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作家是棵树

○阿 袁

我最初迷恋上写作，是因为写作可以虚构。

世上本来没有贾府，曹雪芹虚构出了一个，里面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的宝玉，有“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的黛玉，还有“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的王熙凤。我一直想不明白“吊梢眉”是什么样子的，想必不好看，曹雪芹不喜欢王熙凤，所以就让她长了三角眼和吊梢眉；而宝玉呢，明明是个男的，却长成中秋之月、春晓之花的样子。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曹雪芹是喜欢女人不喜欢男人的，所以有“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之说，但就凭这个春晓之花的描写，我知道曹雪芹至少是喜欢宝玉的，不过是把他当女人那样来喜欢了。

这真是当作家好玩的地方，类似于上帝造人。一个人，你想让他长什么眉眼，他就长什么眉眼，你想让他有什么性格，他就有什么性格，甚至他的命运，都攥在作家的手心里。我看到宝玉出家去当和尚的时候，真是过瘾。我年轻时特别讨厌薛宝钗，觉得正是她从中作梗，才害得林妹妹和宝哥哥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的，所以曹雪芹让她孤独终老，那是她活该。不过，我那时对曹雪芹还是很有意见的，觉得《红楼梦》的结局没有写好（后来知道错怪了他，其实这是高鹗做下的事）。如果由我来写后四十回，我一定要让宝哥哥最后娶上林妹妹。我第一个写作的愿望，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与其说是想当作家，不如说是想当侠客，有为天下打抱不平的意思。

这种想法当然幼稚，但年少时的我，真是以为当作家就和当上帝差不多。

等到自己真开始写小说了，才知道作家根本不是上帝，左右不了小说里的人物。小说里的人物，其实都有自己的命运，甚至有自己的长相。你不能让黛玉长成面如中秋之月，你也不能让黛玉长三角眼、吊梢眉，她只能楚楚可怜地长着“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所以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时，最后是被安娜牵着鼻子走的。他最初只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她趣味恶俗、卖弄风情、品行不端；但写着写着，不由自主地把她写成了一个趣味高雅、敢于追求爱情与自我的光辉形象。可以说，不是托尔斯泰写了安娜，而是安娜写了安娜自己。

这似乎有些玄了，但如果一个作家想要创作出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那么，他笔下的人物确实就有自己的方向，人物是不由作家随意虚构的。

所以，作家不是上帝。

那作家是什么呢？

张爱玲在《写什么》里说：“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也就是说，作家是棵树。他的根在哪儿，他就只能写哪儿。这并不像我最初以为的那样。所以福克纳就只写美国南方那一枚邮票大小的地方，张爱玲就只写上海旧式家庭里那些遗老遗少，艾丽丝·门罗呢，写到80多岁，写作几乎终其一生了，可写来写去也只写了加拿大安大略一个叫Wingham的小镇。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写作《雪》这部小说时，因为主人公卡在法兰克福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5年，为了真实地描写卡的生活，帕慕克去了法兰克福。在小说里，卡每天清晨从家出发，去市立图书馆，图书馆是卡度过大部分时间的地方。于是，帕慕克亲自体验了这段路程，他穿过车站前的广场，沿着大街，经过土耳其杂货店、肉店。他还去了卡买大衣的百货商场，那件大衣卡穿了许多年，给了卡许多安慰。“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做了很多冗长、看起来不必要的笔记。就像一个初写小说的人，我会为每一处细节而痛苦，会问自己：1980年代的电车真的是这样开过街道的吗？”

这是种子被风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