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南昌起义问题研究综述

张运兵

摘 要：南昌起义已经过去90余载。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近十年来学术界对南昌起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围绕着起义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的研究，八一精神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究。通过对现有成果的梳理，提出一些可能的研究方向，以冀进一步推动对南昌起义研究的深化。

关键词：近十年来；南昌起义；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6 — 0064 — 05

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学术界十分重视对南昌起义问题的研究。近十年以来，随着研究资料的不断增加，学者们从不同视角、不同思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也日渐增多。本文综述近十年来关于南昌起义的研究情况，一方面系统总结研究概况；另一方面也抛砖引玉，以冀深化该问题的研究。

一、南昌起义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关系研究

南昌起义与联共布、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二者关系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一）关于南昌起义的发动

中国共产党作为当时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发动南昌起义必然涉及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关系。大部分学者都认可南昌起义从酝酿到发动受到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这一观点，“中央常委得悉将在南昌一带发动暴动时候，中央常委及国际代表都表示赞成。同时开始了具体的准备。”证实了共产国际代表是赞成在南昌举行暴动这一决定的。〔1〕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支持，中共才开始起义的各项准备。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起义思想的形成和起义计划的制定起了积极的作用。首先，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上提出建立革命军队的主张，在思想上对中国共产党人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起到了推动作用，最终发动了南昌起义；其次，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提出要开展土地革命，南昌起义也以土地革命为口号；最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在南昌起义酝酿和发动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这份功劳不可抹杀。〔2〕

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的态度犯了典型的瞎指挥的错误，因为他们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但是又缺乏对中国具体情况的了解，这种失误给革命事业带来负面影响。南昌起义能够发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大革命挫折后，已经开始逐步走上独立思考的道路，开始摒弃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思想和迷信思想，当面对共产国际对起义明显阻止的态度的时候，领导起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绝大多数革命同志顶住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政治压力，并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坚持按计划发动了起义。〔3〕

（二）关于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的态度

王新生从起义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导出发进行研究，认为联共（布）、共产国际在苏联军事顾问参加起义的态度上有所反复，具体表现为：大革命受挫后，苏联驻华军事顾问积极帮助组织南昌起义，但在起义前夕态度发生转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发电报指示不允许苏联军事顾问参加起义，引起这一转变的原因是联共（布）、共产国际对这次起义能否成功没有信心；当起义成功后它们的态度再一次发生转变，起义进展顺利的消息使联共（布）高层倍受鼓舞，进而作出了支援起义部队的决定。他指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联共（布）决定以军事人员和武器支援南昌起义军，是脱离实际的不可取的决策，南昌起义的失败，与联共（布）的决策失误有很大关系。〔4〕

另有学者对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和解密档案进行分析，指出了莫斯科的这一态度变化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当时在中国国内和国际社会上掀起了新一波反共反苏浪潮，面对巨大的压力，苏共和苏联政府领导人首先要考虑自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基于这样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考虑中国问题，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态度；第二，出于一贯的思维，苏共及其领导人对国民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反之他们长期以来对中共则持一种轻视的态度，对南昌暴动能否成功存有疑虑，因此禁止苏联顾问参加南昌暴动。〔5〕

（三）关于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的援助

联共（布）、共产国际是否对起义有过援助？学者们对公布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解密档案进行了整理，明确了这一史实，并将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的援助分为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的援助和起义军南下失利的善后两个部分。

刘小花整理部队南下途中的史料表明，在1927年8月至10月期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下发关于援助南昌起义部队的决定，刘进一步指出，这一阶段联共（布）、共产国际对起义南下部队的援助是十分全面的，既有军事、人力，又有经济方面的援助。当然，起义部队还没来得及获得这些援助就遭遇了失败，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联共（布）、共产国际积极组织援助的事实。

善后部分的援助表现为，起义军南下遭遇失败后，联共（布）、共产国际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起义部队的善后工作，并作出了两个方面的决定：一是安排30名中国共产党员指挥官进入苏联军事院校学习，二是针对起义军的失败和农民运动的暂时低落，要求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到大工业中心城市和农民革命运动的主要地区，防止党的力量分散，并提出在大的中心城市创办党的报刊这一特殊任务。

（四）关于进军广东的战略选择

以往学者对南昌起义部队进军广东战略的研究，主要围绕广东所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客观条件进行。周利生提出南昌起义以广东为进军目标，是多方面因素所致，需要重视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影響。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早在大革命之前，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就指出了广东对于开展革命工作的重要性，并积极协助孙中山建立和巩固广东根据地，也正因此，广东成为国共第一次合作并推动大革命走向高潮的策源地；第二，就联共（布）、共产国际对是否出兵北伐的问题上，经历了苏联使团提倡北伐到倡议的放弃、从反对北伐到担心北伐过分向北推进的转变，这一系列转变表明联共（布）、共产国际始终考虑广东根据地的重要性，周指出这种固守根据地而不图积极斗争的策略，不利于革命的推进；第三，伴随北伐的推进，各类矛盾日益显现，革命形势并不乐观，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清醒的认识到回归广东借助原有群众基础开展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并制定了南下广东的策略。由此可见，南昌起义后选择南下广东的策略，不是偶然的，它与大革命期间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广东的持续关注和重视密切相关。〔6〕

（五）关于对起义的评价问题

对于南昌起义本身的评价问题，陈毓述、苏若群提到，联共（布）、共产国际对起义的伟大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在苏联报刊上进行了积极且充分的宣传，涉及到对起义部队和领导人叶挺、贺龙的评价时，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态度则是褒贬不一，依靠着主观想象对叶挺、贺龙作出了不切实际的评价。对于如何评价南昌起义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关系，陈、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我们在评价与南昌起义有关的所有决策时，一定要考虑到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局限性和客观原因的不可改变性，不能渴求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也不能苛求于中共领导人和起义领导人，南昌起义中联共的一些决策失误给起义带来不利影响，但是也正是因为联共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支持和重视，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在挫折中积蓄力量继而奋起。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的南昌起义研究

在纪念南昌起义八十周年时，胡锦涛讲话指出：“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7〕对这一讲话内容的研究和阐释，是近十年来学者们研究南昌起义的新方向。

冷溶指出南昌起义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理论上有一个搞清楚“什么是”和“怎么搞”的问题，南昌起义对这两个问题都作了深刻的回答。首先，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没有搞清楚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复杂性，无法认识到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也就无法主动去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南昌起义发动告别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深化了对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认识，这是南昌起义的重大贡献；其次，“什么是”的问题要在“怎么搞”的探索中继续深化，“怎么搞”的问题在武装实践的斗争中逐渐提出，一是成功的实践，起义后期朱德、陈毅在游击战、根据地建设和军队思想建设等方面的初步探索意义重大，二是起义失败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清问题更加深刻，这些教训经历长时间段的认识被总结成经验，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从这里看，南昌起义后来的失败，也丝毫不能降低它对革命道路探索的贡献和意义。〔8〕

石仲泉认为，将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都视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是尊重历史、充分肯定全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的科学论断。他从三个方面对这一论断进行解读：第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从南昌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展开探索革命道路的历程，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伟大开篇”的一个部分；第二，南昌起义失败了，但它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教训，从辩证法的转化思想看，对南昌起义教训的总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道路的“伟大开篇”做了重要贡献；第三，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率领的一部分起义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汇合，为开辟出井冈山道路作出了巨大贡献，把南昌起义与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紧密结合作为“伟大开篇”，是符合历史的、完整的、全面的说法。〔9〕

何建华从起义的酝酿爆发、决策和起义演进等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南昌起义的酝酿和爆发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革命新内涵、新路径和新形式的开始，是开始走独立自主道路的起点，是伟大转折的开端；同时南昌起义的决策过程耗费了相当的时间，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勇气和谋略，可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积极成果；在起义推进和南下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和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实践性的探索，其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意义重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10〕

三、八一精神问题研究

南昌起义孕育了伟大的八一精神，八一精神的相关问题是南昌起义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近十年来研究的热点，成果比较丰富。

（一）关于八一精神的内涵

目前学术界对这一内涵还没有定论，学者们理解看法各不相同。有学者认为：“八一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對敌的统一战线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11〕冷溶指出，南昌起义精神集中表现为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余伯流认为“八一精神”的定位是一个具有独立形态，有别于井冈山精神的理论概念，它的的内涵应为：“敢为人先，听党指挥，百折不挠，为民奋斗。”〔12〕徐兆麟将此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八一精神是“敢为人先的英雄气概；听党指挥的坚定信念；不屈不挠的刚强毅力；为民奋斗的献身精神。”〔13〕郑海吶以更宏观的视角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三大起义所体现出的革命精神定义为八一精神，认为八一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理论基础，以中华民族精神为家园，在不断的革命探索中逐步形成的。〔14〕

（二）关于“八一精神”的时代价值

韩锡玲认为“八一精神”对培育当代国民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她归纳了如下方面：“一是弘扬八一精神，有利于国民树立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中审的理想；二是继承八一精神体现出来的灵活应变，有助于在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问题中机智应对；三是当代国民发挥勇于创新的八一精神，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四是对八一精神实践性的继承，可以塑造求真务实的国民性格。”〔15〕肖燕燕结合南昌发展对八一精神进行概括并升华出对当代的价值，她指出：“八一精神体现的坚定信念有助于推动南昌军民关系良性发展；百折不挠的精神激励南昌人不断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精神不断刺激南昌的创新能力。” 〔16〕还有一些学者围绕八一精神在高校和大学生中应发挥的价值作了论述，主要指出八一精神在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塑造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国防教育开展中的重要现实意义，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三）关于“八一精神”比较研究

戴和杰、陈安从辩证法角度对八一精神和苏区精神进行比较后指出，南昌起义孕育了一大批继承“八一精神”的革命者，这些革命者在创建根据地、推动中央苏区的形成中贡献了巨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八一精神”是苏区精神的先导、前驱，苏区精神是“八一精神”的延伸和发展。戴、陈对二者的共性和个性也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从共性上来看，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是基石、勇于创造的开拓意识是实质，同时还共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来源；从个性上来说，南昌起义是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回答了敢于坚持革命的问题，因此它孕育的“八一精神”在内涵上就侧重于敢于斗争这一特征，而苏区精神是在革命根据地执政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培育中形成的，它的最显著的特征集中体现在苏区干部的精神风貌和党的优良作风上。〔17〕

李星对“八一精神”和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进行了比较，他认为，这些革命精神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革命时期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相同之处表现为：一是都具有坚定地理想信念和共同的奋斗目标；二是都具有敢为人先的英雄气概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三是都具有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同时这革命精神在产生的时间、表述的内容和特点上各有不同。〔18〕

学者们做“八一精神”的比较研究，思路是一致的，期望通过这种比较提高学术界和社会上对“八一精神”的认知，能够使“八一精神”的历史地位得到认同、现实意义得到体现。

（四）“八一精神”与南昌起义人物研究

以南昌起义领导人和参加者切入研究八一精神的孕育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周根保通过大量文献史料和口述回忆的整理分析，对南昌起义人物与八一精神的孕育作了深入研究。他归纳了三个方面：第一，坚定信念、听党指挥的高度自觉，铸就了伟大“八一精神”的永恒灵魂，周恩来、贺龙、叶挺、陈赓、徐特立、郭沫若等一大批革命先辈用对党的忠诚和对信念的坚定，开启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艰难历程，并在主力失败后艰苦转战、不屈不挠的将革命进行下去；第二，英勇顽强、敢为人先的英雄气概，铸就了伟大“八一精神”的鲜明特色，领导人的政治勇气、勇于创新的精神和起义将士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英雄品质为南昌起义成功奠定了基础；第三，百折不挠、为民奋斗的执着追求，铸就了伟大“八一精神”的核心价值，南昌起义领导人在起义决策上贯彻了救国救民的宗旨，起义及后续征程中起义将士践行了为民奋斗的价值理念，南征途中，起义领导人表现出的百折不挠的坚定意志是“八一精神”最鲜活的体现。总之，南昌起义领导人和起义将士们用自己的行动孕育了“八一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19〕

四、其它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南昌起义重要人物研究

近十年来，南昌起义重要人物研究成果丰富，这些论著中有关于南昌起义领导人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的研究，有关于南昌起义重要将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欧百川等的论述，涉及南昌起义军中任党代表的有廖乾吾、徐特立、聂荣臻等，还包括对起义中叛离起义军的蔡廷锴的专门研究，这些论著详尽的展示了南昌起义的重要人物，为更多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借鉴。

（二）南昌起义与军队建设研究

宋清渭指出，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有三点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立军之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强军之基，敢于和善于战胜一切敌人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李殿仁认为南昌起义的重要经验，是人民军队的性质必须将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军队要把党的绝对领导作为永远不变的“军魂”，坚持这一领导原则是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也是为了更好的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

五、对研究前景的展望

从近十年的研究状况来看，南昌起义的主要研究方向已经日趋完善，不同视角的研究也比较深入，对于未来的前景，笔者进行了以下展望。

第一，继续加强和深化对史料的搜集和研究。新史料的挖掘有助于研究的深入，这十年来，对俄罗斯解密档案的挖掘推动了南昌起义与共产国际有关问题的研究。但我们对南昌起义相关史料的挖掘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对报纸运用不够，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校级科研项目“报纸中的革命史-大公报和申报视野下的南昌起义比较研究”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如何从当时的报纸中挖掘史料并加以运用，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第二，开展多时空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不同地域的争鸣之势。在有关南昌起义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大部分的作者都集中在江西，因为江西的地域优势和研究资源优势，学者们很容易就南昌起义问题展开深入探索，但在信息和网络如此发达的时代，其他地域的学者想利用这些资源并不难，如若带有不同地域特色的学者进行相关研究，必定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这对于深化南昌起义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拓展研究思路，丰富研究内容。这十年来，研究思路得到了很大拓展，但仍有探索的空间。比如我们在对南昌起义人物研究的时候，都是围绕着重要人物展开，关于经历南昌起义的小人物如士兵、民众的研究却很难发现，通过搜集这方面的史料展开探讨，对整个南昌起义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可极大的丰富研究的内容。

〔参 考 文 献〕

〔1〕刘小花.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南昌起义的援助〔J〕.红广角，2010，（11）.

〔2〕熊燕.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关系中的几个问题之探讨〔D〕.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

〔3〕何池.共產国际与南昌起义〔J〕.党史文苑，2007，（08）.

〔4〕王新生.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N〕.光明日报，2007-08-03.

〔5〕徐元宫.莫斯科对南昌起义前后态度变化原因考察〔J〕.历史教学，2012，（05）.

〔6〕周利生.南昌起义部队向广东进军战略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关系〔J〕.江西社会科学，2009，（09）.

〔7〕胡锦涛.弘扬崇高革命精神和优良革命传统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N〕.人民日报，2007-07-28.

〔8〕冷溶.南昌起义给我们的重要启示〔N〕.人民日报，2012-08-03.

〔9〕石仲泉.关于南昌起义的一个科学论断〔N〕.北京日报，2012-08-06.

〔10〕何建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的南昌起义探析〔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03）.

〔11〕姜廷玉.论八一南昌起义精神的内涵和历史价值〔J〕.军事历史研究，2012，（02）.

〔12〕余伯流.论八一精神的内涵与军魂的铸造〔J〕.江西社会科学，2007，（08）.

〔13〕徐兆麟.八一精神内涵简述〔J〕.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3，（04）.

〔14〕郑海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八一”精神〔J〕.北华大学学报，2009，（05）.

〔15〕韩锡玲.八一精神：当代国民价值观培育的重要途径〔J〕.党史文苑，2012，（10）.

〔16〕肖燕燕.八一精神的内涵与时代价值〔J〕.人民论坛，2010，（29）.

〔17〕戴和杰，陈安.“八一精神”与苏区精神比较略论〔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2，（06）.

〔18〕李星.论八一精神与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之比较〔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1，（05）.

〔19〕周根保.南昌起义领导人与“八一精神”〔J〕.苏区研究，2016，（04）.

〔20〕宋清渭，李殿仁.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伟大精神和重要启示—“纪念南昌起义85周年”专家谈〔J〕.党史文献，2012，（05）.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