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无私奉献全部精力和智慧的优秀共产党员（下）
——写在布赫逝世一周年之际

王树盛

二、光明磊落，实事求是：体现布赫党性、思想和品格的几件事

布赫政治立场坚定，工作扎实，平易近人。他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机关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为机关党员讲党课，强调党内学习的重要性，指出爱学习的党员干部不容易腐败。听过他讲课的同志至今记忆犹新。通过参加支部生活会，他与机关党员和干部的关系拉近了。布赫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这归根于他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忠诚于党的事业。有几件事，笔者感受特别深刻。

1.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四清”运动进入高峰、“文革”将要到来之际，阶级斗争的纲“绷得正紧”，有人想否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和一些在实践中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政策，分化干部队伍，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思想动荡和认识混乱。为了提高干部认识、统一思想，1965年10月至11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11月13日，乌兰夫在会上讲了思考已久的关于民族问题和生产方面的新思路，核心内容是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基础”。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决心在内蒙古大搞水利，坚决摘掉内蒙古以“耕作粗放、单产低、总产不稳”为标志的“农业生产落后的帽子”。乌兰夫认为秘书班子事先准备的《决议》稿不深刻，要求按他讲的新思路修改。会后组成了以书记处书记毕力格巴图尔为组长、布赫为成员之一、笔者为执笔人的《决议》修改小组。

当时的情况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乌兰夫的“三个基础”的新思路一经提出，就遇到了阻力。修改小组中一开始也表现出态度不一。在这样的情况下，《决议》怎么修改？“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决议》修改小组中有几位立场坚定、思路清晰的党员干部，他们中就包括布赫。在《决议》修改期间，布赫和笔者就乌兰夫的新思路有过一次深入交谈。交谈中他说：乌兰夫同志讲的“三个基础”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其中“政治基础”的核心是党的领导和乌兰夫同志经常讲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经济基础”的核心是不同民族间的共同经济利益和乌兰夫同志常讲的农牧结合；“文化基础”的核心是蒙汉民族间互通语言文字和心灵沟通，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吸收补充。在政治、经济、文化这三个方面把基础打牢了，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基础自然就牢靠了。布赫说，这是他对“三个基础”的初步理解，他认为这次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的新意，主要就表现在这“三个基础”上。他还说，在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即将实施、内蒙古自治区迎来成立20周年的重要时期，乌兰夫提出了这一新的思路，就是要把内蒙古的工作推向一个新水平，这在《决议》中应予以充分体现。由于布赫的意见符合实际，在最终修改《决议》稿时，他的意见基本上都被吸收了。

修改后的《决议》稿送乌兰夫审阅后，他很快就批了，并说改得好。这次修改《决议》稿，布赫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在1966年召开的“前门饭店会议”上和此后的“文革”中，《决议》遭到篡改，《决议》中“进一步巩固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基础”被上纲上线成“反党叛国的总纲领”，不仅被列为乌兰夫的一条“罪状”，也将布赫牵连其中。但布赫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他对“三个基础”的认识理解，表现出了他政治上的坚定和光明磊落。

2.在提炼总结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年的发展经验中起了重要作用

198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大庆时，内蒙古自治区主要创建人乌兰夫发表了一篇《在创造新历史的道路上胜利前进》的纪念文章。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四条基本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加强民族团结，培养干部。这四条基本经验，是对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年来发展的深刻总结。在这四条经验的提炼、形成、总结过程中，布赫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章初稿成稿后，乌兰夫给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曙光、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主席布赫、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王铎写信，介绍笔者持稿去呼和浩特，代他听取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意见并就地修改文稿。笔者受托带去的文稿，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讨论后，布赫给出了修改意见：首先要强调坚持党的领导，而后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再就是加强民族团结。文稿中四条基本经验的关系是：前三条是实质性的，是文章的核心;第四条“培养干部”，是实现前三项的基本条件。因为工作是人干的，所以把“培养干部”作为最后一条压轴。他这么一讲，就把四条基本经验的关系与层次讲得更加清晰明确了，充分体现了布赫的理论水平、认识水平和逻辑思维水平。笔者把在内蒙古改好的文稿带回北京给乌兰夫看后，他很满意。

3.还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史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前夕，布赫接连发表了《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胜利的意义与启示》(以下简称《意义与启示》)《温故知新团结奋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胜利的启示》(以下简称《启示》)两篇文章。之所以写这两篇文章，是因为在2014年，布赫看了《中国共产党内蒙古史》送审稿后，感到有些内容欠准确，有的与史实不符。他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同志谈了自己的意见。作为创建内蒙古自治政府代表会议的代表和内蒙古自治运动历史的亲历者，他深感自己有责任把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写出来呈现给后人。

由于乌兰夫曾经要笔者帮他做些整理革命史料的文字工作，笔者也曾多次直接聆听乌兰夫讲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史。在这样的机缘下，布赫在写上述文章时，也让笔者帮他做了些文字工作。对于文章怎么写，布赫考虑成熟后，向笔者阐述了他的意图和基本想法，而后又分别讲了文章的重要性、主题思想、基本内容和基本原则等。

关于文章的重要性，布赫说：要讲清当时内蒙古的复杂情况及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首先要讲清怎样把认识不一、政治主张不同的社会各阶层的思想统一起来，特别是怎样完成中共中央交给内蒙古的任务，即说服劝告那些民族革命者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民族平等、民主自治”的主张，内蒙古东部实现由民族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同时还要站在历史的高度，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段历史，肯定这些民族革命者的转变是进步、是贡献，充分肯定他们的转变对内蒙古自治运动产生的影响，改变至今还有人不敢理直气壮地讲这一转变过程的心理。有这种心理的同志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正是因为这些民族革命者认识的转变，才使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成为内蒙古解放运动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对于这一转变的作用和影响，要充分肯定，堂堂正正地大讲特讲。

关于文章的指导思想，布赫说：指导思想也就是文章的主题，这一定要找准。对这个问题他反复思考后认为，当年中共中央指示的，也是乌兰夫一再强调并始终坚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平等、民主自治”，就是现在成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基本政策的“民族区域自治”。这就是文章的主题，抓住这个主题就是抓住“党的领导”和“民族区域自治”这两条，以它统帅全文，把它贯穿到全文，文章就有了灵魂。

关于文章的基本原则，布赫说：我们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维护史实，以史为鉴，从前人的斗争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得到有益的启示。这是文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达到这一目的，首要的是真实，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因此，布赫要求，文中涉及的所有重大问题，都要与史料核对。

在文稿的撰写和修改过程中，布赫一直按确定的主题和基本原则严格把关，一丝不苟。他重病住院期间，还多次谈到文章的修改。中央主管领导同志看了《意义与启示》送审稿后建议：《意义与启示》一文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刊登，另按这篇文章的内容再写一篇适合报上发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照此建议，布赫又完成《启示》一文。《启示》定稿后由中央主管领导批给《人民日报》发表了。

上述两篇文章，简明扼要地概括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这段历史，给这段历史的书写指明了重点，理出了头绪，说清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是在什么情况下创建的，即我国第一个省级自治区是怎么诞生的。这两篇文章倾注了布赫最后的精力和智慧，是他给党和人民作出的最后贡献。

如今，布赫已经离开我们一年了。我们追思他缅怀他，更要把追思和缅怀化为力量，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发努力、阔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