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没有假期

2018-11-14 01:40李路平
湛江文学 2018年5期
关键词:二姐爸妈爸爸

◎ 李路平

爸爸今年正好六十。

本来姐弟三人决定国庆为他过一个生日,先是我无意间听二伯母说起,某家的老人就是因为过生日过坏了,没多久就撒手人寰,我们仨就决定不做寿,大家伙买几件大家电家具,让爸妈两个过得舒服一点,这样我们在外也能安心,后来大姐夫犹豫要不要换工作去云南开矿,大姐一家便推到年底回来,我和二姐便也只好等到那个时候回去,再一起商量着给他们添置些什么。

不料又传来他摔伤的消息。

爸爸第一次摔伤,还是我读研三那年。记得那是年底,我正想着一鼓作气把毕业论文写完,二姐给我打电话,说爸爸在粉刷自家二楼客厅墙壁的时候,脚下踩空了,一下子从一人多高的马凳上摔了下来,幸好其他地方没有伤着,就是先落地的那只脚,骨折了。当时正是傍晚,我出来寝室去吃晚饭,天已经黑的差不多了,北湖路上都是拥堵的下班车流,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站在路面上。

那次终究还是没有赶回去,而是在写完论文以后,才回到家。那时候爸爸的脚敷着厚厚的药膏,家里还多了一根拐杖,每次他移动,都要借助它才可以实现。我回到家后父亲的气色已经好多了,只是头发较以前变得更白,我忽然想起年前父亲被二姐他们接到家里治疗,晚上他倚靠在小客厅里的沙发上,和他们一起看电视,她偷偷从后面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那个时候的爸爸,我只看见他那一头银白色的头发,还有瘦小的身躯,他好像还很疲惫,从他倚靠的姿势可以看出来。爸爸一直无法适应城里的生活,他的腿伤了没有几天,觉得好了许多就执意要回到乡下。

爸爸一直很瘦,从最初的结婚照,到大概四十岁时,一家人在门口照的全家福,再到前些年我用相机偷拍他翻看蝴蝶图册的样子,照片里的他从年轻一直到衰老,身体一直在消瘦。九八年洪灾,爸爸脱掉衣服把一楼的东西往楼上搬,他的双腿细长,被洪水泡的青白,那是我对他的身体最初的印象,那时他微微有些发抖。后来很多时候,他洗完澡都是先穿个裤头出来,那样子我也见过多次以至于有些熟视无睹了。

也许正是这样子久了,当他突然受伤后,我们才能调动自己原本迟钝的感觉器官,把尘封已久的画面映现在眼前,去后悔,去难过。也许也正是伤痛,让我们的感触更为深刻,而记忆也更为恒久。

只是难过和后悔没有一点用处。很多时候事情就是发生了,而且就是朝着你不愿意看见的样子,让你绝望。当爸爸的脚腕慢慢恢复,我在心里便祈愿,再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再不要让我的爸爸和妈妈受伤了。只是这样的想法真的太天真,我心里知道,只要自己足够努力,让他们衣食无忧即可,不要再为生计疲累,就是俗话说的,让他们享清福。那样子即使不能万无一失,至少也能让自己更安心一点,出门在外,不就是希望爸妈健康和平安吗。然而这样的事情,有时候也许并非自己想就可以实现的。保罗·柯艾略说只要自己有强烈的想往,天地宇宙就会帮你实现愿望。每次当我反省时,都会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不管是喜欢的事情,还是无法推却必然要做的事情,甚至可做可不做的事情,我都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去尝试和完成,所以也得不到上天的帮助。每次我都想,是不是尽了最大的力气,我的愿望就可以实现,比如让爸妈安度晚年?

在犹豫不决间,生活一直以它的冷漠与坚决,将我的境地推至眼前。不愿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大姐传来了爸爸第二次摔伤的消息。

我高中选择了文科,高考填报的经管类专业全未录取,补报时调剂到了师范类,彻底与理工与经管科绝缘。

想一想,假使自己当初真的成为了一名经管学院的学生,是否还会走上现在的这条路,一条更侧重于内心感受,虚无、注定难以“经世致用”的路途?刚上县中时,我租住在校外,与我同室的是一个一同考进县中的老乡,他喜欢电脑,后来分科学了理科,大学也是学的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去深圳,如今的月薪已经颇为丰厚。他的父亲比我爸爸小一轮,因为身体原因,在他参加工作后不久,就不再做工,一直在家里养病,前些年我家建房时他过来,站在旁边和我爸爸聊天,因为皮肤白净,又不用做工,爸爸在他面前显得更加苍老瘦弱了。

关键时刻的抉择,有时候真的就是一个轻率的举动,改变了一生的道路。文理科目前的就业形势一目了然,薪酬待遇夸张一些,简直就是天壤之别。相对于我来说,这个老乡更先承担起这样一种责任,而我由于性格和自己的偏好,最终走上了一条与文字打交道的路,它让我毕业后的两年半时间里,除了基本的食宿外,没有任何存款。可能这样想,在有的目光看来非常浅薄,注重实利而没有追求,甚至盲目攀比和爱慕虚荣,可是当面对“子未养而亲已老”时,怎样的妥协才不心如刀绞呢?我不敢说这一个行业是如何的不堪,而是就这份薪酬,在满足我个人的生活需求之外,倘若外出旅行几次,这一年便几乎没有存款可言,对于父母,我又如何能够尽自己的职责呢?也许更为理智的做法,是杜绝那些绵延不绝的幻想,乃至像二姐所说的一样,回故乡去,做一个教师,吃住都在家里,既可以有所存储,也能照顾父母。

我想我在这个决定上是自私的。研究生毕业时,我把自己愿意从事的职业分了主次,理想的工作,也就是从事与文学有关的工作,我做到了,从文艺出版社到文学杂志,尽管有变动,但仍然在一条线上。排在择业目标末尾的,就是当一名教师,虽然大学毕业乃至研究生毕业后,大部分同学都进入了教师队伍,可是我一直觉得自己不配做一个老师,没有资格去教授别人,因为我的虚无而非实用,因为我的悲戚而非乐观。选择在一个远离故土的地方工作,除了自己偏爱,更主要的是自己一以贯之的想法。我总觉得,一个人长大之后,就应该去闯荡一片自己的的天地,而不应躲藏在父母的护佑之下,如果不在南宁,我也一定会在另外一个地方,而那个地方,不会是故乡。另一个更为隐私的想法,是出于想躲避乡土亲友的眼光,它们可能温柔慈祥,更可能冷漠与中伤,父母子女间尚且会有矛盾情绪,何况乡邻。我也害怕面对父母的衰老、亲人的催逼,害怕自己把积蓄的坏情绪,在最想亲近的人身上发泄,我害怕在慈爱与讥讽的目光中碌碌终生。

所以我想努力改变自己的境遇,去为父母分担,乃至在他们日渐衰老需要照顾时,我可以把他们接到身边,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可以安顿。我在这边读书时,爸爸也说过,如果能在这边留下来,也是很好的。现在我终于可以不向他们施加经济压力,妈妈与爸爸的战争,在前两年也终于有了缓和。乡下的田地荒芜之后,她与姨妈成为了村里的清洁工,有了一份自己的收入,不再因为钱的事,与爸爸争吵。我以为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年纪渐长的父亲却又因为身体不再灵活,跌伤了另一只脚。

为父亲治疗的二姐一家,都没有透露父亲摔伤的消息,直到大姐打电话给我,问我知不知道爸爸又伤到脚了。我说爸妈没有告诉我。他们总是把不好的事情都隐藏起来,从来不愿我为他们担心,我有时候也心安理得,在心里告诉自己,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直到这一次,我才又猛然觉醒,没有消息并不意味着好消息,有可能是你在乎的人,不愿意告诉你。

大姐听我说没有,便解释说爸爸这次伤得不重,只是扭到筋了。她试图以此安慰我,让我不要太牵挂,也不要而太自责。听到消息的那一天,我一直浑浑噩噩,不清楚自己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平稳好情绪,去问询爸爸的伤势。我想他们是不是已经老了,也许我真的应该听从二姐的建议:既然这里的薪资并不比家里好,干脆辞职回去,哪怕在家里当一个老师,总好过漂泊在外,既要担心爸妈,又要被爸妈担心。在现实面前,理想又算什么呢,它于事无补,只能充当我逃遁的虚无之所。

当初二姐这样劝我的时候,一股莫名的火气从我的心底冒了出来,我强压着自己的愤怒,为我不回故乡找了一大堆理由,我很想说服她,但我更想说服我自己。我想为自己留在异乡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一个充分的理由,它既能令我坚守在这样一个地方,相信为之奋斗会有一个好结果,又能让我自信地劝慰爸妈:要不你们别做了,过来这里享福。在电话的末了,二姐似乎被我说服了,而我自己却感到了异常的空虚。

我打电话给爸爸,说大姐问我知不知道你又伤到脚了,我说不知道,你现在好些了吗?爸爸在电话那边说好多了,脚已经没有那么肿了,过了一周我又问他,他说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了,前些日子再问,他说可以骑自行车,摩托还不能骑,怕要用脚撑地时,又把它扭伤了。

我印象里,爸爸又抽烟又喝酒,年轻时候醉过一回,此后再也没有见他喝醉过,反而是烟,抽了几十年,夹烟的手变黄了。我没有劝过他戒烟,也没有向姐夫他们一样给爸爸买好的烟抽,我知道他抽烟的原因,但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戒掉。

爸爸太累了。他是一个泥水匠,就是在乡下,为别人砌墙盖房子。这种活,夏天的时候没有遮拦,晒得要死,冬天的时候没有遮拦,又冻得要命。年轻的时候,他骑着伯父带回来的凤凰牌自行车,几乎走遍了乡里的每一个村落,哪里都有他建的房子,有时候就他一个,有时候和其他的泥水匠一起,早出晚归,风尘仆仆。小时候听妈妈抱怨,爸爸作为一家之主,田里的活几乎没有做过,浇水打药,拔草除虫,他都不做,整天只知道骑着他的自行车去砌墙,没有事做的时候就去找同伙聊天。

当时他们都是血气方刚,我作为一个小孩子,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分析和劝说,只能任他们吵来吵去,互相伤害。直到有时候受不了,才会叫他们不要吵了。后来渐渐长大一些,会单独劝妈妈,爸爸整天去做工,顾不了门前屋后的事,也是为了多挣点钱,再说他又没有乱花钱。妈妈说,她只是抱怨父亲不会体恤人,田地里那么多事也不帮着做一些,单靠她一个,怎么忙得过来。这么些年,妈妈的身体确实已经大不如前,甲状腺疾病已经将她的力量消耗到了最低点,到现在她还要去医院定期检查,还得按照医生的嘱咐,增减剂量。我也理解她的苦楚,然而这种苦楚就像我所能理解的,他们所有的苦楚一样,我现在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改变。唯有不断地劝说,劝说他们要相互体谅,互相珍惜,家和万事兴,倘若如此亲近的两个人都不能为彼此着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又能期望得到谁的慰藉。

有时候我真觉得,妈妈有些强词夺理了。她的抱怨并不能换来一种新的境遇,反而让这种烦躁冷漠的空气一直浮动在自家里,无法消散,我们姐弟几个回去了,或许会稍有缓解,家里只剩他们俩时,这种气息一定更令人压抑。

从我记事起,爸爸就没有停下来过。他每天早起吃着隔夜的冷饭,早早骑车去做工,离家近时中午偶然会回来,一般都是早出晚归,到了傍晚,听见他的车铃叮当,听见他惯常的舒喉声,才知道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假若他回来的早,天还没有黑下来,他就会到处拾掇,劈柴、结柴火、喂鸡喂鸭、割鱼草、挑水、烧水,那些门前屋后的事情,他见到了或是想到了,趁着天色都会多做一点。

有那么一段时间,爸爸被他的同伙叫到一江之隔的另一个乡镇,去为那些快拆迁的地方抢建,每天晨光微亮就起床打扫,吃过隔夜饭就骑车去赶工了。我当时假期在家休息,每天晚上吃过饭,就在客厅里看电视,或者坐进房间里看书,妈妈叫我早点睡觉,我都应付一下。爸爸还没回来,我无法入睡,我想等到他回来,看见家里还有一盏灯火,为他亮着。那段时间他每天到凌晨才会回来,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声音干涩,没有力气,满是疲惫。我很想叫他停下来,不要做了,可是我要如何开口呢。也许这就是我性格里的软弱,是我此生最为致命的地方。

我总会想到那句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总会怀疑自己,怎么就没有继承爸爸的坚忍与吃苦耐劳,怎么就宁愿花掉所有宝贵的时光,去迷醉于那些虚无缥缈之物,而无法挥洒血汗,去追求尘世间盈手可握的幸福?

这些虚幻之物令我沉醉,却无法为至亲提供一粥一饭,一屋一瓦,我知道这一切,所以痛苦,不知所措。我常常被这种想法折磨着,我知道要对他们好,这种好并不仅仅是责任和义务,我更愿意将它理解为,爱,我爱他们,对他们的疲累痛苦能感同身受,甚至愿倾我所有。但我知道这并不够,我仍然没有做对,甚至可以说,我不知道怎么将自己所感受到的这种爱,外化为有形的东西,去温暖他们,饱足他们,去幸福他们。

爸爸如此看重钱,与他的过去有莫大关系。

听伯父和姑妈们说,爷爷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有了大伯父和二伯父,第二次就有了三伯父、爸爸和姑妈,两位伯父比爸爸大二三十岁。爷爷早年先把两位大伯送到了德兴铜矿,等就要把爸爸和三伯父送上去时,却因为一次意外的事故,落水身亡。

当时爸爸才几岁,对爷爷还没有什么印象,奶奶一个人拖拉着他们,靠爷爷的抚恤金和伯父们的周济过日子。那段时光颇为艰难,又正是大饥荒,他们吃了什么苦,我们全然不知,爸爸也从来没有对我们讲过。这些事情,都是姑妈每次过来做客,伯父们偶然从外地回来,东拉西扯,拼凑出来的片段,但已经无需说到更多。

爸爸只读了两三年小学,就开始为生计奔波。他早年也曾跟随着同乡,去过几个遥远的地方打工,后来学会泥瓦活,便在乡下安顿了下来,开始为乡里乡亲拾掇房子。我上初中那年,他每天的工钱不超过三十块,姐弟仨开学,光学费就好几千,当时农业税又重,凑到一起,我不知道爸爸当时是怎么挺过来的。不两年,大姐和二姐先后离开了学校,再也没有继续完成学业。虽然后来,家里的负担越来越轻,但我仍然记得那些天,我去看张贴在校门口的开学红榜,回来把学费告诉爸爸后,他愁容满面的样子。他不善言辞,每天在家都寡言少语,眉头紧锁,有时候和妈妈合计,仿佛最后都没办法,只能不了了之。

尽管后来的负担稍微轻了,但爸爸的俭省仿佛更加“吝啬”起来。这样的吝啬表现在家里的日常开支,有时候妈妈买了他觉得不必要的东西,就会发火,这也是他们矛盾的缘由。表现在他自己身上,就是从来不舍得为自己买衣服,我印象里,爸爸的衣服裤子,绝大部分是城里的大伯二伯带回来的。每次回老家,他们都会带回来很多的东西,除了二手家具,就是新旧衣服,一般都是给爸爸妈妈穿,然后带我们姐弟仨去街市上买。爸爸的裤子多是工装裤,多是“的确良”的料子,洗多了就会发白,最后越来越薄,某个时候不经意伸屈,咝一声就烂了。我见过父亲的裤子上打过很多补丁,他的理由总是让人无法反驳:泥水那么脏,穿那么好去做什么?现在还是如此,姐姐们给他买的衣服,他只在过年的时候穿几回,一年到头也是叠在柜子里,任我们说再多,他也好像没有听见。他的上衣几乎都是衬衣,也是伯父们带回来的,年轻时候穿着,看起来有几分帅气,后来衣服越来越旧,爸爸也越来越老了。

我从来不知道家里积攒了多少钱,也从来没有问过爸妈,他们把我们姐弟仨拉扯大,又盖了两栋房子,还让我读了二十多年的书,我觉得爸妈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我知道他们并没有什么钱了,妈妈这些年因为病痛只能在家里做些轻活,挣钱的事情都压在他的肩上,这些年建筑用工的价钱也比以前翻了几番,可是爸爸却老了,一五年底伤了一条腿,一七年底又伤了另一条腿。我知道他心里,还是想趁着好价钱多做一些,只是他的身体,在数十年如一日的疲累交织下,已经再难抵抗日晒风吹了,在热汗的浸渍下,早已如树皮般黝黑干瘦。

我想到这里,仿佛自己前面写的都是别人的爸爸。我曾在早年的诉说中,把我的父母亲想得琴瑟和谐,也许那并不是真实的记忆,而是我的潜意识里,本能地把一些自己不愿回想和面对的东西规避掉了,而让自己最想记下来的东西,在眼前回放。然而这就是我的爸爸,他有自己偶尔的坏脾气,有在妈妈看来过于专制的蛮横,也有他自己的固执和坚忍,但他作为一个父亲,无疑是称职的。

如今把一切铺展开来,才发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不同。”我不是说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幸的家庭,因为正是这样的环境,让我可以如此平静地去回望,去感受过往的爸爸和妈妈,去体谅他们的疲累,去体味他们内心处的焦虑和期盼。

爸爸没有假期。并不是说,“爸爸”像这世上所有的黑工厂雇佣的劳工,没日没夜干活,直到被压榨完最后一点劳动力,“爸爸”并不是劳动力或一个职业。而是说,“爸爸”并不仅是一个职业。也许这样说下去就会越来越乱,但“爸爸”就是里类似于职业甚至更为隐秘难言的东西,当然这是作为“爸爸”的角度揣摩的。

只是这种揣摩似乎没有丝毫效力。我还没有成为一个父亲,我也并不能真切地体味爸爸的内心,一个长者的内心。爸爸之所以不能停下来,不能给自己放个假,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如果把目光转向别处,我看见过其他有“假期”的父亲了吗?

似乎有,似乎又没有。似乎有,是因为有很多父亲,在他们还没到我爸这个年纪,就已经成为了“爷爷”,他们的工作重心,由最初的干活挣钱,变成了在家带孩子。这种明显的退居二线,似乎让我把握到了给爸爸放假的秘诀:无非就是赶紧结婚,然后快点生孩子,让爸爸和妈妈都停下来,不再为生计奔波。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的观点,所谓孝顺,就是早日结婚生子,成为一个家庭的顶梁柱,让父母从日晒风吹中退下来,回到家里带带孙子孙女,享享清福。

这样明了地面对一个复杂的问题,就像暗夜里忽然被一束强光打在身上,刺眼,并且手足无措。爸爸没有假期,并不是由爸爸决定的,而是由我,如果我真的体恤爸妈,就应该顺应这一自古而来的规律,瓜熟蒂落般了结这一切,把爸爸从这一场漫长的长跑中解救出来。我忽然感觉“爸爸”就像一场接力长跑,只要我伸手接过爸爸递过来的接力棒,他的这一角色便能暂告终结,一个新的角色将要附着在他的身上,如此,他才能进入那场期待已久的假期。我之所以说,这是他“期待已久”的假期,是因为我知道爸爸很想终结这一场疲惫的长跑,只从我毕业后,他便不时提醒我,要考虑自己婚姻的事情,他也希望我尽快完成从人子到丈夫,再到人父的转变。

可是,要将爸爸从这场辛劳的长跑中解放出来,真的像赛场上接过接力棒那样简单吗?并不是,我总是感觉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在我的愿望里,我想先准备好了再迎接那一个人,就像有些鸟儿,先奋力飞行,衔来草叶筑巢,再去求偶。我想要有足够的能力为她撑起一个家,而不是让她跟随我漂无定所,在这个世间受苦。

这个愿望多么理想主义。也许还有不合宜的大男子主义。但在我的愿望里,我愿意她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唯一的那个,这更增加了我寻找的难度。活到这个年纪,为什么还存有如此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呢,我有时候问自己,是真的不愿将就,还是真的无能为力?

每每面对爸爸的眼神和嗓音时,我就会谴责自己是多么无情!为什么这样一个单纯洁净的愿望,我就不能满足他呢,为什么我宁愿看着他继续疲累,甚至可能再伤到自己,却仍旧像一个局外人一样无动于衷?在冬天刺骨的寒风里,在夏日炎热的曝晒下,我多想叫他停下来,在家里喝茶,和妈妈说些闲话,做一些可有可无的事情多好。然而只是说,它的力量就太弱小了,无法改变任何东西,也无法扭转任何结局。

我常常能在电影里看见这样的镜头,一个人必须选择去死,才能挽救至亲的人。这仅是一个类比,我只是看中了里面的一种选择模式,也是最简单的非此即彼。生活的千万面孔,被撕下后,本质可能就是简单粗暴的。也许有让爸爸的长跑慢慢缓下来的途径,但这些都得由我自己摸索,我也始终知晓,倘若我不做出选择,爸爸依然没有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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