆盖一切的白雪，《罪夜之奔》中无边的暗夜……《利器》秉承了这样的传统，某种程度上说，卡密尔是之前所有郁郁寡欢、不得志却超越常人的执着的那些侦探的综合与变型，它让人们不可避免地想起这些优秀的前作，如果非要挑选一款可以对标的作品，《利器》确实继承了《真探》的衣钵。

这个故事来自于吉莉安·弗琳——《消失的爱人》原著作者，《利器》是她的小说处女作。其实，相较于声名大噪的前者，《利器》一点都不逊色。

在原著中，女主角卡密尔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我”是芝加哥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报记者，因为家乡发生了两起儿童凶杀悬案，而被主编派回逃离许久的故地，不得不重新面对势利的母亲、做作的继父、行为诡异的同母异父的妹妹以及那个热爱疯传八卦的闭塞小镇中的每一个故人，在酒精催化和心理疾病的自毁之中，惨痛记忆与残酷现实彼此交织。原作的叙述很有个人风格，时常用一种混不吝的腔调，故作幽默和嘲讽地写出那些残忍的记忆以及无助的冰冷，叙述的语气与叙述的内容之间形成了一种力道十足的撕扯，而在改编成美剧之后，导演选择放弃了那些幽默的呈现，而转而加深了对于无助与孤绝的描摹。对于女主角卡密尔而言，故乡小镇更像一个旋涡，邪恶地自转，吞噬一切，她自己算是逃出生天的一个幸存者，但这一次回归又将自己重新送回了生死边缘。

就像《真探》第一季中现实交织着回溯一样，《利器》也不停地闪回，只是，那些闪回过于迅猛，看起来更像是大脑的瞬间接通与短路，卡密尔在对罪案的刺探与躲闪的缝隙里一次次被熟悉的环境重新激起记忆，儿时所面临的一切像突然迸闪的火花，随时蹿起灼烧自己，然后骤然寂灭。而对于这突如其来的火焰与冷凝，弥合这撕扯的只能仰赖酒精，以及——在自己身上用利器刻画下一串串呓语般的文字，这种旁人眼中的自毁，对于卡密尔而言更像是自救，她从小而为之，让自己周身遍布瘢痕，这是一种确认存在的方式，用鲜血和疼痛对冲某种难以言明的随时要被泯灭和吞没的恐慌。

《利器》之所以诱人，是因为它自身建立起了一个奇妙的坐标系，一方面，它通向当下，一步步探究神秘罪案，那个被谋杀的女孩，被拔除牙齿，像娃娃般摆放在陋巷的窗台，这到底是谁所为？又意味着什么？这与此前的另一桩悬案又有什么关联？而另一方面，它又通往过去，卡密尔自己极力想去忘记和摆脱的过往，逝去的妹妹曾给家庭带来的忧伤，自己青春年少时在小镇的疯狂与晦暗，原本以为忘记的、淡化的、褪色的却都借由这一次返回故土，重新扑面而来。这两条线索的交织，逐渐演化成向外的辐射与向内的挖掘，记者的身份是不断地探究，她去往警察局，去往一个个自己曾经的同学家中，去往自己母亲昔日闺蜜的饭局，拿到点点滴滴不成气候的料，而与此同时，她也在向自己逼问，自己曾经到底经历了什么？那些一直让自己窒息的灰霾与雾霭到底由什么构成？某种程度上说，这向外与向内的两种探究逐渐成为彼此的镜像，进而互相渗透、难以区分。

故乡小镇像独立存在于世的具备魔法的地界，踏上此地就会令人眩晕，它像一个兀自盘踞的怪物，等着某些生物上钩。卡密尔自己头脑的混沌可以解释为酒精长久浸泡的结果，也可以被理解为这小镇、人群、家庭共构的奇怪气场对她的神秘影响，从而，故事愈发扑朔迷离，虚实相生。

对于一些习惯了快节奏罪案剧的观众而言，《利器》的观感注定是奇怪的，因为从外部形态去看，这故事根本没有推理，悬疑堆积在那，慢慢发酵，它倒是气定神闲浓墨重彩地环绕着案件写人、状景，不吝笔墨地绘制每一个人诡异的动作和欲言又止的状态，它极其慢热，甚至，它有更大的企图，一直拒绝让故事真的“热”起来，导演有效地控制火候与温度，强迫一切不抵达沸点，而只在与沸点相切的边缘游弋盘旋，这是一种强迫症般的精准拿捏，一种只把高潮悬挂在远端当作诱惑的漫长前戏。这种叙事方式与故事本身的精神内核相得益彰。

所以，一切都愈发明了，其实《利器》甚至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罪案故事，它更像一场心理疗愈，用残酷的休克疗法，卡密尔强迫自己面对试图逃避的东西，在刺探外部罪案的同时，为自己进行一场彻底的精神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