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 老

■李雅丹

松溪这镇子是一个千年老镇，像这样的镇子里，总有一些顽固不化的思想，比如说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每家每户必须要有一个撑门户的儿子，不然就遭人耻笑。按照这种说法，我奶奶是我们老穆家最大的功臣，因为她生了九个孩子，四个儿子五个闺女。我奶奶为此也感到十分自豪和骄傲，因为她那一排像门板一样的儿子们，还有她的五个眉清目秀的闺女。并且我的伯伯姑姑们每个都生了儿子，这样人丁兴旺的一户人家，多么舒畅。

只是我们家除外，我们家是我奶奶心头上的一根刺，梗梗在喉无法下咽。十六年前我妈生下了我的姐姐，我奶奶就开始忧虑，我爸爸是唯一的一个没有儿子的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计划生育了，我姐姐还领了独生子女光荣证。直到姐姐十岁的时候，当妇联主任的小姑搞到了一个生二胎的指标，于是就有了我。听我爸说我妈生我那天，下了雨，他预感是个女儿，果不其然。我奶奶的心病彻底成了一个死结，我爸最后终于成了一个孤老。

奶奶对着襁褓里的我说这姑娘真丑，这么黑，不如不生呢！我不知道婴儿有没有记忆，但是我跟我奶奶大概是亲近不起来的。我满月之后，她去了姑姑家，帮忙照看表哥，表哥上幼儿园。

我六岁这一年，奶奶被送到了我家，我也不懂她为什么会来我家，好像是从今往后，奶奶会在每个儿子家住三个月，像这样轮流正好四个儿子就是一年。

为了照顾我，我的外婆也住在我家里，她是一个瘫子。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摔坏了腿，没有钱给治，只好平日拄着一个凳子活动，因此她的背驼了，睡觉只能够侧躺着，脊椎弯曲得像一只煮熟的龙虾。所以我从小便知道瘫子和驼子是什么，后来我奶奶来了，她因为风湿性关节炎，手腕没有力，走路的时候手一甩一甩的，她是一个掰子。

我奶奶来我家的时候很风光，镇里人做什么都喜欢讲究一个“味儿”，这个味儿就是被人羡慕被人嫉妒的优越感，我很小就知道了，因为周围的人都喜欢“玩味儿”，连我们小孩子没事也喜欢吹牛打屁。我们家最大的“味儿”就是我的大伯，因为他当了官，至于是什么官我就不知道了。他看起来也很像一个国家领导，特别是他戴一副金丝边框的眼镜，眼睛架子上还有一根细细的长长的金链子，戴眼镜的时候细细的链子就搭在他的脖子上，脸颊两边晃着两根细致斯文的金链子，和电视新闻里的领导人一样，我觉得这才是“味儿”。在我们湾子里，没有哪个人是这样的穿戴，有这样的派头。

我奶奶坐着桑塔纳汽车来的我家。她的脸上全是皱纹，爸爸说她七十三了，老人就是这样，容貌都已经藏在千沟万壑里，不知道具体长什么样儿，只知道很老了。她穿着一件酱红的缎面棉袄，上面似乎还暗暗绣了花，斜襟别了块皱巴巴的手帕，跟这衣服有点不搭。她板着一张脸，看不出表情。但是我知道，她的脸上写着的是傲，后来回想起来，似乎还有一些别的什么情绪，但是现在叫我说我也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

奶奶和外婆住在一楼堂屋旁边的房里，中间用帘子隔开了。这个房间有一股腐朽的香气，雪花膏的味道和老人身上的那股衰朽的老气混合在一起。从床单到被褥，到床架子的木头里都渗透着这股味道。我倒是很喜欢这股味道，它浑浊但是却很安稳，是一种非常奇妙的香气，就像是寺庙里焚香一样又古老又萎靡。我跟着外婆睡，一张巨大的木架子床，常年累月地挂着一床白色的蚊帐。奶奶睡在靠窗户边，窗帘是一床许久不用的床单，已经被洗得菲薄，光总是从外面透进来。她的床旁边放着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她的药和一些大伯他们送来的罐头鳖精之类的东西。她有哮喘，每天到夜里就开始齁，大口喘气，声音好像是溺水的人拼命往上挣扎着吸气。我总是会被她吓醒，担心她一口气喘不上来，就此死掉。我并不想和一个死人睡在一间屋子里，于是我总很警醒。外婆的觉很重，她不会醒，沉甸甸浑浊的呼吸和奶奶的喘气在寂静的夜里像涨落的潮汐。

虽然住在一间屋子里，但怪的是奶奶从不跟外婆讲话，两个老人整日在一间屋子里演哑剧。

外婆的日子过得飞快，她手脚不灵便，整日就是在屋里或者大门口枯坐，或者给我读故事书，讲荞麦馍赶寿和苏三起解。不过我上小学之后就很少给我讲故事了。每天早上她都早早的起来，总说人老了觉少。我躺在床上，看她往脸盆里倒水细细地一点点地把脸洗干净，动作又仔细又温柔，然后均匀地抹上一种装在小贝壳里的面油。再来梳头，她的头发全部都白了，从发根到发梢都是雪白的，她把头发梳得油光水滑一丝不苟，挽成一个低低的发髻。我爸说，你看看你外婆，像是一个白毛女。但这并不影响我玩她的头发，这样编那样梳，玩完之后手上一层油脂。因为她驼背，没法自己洗头发，家里也没人有时间帮她洗头发。除非我姐姐放假回家心血来潮帮她洗洗。我喜欢替她掏耳朵，可以掏出一条长长的蜕皮，是耳道的形状，蜕皮上还有完整的肌肤纹理，让人有一种怪异的满足感。不过我给她掏耳朵的机会很少，因为有一次被我妈看到之后便不许我碰外婆，也不许我再同外婆睡在一起，她说外婆老了。在我妈的推搡与呵斥中，我才知道原来老在父母眼里是一种病毒，是不好的。

但是我的大多数时间还是跟外婆一起度过的，因为姐姐住校，父母整日忙于生计不在家，我和外婆两个人每日坐在二楼的阳台上，看前面山脚下一段公路上来往的车辆。她默默地看外面，我在一边数有多少辆车经过，有时候一天下来可以数到二十。没有车的时候我们看云看山上那些奇形怪状的树尖，山脚下路的两旁种满了高大的梧桐树，山上则是清一色的刺沙。我不知道它到底叫什么，我们这里人叫它刺沙，因为这个树长着坚硬的像刺一样的叶子，不管是新叶还是老叶子都是一样坚硬扎手。这种树的树皮布满鳞片，躯干笔直。那些掉落在地上焦黄的老枝是很好的引火材料，家里烧灶没有引子，妈就叫我去山上捡一大把，燃起来快且旺，只能引火不能当柴。我和外婆一起度过了无数个像这样荒芜寂寞的下午，光阴都空了，我不记得我同外婆说过什么，聊过什么天，只记得那无数个缄默寂寞的午后，它们像是一双双空洞的大眼睛，凝视着我们。我没有想过上学之后，外婆在家时如何过的，或许有我没我，她都是一样，悄无声息地捱过时间的流逝，反正时间对她来说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她已经足够苍老，苍老到不需要食物和空气以外任何额外的东西，比如尊严。

奶奶却和外婆不一样，她每天下午都会慢慢踱步，穿过家门口的一个臭水塘，到对面一户人家里略坐坐，那个老人同她曾经相熟，她和那一家的老太太总是在门口的大槐树底下坐着说说闲话或者抹一种玩法很是复杂的纸牌。我奶奶虽然并不识字，但却认识纸牌和钱，也会算账，一注一注的牌算得清楚得很。我有时也跟她同去，因为她如果赢了钱，会给我买一根雪糕。但我不常跟她去，因为那一家的老太太住在几间矮房里，屋子里黑漆漆的，开门就是一张床。奶奶总是叫我进去喊她出来，我总闻到一些不好的味道，心里十分害怕与嫌弃。老太太起身困难，过好久才动弹一下，我总疑心她在那黑漆漆的床上，随时会死去。

奶奶她有退休金，大概每月二三百块钱，不过存折并不在她手上，在姑姑那里。在女儿眼里，天底下的儿媳妇大约都想图谋婆婆的钱，也有可能是她们以己度人。所以我的几个姑姑姑妈都在这方面把持得很紧。奶奶的财产不只这一笔退休金，她还有一双金耳环，一对变了型的金圈圈挂在耳朵上，金黄色的耳环和她酱黄色皮肤交相辉映，难看的同时还有一种奇异的和谐。金耳环金戒指这种首饰，对老人而言，并不是为了多么好看，而是儿女孝顺的徽章。这双金耳环是我的大伯买给奶奶的，四围八邻的老人里，只有她有。相比我那一无所有全靠女儿施舍的外婆来说，她真的是有底气多了。她是一个多么有“味儿”的老人，手头上有钱可以打点小牌，并且还有一对金耳环。难怪很是瞧不上我外婆，明明生了儿子，却要女儿养老。

不过，我知道，她不快活，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或者算不上秘密，因为没什么价值。奶奶来家之后我从没见她笑过，她的脸像是木刻的一样，僵硬，深刻。她的皮肤是一种棕黄色，眼皮子耷拉下来，很多时候都不知道她在看什么。或许什么也没有看。不过没有人在意她快不快活。我的叔叔伯伯们都各自有家有口，即便是逢年过节也难得见一回面，只有在争论奶奶的归属的时候他们才会凑在一起争个脸红脖子粗。

奶奶来我家的第三个月，天气已经转冷接近年关，她也不再出门，比以前喘得更严重了。那一家的老人，听说已经起不来床了。这样的传闻我仅凭想象都会害怕，一个老人在那间漆黑的小屋子里，一躺一整天，无法动弹，想来也离死不远了。虽然奶奶病重了，但是家里人视若无睹，没有人带她去看病。她只有每天捡几个橘子放到炉子边上炕焦，橘子的皮被炭火熏黑，变硬，散发出一种焦酸的味道。听说这种橘子可以治疗哮喘，她就吃这种橘子。她的牙齿早就掉光了，只剩下牙床，一点点地把橘子在口里碾啊碾啊碾。但是这种土方子往往都是不怎么凑效的，她喘得更严重了。每天夜里就像一条从水里捞到岸上的鱼，我不明白为什么空气这么多，为什么奶奶会呼吸不过来呢？

她总是叫我妈给她的儿女们打电话，告知她的病情，叫他们回来看自己。但是我们家并没有安电话，每次打电话都要去借别人家的，若非有要紧事，妈是不愿意平白欠别人一个人情的。姑妈在电话里说我奶奶这个病一到天冷就会发作，看起来凶险，其实年年都是这般，并不要紧的。

等了许久，也不见人回来，终于奶奶等不住了，给我一块钱，叫我去小卖部给她打电话。许诺打完电话剩下的钱便都是我的，我走在前面，她颤巍巍跟在后面，拄着我大伯从峨嵋山给她带回来的拐杖。

打给哪个，奶奶？

每个都打。

我对着电话簿，一个一个地拨号，打完了八个电话，接通的只有一个，大伯家的保姆，一口外地口音也不知道听懂了没有。我看看奶奶，她转过身去，小卖部里吵吵嚷嚷的，公用电话的这个角落却格外安静。

奶奶也没再叫我妈打电话了，整日坐在大门口晒太阳。她和外婆两个，穿着一层又一层的衣裳，棉裤。冬日的阳光撒在她们俩身上，像是把她们从哪个故纸堆里扒出来似的，樟脑丸的气味四散在空气里。人老了，不仅睡眠变少了，言语也少了，或许是无话可说。

黑瓦片一层层的盖下来，底下是淡黄色的土墙，门框都要朽坏了，门上的门神褪了色。这个老屋在我们家的前头，与我家隔了一个臭水塘，住着我奶奶的老熟人，她的儿子在我们家的后面起了一栋楼房。如今门口的荒草已经长过了膝盖，前几天，老太太把自己吊在堂屋的横梁上了。我总是在想一个起身困难的老太太，是如何把自己吊在横梁上的，得费多少劲啊。而我便从此以后总能看见对门人家堂屋里晃动着一条黑影，尽管他们家那扇破木门紧紧关着，但我的视线似乎能穿门而过，像一个缓慢的钟摆，在半空中晃啊晃啊。隔壁左右的人都说这一家的媳妇不孝顺，自家包饺子吃，却不给老人送，住得这样近，家里楼房那样大，却让老人住破屋子。但没一个月，流言便消散了。

照这样看来，我爸妈对奶奶和外婆算好的了，毕竟也不曾赶她们出去呢。

但是我奶奶还是没有想开，哪怕她的境遇比别的老人强许多。她的病并没有像姑姑们说的那样轻描淡写，她渐渐起不来床了。每日躺在床上喘和咳，手帕里总包着浓痰。她同我妈说，桂圆有效她曾在伯伯家里喝过一次便不太咳嗽了，我妈去买了桂圆与她泡水喝，可并不起作用。她托姐姐去给姑妈说她病了，要他们回来看她。可姑妈们说奶奶是装的，每年都这样闹几回呢，并让姐姐去找伯母婶婶，说媳妇照顾婆婆天经地义呢，婶婶们却说小孩别掺和大人的事。

姐姐很是为难，也没有同奶奶讲，还好奶奶不再追问。她躺在床上，姐姐替她洗澡擦身，我替姐姐提水。这一年我六岁，姐姐十六岁。我第一次观看一个老人赤裸的躯体，松弛的皮肤上布满了斑，姐姐说那是老人斑，人老了都要生这种斑。我喜欢捏奶奶的胳膊上的肉来玩，松松的耷拉下来。我总在想老人是不是骨头会萎缩，因为奶奶光着身子坐在脚盆里时，却像是一个瘦架子上挂着瘪肉呢。她年轻的时候必是饱满的，像我的所有姑妈们一样，有滚圆的胳膊和腿。姐姐替奶奶梳了头发，用发箍箍好，干干净净整整洁洁，还给她换上了一件比较新的棉袄。她来的时候便是这样穿的，这一天是腊月二十四过小年，她瞧着挺高兴，将自己一对金耳环硬要塞给姐姐做嫁妆，姐姐不要。随后她便做了一件令人大吃一惊的事，她趁着无人摸到门口的台阶上跳了下去，压倒了我妈在底下种的一厢红菜苔。整个人蜷缩在地上，头上沾了泥。我想她是没有力气，如果有力气怕不是要跳塘呢。虽然这台阶不过一米多高，但是对我奶奶还是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她瘫在床上动不了了。

我们家的腊月就像是厨房里结满了油烟的灯泡一样，悬在空中散发着低沉晦涩的光。奶奶在大年三十的夜里病危了，爸爸借了两千块钱，找医院上了一个氧气瓶，可是有什么用呢。

大年初一这天，趁我妈不注意，我剪了一个百事可乐的塑料瓶，想要把它做成一个笔筒，我姐他们经常编。我坐在地上，一心一意的做手工，剪刀钝了，剪得分外艰难。楼板底下，突然爆发出一声激烈的哭声，那是我姑妈，我知道，奶奶死了。

她死后妈给她洗了澡，换上了寿衣，脸上还擦了粉，很像一个电视剧里的老封君呢。她的痰盂，手帕，拐杖都靠在角落里，我外婆也坐在房间的最里间自己的床边。二姑妈跟妈说，怎么你们家还要姑娘养老送终啊。我知道她们早看我外婆不顺眼了，可不明白，外婆并不曾吃她们家一口饭，是怎么妨碍到她的了。

奶奶躺在堂屋的中央，点了一碗长明灯，今晚孝子贤孙要守夜呢，他们支了一张麻将桌，预演上通宵的守夜。吊唁的人络绎不绝，送来的奠仪，全是一床床的被子。整整齐齐花花绿绿地堆满我家一个房间。房子外面堆满了花圈，家里人来人往的。堂哥堂姐表哥表姐们在楼上屋里打扑克，叔叔伯伯们跟来客寒暄，姑姑姑妈们坐在一起嘀咕一阵便哭一气，哭一气便嘀咕一会儿。整个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热闹非凡。我同外婆坐在房里，对面那张空床上，我奶奶的余温大概是散了吧。结果夜里守夜时姑妈们吵了起来，说奶奶的金耳环不见了，并且存折也没有看见。二姑妈说，这对金耳环，奶奶已经许了她，小姑姑说，奶奶的退休金自己并没有拿，都买药看病用光了。房门被踢垮了，伯伯说要拿刀剁死大家。我一个人跑到堂屋里去，一枚电灯泡悬在空中，好亮啊，一百瓦的灯泡呢。我看见我奶奶睁着一对眼睛，僵直的平躺在地上。我伸手去抹了抹她的脸，一个死去的老人苍白而僵硬的面孔，最后一口热气呼完，凉意便从脚跟子底下爬上来了。

奶奶死后没有十天，爸妈吵了一架，爸爸把外婆送回舅伯家，我家一个老人都没有了。那天我上学去，下午回来外婆的床便空了。我再也没见过外婆，直到三个月后，她也和奶奶一样，侧躺在舅伯家堂屋的地上，换了寿衣，戴了抹额。她的背还是高高的隆起，雪白的头发梳成一个低低的髻。我便知，从此无人给我讲故事，也再不会听到深夜里骇人的喟叹。

死亡就是来的这样仓促平静，尤其是一个人活到没有太多意义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