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旭：中国经济走进“一战”

刘畅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常旭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如果考察“一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应该从哪个时间点开始？原因是什么？

常旭：历史分期往往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儿，特别是考察历史上的经济问题。按照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说法，历史发展是在多元时间体系中进行的，他将历史分成短、中、长三种时段，它们分别受到快、中、慢三类变量的影响。必须将三种时段和三类变量结合起来，才能显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意义。对经济史的考察，应该更侧重中、长期和中、慢变量，注重经济发展的连续性。

具体到“一战”对中国经济影响，我们应该主要关注“一战”对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产业资本（包括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社会经济整体等的发展趋势所产生的影响。

从产业资本发展趋势来看，可以看外国资本的例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转向垄断阶段，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已经不只是商品输出，而是日益重视资本输出，特别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商攫取了在中国“合法”开矿设厂的权利，外国资本在华迅速扩张。据相关估计，1894年，各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为1.19亿美元，而1914年为16.72亿美元（战争赔款未计入），分布在金融、贸易、运输、工矿、房地产、外国贷款等领域。

又如民族资本。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已经在近代工业和航运业中产生，但发展十分缓慢;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晚清政府、北洋政府的振兴商务、鼓励实业的政策推行，以及民间“设厂自救”、抵货运动、收回利权等运动如火如荼，民族资本工矿业、轮船铁路业都有初步的发展。特别是工矿业，据估计，1895～1913年期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达到年增长率15%，这个增长率甚至超过了“一战”期间及其后的1914～1921年，后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

因此，我们考察“一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最起码要追溯到甲午战后的1895年，将它置于1895年以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国际的中长期因素中进行考察。

中国青年人学习使用进口打字机，练习西式速记和语言

三联生活周刊：“一战”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情况是怎样的？

常旭：甲午战争前，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对外贸易模式已基本形成。当时，茶和丝是传统的大宗出口商品，但19世纪70年代以后，其出口价格就已脱离国内市场，而受到国际市场的控制。在具体交易上，茶和丝的价格是由上海洋行根据伦敦电报行情，或向伦敦进口商询价，扣除自己的利润和费用，在上海“开盘”，即开出洋行收购价。中国的茶栈、丝行则根据洋行开价，扣除自己的利润和费用，向产区报价。产区的各层级商人，又根据这个收购价，层层扣除自己的利润和费用，向农民收购。所以虽然交易发生在中国，但价格却完全依国际市场而定。

1895～1914年間，这一特征又有所发展。从商品量看，贸易额迅速增长，其中进口增长很快，而出口增长缓慢，贸易逆差逐年扩大。从商品结构看，基本是进口消费品和出口农业原料、农业加工品的模式。面纱和棉布是最重要的进口商品，而棉花是净出口。中外贸易的买办制度也开始发生变化，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新式金融、信用事业的发展，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商日益增多，一些洋行开始裁撤买办，而采取高级职员制和经销制这两种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一战”对它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常旭：“一战”爆发后，中国对外贸易形势立即发生了变化。西方列强无力向中国大量倾销棉纺织品、化学染料等消费品，进口额下降;出口品除丝、茶外，因战争的需要，面粉、蛋粉、籽仁、油、锡、剃、钨等大都增加，这就相对缓解了甲午战后贸易逆差持续恶化的局面。1914年中国贸易逆差为2亿余关两，此后两年剧减到3000多万关两。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一战”后期的运费比1913年或1914年高出10～20倍。虽然高额运费影响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但它更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进口品成本的提高，给了中国本土企业更多机会，中国加工工业兴盛，沿海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也得到增强。

具体而言，从国别贸易看，德国和法国对华贸易降落到极点;苏俄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势力衰退;剩下来的英、日、美三强中，英国地位大大下降，已是保住华中、退居华南之势;而1913～1918年，日本、美国对华贸易额分别增加102%、73%，1919年时，日本已占据了60%以上的东北和华北对外贸易，25%左右的华中贸易;美国则以华中为据点向华北和东北扩张。从进出口商品结构上看，生产资料的进口有明显增长，原料品出口比重有所降低，制成品比重增加;在制成品和半制成品中，机制品增加，手工制品减少。

不过，进出口值并不能反映贸易的实况。由于战争爆发导致西方国家物价上升，金贵银贱导致中国外贬值，以及商船被征用导致远洋运费徒增，虽然中国出口增加、进口减少，但就1913～1920年这一时期而论，出口品购买力指数持续下跌，进出口价格上的不利也达到最糟糕的程度。据统计，1920年，中国必须比1913年多输出35.7%的商品才能购买与1913年等值的进口商品。

民国时期，“弃官从商”的著名企业家张謇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对外贸易在“一战”期间的发展，反映在中国的企业上，有何具体表现？

常旭：中国的企业按照性质，可以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

总体而言，官僚资本在“一战”期间的发展有限，受到政局变动的影响而起伏不定，一些大企业被外国资本渗透或控制。值得一提的是江南造船所。“一战”期间，由于严重缺少船只，欧美转向日本和中国订制舰船。1918年，上海各厂获得欧美订货合同达25只，其中美国向江南造船所订制的4只运输舰最大，其中部分材料由美国运到上海，而3000马力的轮机则是江南厂自造。因为这个订单，江南造船所投资规模大大增加，造船能力也大为提升。

规模较小，势力相对单薄的民族资本，却在1914～1921年间有了较大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因出口大增，面粉、榨油、锑、钨等行业加速发展。而因进口大减，除了依靠出口的缫丝业等行业停滞不前，卷烟、水泥等行业因国内市场的扩大而获得发展。

同时，棉纺织、火柴、机器制造等行业也发展迅速，尤以棉纺织业最为显著。从美国美孚公司销往中国的石油量，可以一窥全貌。“一战”期间，美孚公司的石油销量大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棉纺织厂鳞次栉比地兴建，而棉纺织厂晚上做工，需要以石油为燃料的煤油灯。

张謇在南通兴办的产业集团最为典型。张謇是清末的状元，后来北洋政府当过农工商部的部长，受实业兴国潮流的弃官从商，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他在苏北沿海一带的两淮盐场上修建大堤，创办盐垦公司，招人在大堤里种棉花。收了棉花之后，纺纱织布，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集团。从“一战”到上世纪20年代，它的企业利润最好。他把这些利润用来投资建设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到20年代时，南通在他的一己之力下，成为当时中国最为现代化的城市。

三联生活周刊：民族资本在“黄金时代”的发展有何特点？

常旭：因为有了更广泛的市场需求，利润特别丰厚是这个时期最主要的特点。而在资本积累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如张謇的大生纱厂等资金雄厚、规模庞大的资本集团。但由于受到航运的影响，难以迅速从国外购进设备，扩大再生产，设备增长迅速呈现先慢后快的特点。同时，因投资数额大增，进口替代工业也代替出口加工工业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一战”期间，受进出口价格剪刀差的影响，工业品价格上升幅度远大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幅度，纺织品、面粉工业的盈利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农产品原料相对便宜的基础上。与此同时，物价上涨时一般工资收入的上涨滞后，并且低于工业品价格涨幅，工人的实际工资其实下降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工人的利益为前提的。

1924年，江南造船所建造的二号船坞

三联生活周刊：放眼中国整体的社会经济，这些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常旭：首先，由于“一战”洋货进口减少，我国城乡手工业的发展达到高潮阶段，形成了一个罕见的繁荣局面，如河北以高阳为中心的织布区。而国内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以及国外新式工具的引进和仿制，也促进了城乡手工业生产工具的革新。

其次，“一战”促进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从而间接地刺激了作为工业原料的农副产品的生产，提高了农产品的商品化水平。这一时期，农产品的商品化也已经并非完全由外贸起决定作用了，国内市场的扩大、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民族工商业的兴盛、城市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都增加了对商品粮和农产工业原料的需求。

再次，近代工矿交通与商贸金融等行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就业人数大大增加。在教育界、实业界等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社会掀起了出国留学的热潮，以此弥补国内高等教育的不足。同时，国内也重视兴办职业教育，培养熟练技术工人;以及加快中小学发展，普及基础教育。这些措施促进了我国人口素质的提升。

三联生活周刊：“一战”导致外国在华资本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常旭：近代以来，列强在中国势力消长大致经历了从早期“四强”（英、法、俄、德）到甲午战后“六强”（英、法、俄、德、日、美），再到“一战”时期“三强”（英、日、美）的演变过程，1920年10月，美、日、英、法达成新四国银行团协议，并于翌年在华盛顿确立了共管中国的原则。这个形势在列强对华投资上也有显著的反映。

据估计，1920年，英、日、美三国在华投资占总外国在华投资的66.1%，而这一比例在1914年为54.5%;1920年相对于1914年，日本、美国对华投资分别增长了108.2%、97.9%，英国增长了19.0%，法国增长了2.0%，而德国、俄国分别下降了38.0%、17.5%。

其中，德国的投资在“一战”中损失惨重，大部分资产被日本控制，一部分资产被中国政府没收，一部分资产变卖给英、美企业。不过，德国贷款在德国投资中比重较大，且是与其他国家银行团合贷，中国政府并未能废止。

1920～1930年间，背着茶包的工人

三联生活周刊：日、美两个作为气势如虹的两股势力，它们在华资本扩张有哪些特点？

常旭：这一时期，日本运用政治、军事、经济多种手段急剧扩张其在华势力。它在华投资的特点是：第一，始终以政治军事掠夺为手段，如出兵山东，接管原德国控制的资产;提出“二十一条”妄图攫取各种特权，通过西原借款控制段祺瑞政府等。它在东北的“满铁”都是靠政治压力和武力为后盾而进行掠夺的。第二，投资的重点地区在东北和上海，投资的重点部门，东北以满铁为重心，关内以棉纺织业为主体。第三，投资方式采用中日合办或者借款给华商企业并进行控制的方式。特别要指出的是“满铁”，它“假公司之名，行机关之实，代替政府经营南满洲”，不仅是经济组织，还是日本帝国在东北实施侵略的中心机构。

美国战前对华的工矿业投资甚微，重点在发展贸易。“一战”为美国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不仅对华贸易扶摇直上，而且在投资方面也有显著进展，在华商行数量由131家增至409家，它们分布于中国各大都市，其中美孚石油公司，拥有数千万美元的投资，分支机构也遍及中国各地。美国在华势力的扩张与日本企图独霸中国的野心相互冲突，矛盾尖锐，但它们又相互妥协。

从总体看，日、美趁“一战”之机的扩张，以及英法等势力的继续活动，无疑是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阻碍和压迫力量，但日、美的扩张并未完全填补西欧因战争而衰减的力量，加上中国政府和民间等内部发展因素的影响，中国还是出现了一个有利于民族资本繁荣发展的环境。

三联生活周刊：民族资本工业在“一战”后列强“卷土重来”后遭遇了什么样的发展困境？

常旭：虽然列强在“一战”后卷土重来，但民族资本在20世纪20年代仍有所发展，萧条和危机主要发生在1922～1924年的某些行业中。

一般认为，因为列强在战后变本加厉地加紧了对中国市场的争夺，棉纺、面粉等行业在1922～1924年遭遇了很大困难。而由于中国民族钢铁工业尚处于萌芽状态，随着战后钢铁价格暴跌、进口数量大增，依靠战时钢铁价格暴涨而繁盛一时的民族钢铁业，顿时陷入困境。但卷煙、缫丝、水泥、火柴、榨油、机器制造等许多工业行业仍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辩证地来看，在战时暴利消失、洋货竞争加剧的情形下，一些不顾效率、成本、管理方式陈旧的企业被市场淘汰，也属正常的经济现象。而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化工、电气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兴起和发展;资金积累、企业管理、科技水平等方面的进步，以及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方面的提高。有些企业的创办者或主持人，有不少受到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特长。在“一战”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民族资本有了质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