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与梦想

○凌 翼（北京天河十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任《现代小说》和《阳光》杂志社主编）

｛编者按：199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热潮时期，当时行政单位和国有企业的人员流行“下海”，纷纷“滚动”到广东沿海地区和海南等地，凌翼是个有作家梦的大山里的孩子，他的一步步向山外跋涉的经历以及进入改革大潮时的创业梦，实际上记录了那个时代普通人的致富梦。辛酸也罢，幸福也好，个人走过的路实际上也是与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息息相关的。｝

我们生活的时代，要说幸运还是蛮幸运的。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十二三岁，那个时候便开始有了梦想。算起来，这个梦想到今天竟然有40年了。

40年的奋斗，40年的不懈追求，像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我用40年进行一场长征，这场长征竟与梦想相连，这是幸运。时跨40年的梦想，自己没有放弃，这就是胜利！

我的梦想是一颗种子，它由最初的萌芽，一点点长大，慢慢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我的梦想是与我的少年、青年甚至中年一起成长的，也与改革开放一起成长。

读高中时，我没有选择继续上大学。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在今天看来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我要回到农村去，做个农民，体验民间的疾苦，为当作家积累素材。这个想法，源自一些大作家也并没有上大学的经历——俄国大文豪高尔基11岁开始当苦力，他读的是“社会大学”；以《羊脂球》一鸣惊人的法国作家莫泊桑也是低学历……我是个善于模仿的孩子，因此也觉得当作家不需要读大学。

作为一个从大山深处出来的少年，我有过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有时候干脆是命运对自己的一番戏耍。本来是想在农村做一个农民，命运却推着我背井离乡，做了一名城市创业者。这或许就是那个时代在我身上的一个烙印。我的离乡方式是富有戏剧性的——一个小偷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高中毕业回乡的第二年，我由于萌生带动村民致富的想法，自己贷了一笔款到广州去学技术，结果走到长沙，钱被扒手扒掉了。人生道路从此发生惊天逆转，信用社天天逼我要钱，我似乎走到了穷途末路上，后来艰难地将借款还掉了。

恰在此时，我收到了一张寄自庐山的诗会请柬，我的离乡又与诗意和梦想维系在一起了。

在庐山度过一段诗歌与梦想的生活，诗会结束后，我到南昌一家印刷厂打过工，一年后来到九江开书店，半年后又去承包一家印刷厂。与承包方打过一年官司，后又独立创办印刷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个人的人生脚步被时代催促着，不断变化。那个时候，很多在行政单位和国有企业的人，也纷纷“下海”，而我，本来就在“海”里漂流。

1990年代初，因为成家，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考虑问题不能光有梦想，还需面对现实，解决生存问题。很多年，我一直在九江这座城市打拼，挣钱养家糊口是第一位的。我需要跑业务，维持机器的正常生产，工人需要发工资，家庭需要开支……

自己像火车头，后面挂着长长的车厢。火车头停下来，所有的车厢都得停。不过，唯一与梦想相联系的是，我在体验生活。那段人生经历对我来说也许是不堪回首的，由于没有钱买切纸机，我需要每天蹬着一辆破自行车从郊区到市内去买裁切好的纸，拉回来进行印刷加工，加工好后还要拉回市里的印刷厂进行成品裁切，之后还要给客户送货……一件印刷品，需要在十几里的路上反复运送，都是靠自己的脚力蹬自行车来实现的。同样一件产品，我比别人要多付出几倍的劳动量。

脚在不停地蹬着自行车，寒来暑往，风雨无阻。有一次，我骑在自行车上，脑子大概是睡着了，自行车撞在了一辆等红绿灯的卡车上——追尾了。幸好没有出车祸，这是上天对我的恩赐。

是的，再苦再累，也是生活。而生活对于我来说，就是人生阅历，就是社会体验。有人说，“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这话我认同。我觉得吃过苦的人，才会有不断拼搏的勇气。如果人生没有吃过苦，他就经受不起磨难，一旦遇到苦和累就会像乌龟一样将头缩回盔甲里，这样的人生很难经得起挑战。

改革开放像阳光、空气与水，与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都息息相关。

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起迈进21世纪，我的人生开始有了新的转机。我拍拍身上的尘土，从南方小城来到北京这座大都市。这里为我举行了诗歌作品研讨会，也让一个没有踏入大学门槛的人有幸进入梦寐以求的文学殿堂——鲁迅文学院高研班进行深造。我开始写作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跻身北京著名的文学期刊担任编辑，开始了生命中不可复制的一段“北漂”生活。

“北漂”意味着奋斗。在北京的奋斗史，当然是与生存和梦想同在的。最初去北京，我在单位附近的地下室租住过一段时间。地下室多半是由1970年代挖的防空洞改建而成。一条窄长的过道，在灯光的照射下伸向深处，走在过道上，皮鞋敲击地面的回音特别响亮。当然，如果你说话，声音在狭窄的过道里蹦跳，整个人像在扩音器里一样，分贝会高出平常许多。地下室是阴暗潮湿的代名词，里面充斥着各种难闻的气味，也有来京务工的小两口，带着孩子住在里面，好不容易呼吸着难闻的气味进入梦乡，突然又会被孩子的哭啼声震醒……在地下室居住，其间还搬过一次家，从马路对面的地下室搬到马路这边来。大概住了半年不到的时间，我开始在地面寻找住房，结束了住地下室的日子。

因为有过住地下室的经历，就更珍惜在地面上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在单位不远租了一个小居室，步行即可上班。

这时，我萌生了在北京办文化公司的想法。在上班之余到处寻找房子，感受到北京的房子租金不便宜，我算了一笔账，有租房的钱，不如买房呢。这样，我便不再朝租房上想了，直接去找楼盘，看房，签订合同，履行购房合约。我的这一想法，后来被验证具有先见之明，房价一路飙升，我似乎捡到了一个大便宜。

公司创办之初，我的第一个策划就是办一本文学期刊。这是只有具有文学情怀的人才会做的傻事。我的启动资金是卖房子筹得的一笔资金，开始招聘人手，很快进入约稿、编辑、设计、印刷、发行等期刊运作流程。

我将刊物取名为《现代小说》。刊物的作者都是全国卓有影响的一二线作家。刊物取稿原则是作品质量过硬，当然必须靠我的眼力检验。刊物上市的时候，没有启动仪式，货铺到了全国各个报刊点，发行量达到2万多册，实销1.3万册，这业绩是喜人的。刊物好评如潮，就像一个新娘子嫁出去，得到夫家和四邻八舍的赞美。

当时，全国重要的选刊都争相转载《现代小说》刊发的作品。刊物为一批刚出道的文学种子提供了沃土，许多文学界实力作家也以在《现代小说》刊发作品为荣。《现代小说》一时成为优秀作品的集结地。《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选刊纷纷转载《现代小说》的首发作品……后来由于合作方《清明》杂志刊号发生变故，《现代小说》不得不停办。那时候，我的内心经历了痛苦的挣扎，不得不放下刚刚打拼出来的这块文学阵地。当初卖房子的钱，这时一文不剩，还开始借钱度日了……

后来房价飞涨，有人问我，卖房子办刊物后悔吗？

我说，这有什么好后悔的，我只是做了人生中必须做的一件事，仅此而已！

做了两三年文化公司，恰逢《阳光》杂志需要一名办刊有经验的人担任执行主编。我的办刊经历被认可，于是开始走马上任，与社长和主编配合默契，对刊物进行全新改版，将发表行业作者作品的刊物变成一本融入社会作者的跨界文学刊物，使刊物在文学界有了更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有一天，我突然醒悟过来：我的人生方向是写作，而这些年到北京，不停地折腾，离写作却似乎越来越远。一番痛苦抉择之后，我毅然辞掉了《阳光》杂志的工作，回到江西，回到生养过的赣鄱大地，这里的山川自然、人文历史以及现实生态，蕴含着我创作的所有文化元素。

命运就是这样，为了生存，我工作、拼搏；为了梦想，我辞职、写作。

尽管经历曲折，但我最终还是回到了梦想的家园。个人的一切遭遇都是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们不同于前辈的梦想，给了我们创业的机会和艰辛，也给了我们追求梦想的痛苦和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