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中日关系的虚像与实像：满蒙文化协会与大连中华青年会

曹萌 南开大学

有关1920年代中日关系之研究当前主要集中于“二十一条”及青岛问题的中日交涉。在日本对华政策上，平野健一郎认为，以1923年为界，中日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从政治冲突转向文化上的对立与竞争；服部龙二以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为研究对象，认为北京政府前期着重“革命外交”，在1925—1928年展开了修改条约为主要目的的外交活动。纵观1920年代中日关系研究，有关中日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对立之研究并不充分，呈现出单一侧视角的特点。例如李莹、李振鸿的《‘九一八’前的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研究》，详细表述了日本1920年代在满洲地区进行文化侵略的步骤，并列举了日本方面建立的机关。而中国方面，则主要集中于对大连中华青年会及傅立鱼的研究。

一、一战后日本对满蒙的“经营”

日本在东北的活动可以追溯到日俄战争后签订的《朴次茅斯条约》，俄国将旅顺、大连湾及附近地区领土领水租借权，以及其他特权、租借地的产业和长春、旅顺间铁路及其支线转让给日本。此后日本便在满蒙地区展开活动，1905年设立关东守备司令部，1919年改称“关东军”；1906年设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除铁路运营之外，满铁逐步发展为对满洲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侵略活动的总机构。对满洲的业务也逐步从铁路、煤矿扩展至情报搜集、教育、科研等方面，开办了分别对中国人和在满洲地区的日本人的学校与研究机构等。一战后日本在满洲地区一系列活动引起国际上的不满与质疑，同时由于日本转变外交策略，放缓强硬态度，于1920年在满洲成立了“满蒙文化协会”，在文化方面宣传“满洲开发”的“真相”。

二、满蒙文化协会的创立

1920年7月1日，满蒙文化协会（以下简称“满协”）在大连宣告成立。“满协”可以追溯到1913年的日本的民间组织旅顺土曜会，由“旅顺的有志者组成每月周六一次，讨论对满蒙及中国对策，交换意见及发表研究成果的会议。”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妄图扩大在东北的权益。为适应这一时期的在华活动，“成立对满蒙鼓吹宣传之机关，旅顺周六会扩大规模，成立了满蒙研究会”。至1920年7月在大连新成立了满协，满蒙研究会解散，原会员全数作为新会员加入满协。

满协成立之主要目的是为日本对满蒙的开发进行调查，同时兼有鼓吹和平，宣传满蒙文化政策。1922年满协发布招募会员广告时，指出协会成立之缘由为“了解满蒙的过去及现在之真相”、“设置一个发表真相的权威的、统一的机关”、“以满蒙及东俄的文化开发为目的……对满蒙、东俄进行正确调查及宣传；依据满蒙东俄的委托进行调查；出版满蒙、东俄相关书籍等”这一组织职能由对华政策研究调整扩大到文化开发、宣传，尤其是在思想文化层面对中国人进行淡化国家意识的宣传教育。

满蒙文化协会随号称是民间的文化机构，但从成员构成与运营内容观察，体现出了其作为日本文化宣传的“国策机构”之性质。满协的组织领导者多由满铁机构中的高层出任，并且在层级上几乎与满协重合。1925年时任满铁总裁的后藤新平兼任满协总裁，其中的会长、副会与常务理事等职都由对应满铁要员兼任。

作为“以满蒙及其接壤地方文化开发为目的”的宣传机关，满协具体工作为以下四个方面：

1调查机关，收集有关满蒙各方面资料，并且提供适确公正的调查材料，同时对向满蒙投资的企业提出计划，引导其经济发展。

2介绍机关，开办各种研究会及演讲会，无偿提供有关满蒙之资料册、海报、活动照片，开办展览会，并且举办一系列介绍满蒙相关情况的活动。

3出版事业，宣传机关每月发行一次邦文会刊（笔者注，日文）《满蒙》，中文会刊《东北文化月报》，每年发行一次《满蒙年鉴》，出版各方面的权威调查、研究资料等，并且出版各种关于满洲的文献、有益的调查图书。

4旅行导览，为组织广泛包含日、中国人的观光团，在满蒙以及中国各地的视察旅行车提供所需一切便利。其中，调查是满协的主要业务。满协与满铁的庶务部调查课、各部下属调查课共同展开对东北地区的调查。1921年8月开始，满协承接了之前由满铁调查课负责的业务，调查结果发表于满协会刊《满蒙之文化》。在内容上，满铁调查涉及到中国东北地区、俄国等地的地方农业、矿产及商业经济；与美国、俄国等国家的外交及商业往来；吉林、长春等地方政治制度史与发展史等等，为日本在旅大地区开展殖民活动及满蒙政策提供了十分详尽的参考资料。

此外，满协还积极联系中国知识分子，多次举办与日本本土、中国方面知识人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尤其是在1920年代前期与大连中华青年会及其成员之间频繁互动往来。

三、大连中国青年会

日本在满蒙的文化经营及教育活动极大的扼杀了旅大地区关内的联系，而此时的旅大地区只有几处中国人开办的小学，中文报刊仅有《泰东日报》，泰东日报的编辑长傅立鱼有感于当地汉语教育的缺失，“大连我中华青年，向无集会修养之机关，孤陋寂寥，不知不觉间品行堕落，学业失修者比比皆是。……世竞日滋，青年人格之助长，愈不容已”号召建立中国人的教育机关，并且联合中国商人出资，于1920年5月30日借大连敷岛町日本基督教青年会馆召开第一次发起人会议，一致同意建立“大连中华青年会”。

1920年7月1日大连中华青年会的成立大会在大连商业学校召开。翌年，为专心青年会事务，傅立鱼辞去《泰东日报》编辑之职，专注会务，两年后创办青年会会刊《新文化》（次年更名《青年翼》）并且联系中国商人办中小学校及夜校，以保障旅大境内的中国人之教育。开展的活动主要为：1、兴学育才，创办昼、夜学部发展青年职业教育、开办演讲活动普及文化2、开展民族体育活动，先后成立了武术班、游泳队、足球队、乒乓球队和棒球队，并且定期举办运动会，青年会兴办图书馆，订阅国内外著杂志、报刊，扩展青年视野。3、联合其他团体，大连青年会的活动也促进了其他团体的建立，1922年2月至1924年7月大连相继成立增智学校、觉民学校、三一学校、沙河口工学会等。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傅立鱼等人为了响应革命，于1924年联合大连中华各个团体，在7月成立了“大连中华团体有志联合会”，在大连地区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组织活动，定期举办各种集会，联合会的政治性愈发明显。

四、橐吾与傅立鱼——两种知识分子眼中的中日关系

1922年，满协决定发行中文会刊《东北文化月报》，并聘请中国人橐吾担任主编。《东北文化月报》的内容主要包括插绘、言论、专载、海外事情、远东汇闻、杂俎以及协会记事等。内容一般是主编橐吾与报内学人的时论感想、满铁调查资料的翻译、日本及中国人之研究成果；“海外事情”及“远东汇闻”占会刊的主要篇幅，内容上主要为中外教育、文化方面的时闻；杂俎业主要登载满协成员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

《东北文化月报》主编橐吾本名为杨成能，杨成能曾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后经教育厅长谢荫昌与满铁所长镰田介绍担任《东北文化月报》的主笔。由于《东北文化月报》的运行资金及相关工作人员并不多。主编橐吾一人身兼主笔等多职，为会刊撰写卷首、自己的研究、小说，甚至负担填补空栏的“漫笔”、“余兴”。橐吾时期的《东北文化月报》充分体现了他对处理中日关系的态度。

对日本使用“满洲”一词，橐吾认为十分不妥。满协日文会刊名为《满蒙之文化》，筹办中文会刊时，橐吾主张用“东北”取代“满洲”，他认为 “满洲”既不符合当下的中华民国，同时也在民国政府行政区划与所属上界定不清，“盖满蒙者，连结满洲蒙古两名词而成立之一箇名词也，惟是内外蒙古。虽仍为通行之名称。而满州之疆土，则曰奉天，又曰盛京，曰吉林曰黑龙江。合而言之曰东三省。时至今日，无有袭用满洲者。”而 “东北二字，在三省方面，乃如日之朗，如霞之燦，如福禄寿喜之迎年吉语”，表明对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政府之认同。

1926年满蒙文化协会更名为“中日文化协会”，橐吾对此有很高的评价，认为“虽不可谓神圣之敏悟几先。要不失为中资之可与适道者也”。在橐吾看来，此次日本弃用满洲是对当下中华民国政府统治的中国的认可，是对民国政权的承认。橐吾将满协的举动作为观察中日关系的风向标，体现了他在认识中日关系上的片面性 。

傅立鱼则在大连中华青年会创立了会刊《新文化》，也提及满蒙所属及其称呼问题，他在发刊词中强调：“东三省的人民是中华民国的人民，东三省的土地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从两会刊的登载内容上看，橐吾本人极力避免谈论政治，《东北文化月报》中鲜见1920年代中日间突出的学生运动、新思想以及反日风潮的报道；主要板块“海外事情”与“远东汇闻”内容也多是国内外教育、文化方面的新闻，而杂俎文学板块，诗坛多作古文诗。

傅立鱼则十分强调新思想新政治思潮的重要性，认为“新文化为何而作乎，曰、为开化而作也。夫文化之于人类，如血液之于人身，新陈代谢，循环不忽。乃得保有其生命。”“本杂志号称新文化……要而言之，所谓新文化，对于各种问题，皆有一定之态度，独立的主张”。他认为须谋东三省文化之发展，谋东三省文化之独立，才能保证东三省之中华民国领土。因此《新文化》上登载的文章，也多是从上海、广州、北京、武汉等地征来或转载国内外报刊。内容首要为时政评论，风格论点鲜明，如朱枕薪介绍共产主义的译作《俄罗斯之赤心》、吴云译的《苏俄之新印象》；汪精卫《“和平”、“奋斗”、“救中国”》、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胡适的《新文化运动》。

可以看出，《东北文化月报》虽由中国人主办，仍然不出中日间传统文化交流的范围，而不谈政治与新文化，一方面归因与橐吾个人的文化态度和对日认识的局限，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日本对华文化政策的性质；而《新文化》则色彩鲜明地作为宣扬解放思想的刊物，对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中国青年求知、了解新思想新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五、满协与大连青年会的交流

满蒙文化协会在“鼓吹和平，中日提携”的对华外交政策下成立，成立初期与大连青年会相安无事，常合办文化活动，例如开办研究会及讲演会。满铁庶务部社会课开办的夏季大学也时常与之合作，邀请日本及中国的学者在满协开讲演会。笔者从有限的协会中文会刊资料《东北文化月报》及其他史料中得知，梁启超、胡适、吴宓等学者都曾受邀进行过演讲。

1924年7月25日至7月31日，满铁邀请胡适作为庶务部社会课开办夏季大学的讲师，赴大连进行演讲。

关于此次的大连之行，在胡适日记中并未见细节，仅在1924年7月25日胡适到达大连时写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有提及：

昨晚七点十五分到奉天，有奉天的满铁事务所长吉武君来迎接……

早饭后，他们已把医生户谷银三郎请来，给我诊察。他诊察很仔细，他说一次诊察还不够，须作第二次诊察。约了下星期二上午再诊一次。

为了邀请胡适前来演讲，满铁专门派出户谷银三郎为其诊察。户谷银三郎满铁病院第一任副院长、第二任院长，曾为孙中山诊过肺结核。胡适受到了日本方面很高规格的接待，由此可看出日本对中国知名学者的重视，也体现出满铁邀请在中国学者开办讲演会，对宣扬中日友好、文化交流之舆论之重视。

胡适在大连五日，由于其日记中并未见详细记载，仅知道他一共做了四次演讲。除满铁夏季大学演讲《革命后之中国思想发展史》，在满蒙文化协会演讲《当代中国思想》，同时也受到傅立鱼之邀请，在青年会演讲两次《新文化运动》。

在满铁的演讲中，虽然题为《革命后中国思想发展史》，事实上提出了对国际关系与中日关系的看法，他认为“国际间的冲突最终将导致破灭，日本一战以来对中国的侵略导致了华盛顿会议上中日之间的冲突，中日两国的矛盾与对立不断表面化，中国反日运动愈演愈烈。日本须注意与中国之间的协调，思考中日关系的走向。”胡适还强调区分“统一的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国家主义”，他认为国家主义本身是一个中性词，而国家发展的方向和动力决定了这个国家主义的性质。挽救中国危亡需要的是“统一的国家主义”，而 “军国的国家主义”有需有所警惕。

同年10月，吴宓也受到满蒙文化协会的邀请赴大连进行演讲 。10月18日吴宓在满铁博物馆演讲《人文主义论》，“均用国语，而由都甲君口译为日语，听众日人约五分之二”。19日在大连青年会演讲题目为《青年修养（道德）之标准》，20日在满协演讲题目为《白璧德之人文主义》，虽然未见演讲内容之记载，但吴宓在日记中纪录了演讲时的情形：

……听众已集，约三四十人。日人居四分之三，其中甚不乏博学深思之士，年皆甚长。予以英语讲……下村君为予逐段译成日语……

他注意到日本听众中“博学深思”之人；结识了日本汉学者松井鹤崎，评价其“汉学家而醇然儒者也”，还认识了诗人田冈正树。在吴宓离开大连时，他收到了大连中日诗社组织的《辽东诗坛》、田冈正树的《淮海诗抄》等赠书。对此番受到的热情招待“甚可感也”。

事实上吴宓对满协这类活动的意图以及满铁和满蒙文化协会在大连的实际目的与情形有所感触，最初吴宓接受旧识杨能成之邀请时，他在10月14日的日记中说到：

……见其中颇有傀儡标榜、热闹逢迎之意味……而大连及本城报纸所载此新闻，于予等之志行地位，未能确到所以，而捏造履历，如文学博士等。誉过其实，智者见讥，闻着怀惭。心殊不快，又不能不如月前往。后此遇此类事，当慎之于始也。

吴宓在报纸上有关此次演讲的预告，尤其文中编造他为文学博士，感觉有“傀儡标榜，热闹逢迎之意味”，他对此协会的邀请也心存疑虑。

在参观了满铁事务所时，吴宓感觉“其规模甚宏，俨然一殖民地之政府也。”。离开大连时，他还收到了满铁会社赠“各种说明书、成绩报告及章程”，满协举办的邀请中国学者开办演讲会等文化交流活动意图在国内及国际上营造“中日亲善、文化提携”的气氛，目的仍在鼓吹宣扬中日提携。

满协与大连青年会在1920年代时常有文化上的往来，但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十分独特，一方面有组成人员上的交叉，例如大连青年会会长傅立鱼也曾任满协会务委员，参与筹办一系列文化活动。同时满协中的日本汉诗爱好者组织的浩然诗社与大连的中国嘤鸣诗社也时常在年节时期组织飞殇联咏，成员间的彼此赠诗唱和也都登载于会刊，诗文内容多为赞颂中日亲善。另一方面，无论是《东北文化月报》的橐吾，还是傅立鱼，在参与满协事物和中日交流中，都保持自身的民族立场，傅立鱼在满协的任职和活动也为大连青年会发展争取了相当的环境。到1920年代后期，日本对华侵略日趋扩大，大连青年会的政治性质也越发明显。1925年“五卅惨案”时期，青年会成立了“沪案后援会”，并为惨案的殉难者组织召开追悼大会，此次活动遭到日本方面的反对。此后日本便日益限制大连青年会的活动。

六、结语

满蒙文化协会与大连中华青年会在1920年代初同时成立，两个协会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尤其是邀请中国的“名士”进行演讲活动，客观上增进了中日之间学人私下的学术往来。

而事实上，满铁、满蒙文化协会是日在华扩张侵略的国策机构，邀请中国名士一方面为营造出一种文化交流与和平友好的景象，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这个机构设置的根本目的在于为日本搜集情报同时，从文教方面对殖民地进行怀柔统治，在国际上营造出文化提携之假象。中国对此也抱有相当程度之警惕。

此后满协扩展为日中文化协会，进一步为日本的对华政策服务。而大连青年会则在1934年解体，事实上在1927年大连青年会便陷入了发展的低潮期，傅立鱼也被从大连驱逐出去。满协与大连中华青年会各自前途命运客观上也体现出了中日关系的走向，这正是当时中日关系的虚像与实像。

注释

1.关于大连中华青年会，有周玉佼《大连中华青年会研究（1920—1934）》，河南师范大学，2013.5；涉及到傅立鱼，研究集中于他在泰东日报任职时期，林雪，《傅立鱼与<泰东日报>研究——以1918—1928年为例》，渤海大学，2016.6；张晓刚、张琦伟《金子雪斋与傅立鱼合作时期的<泰东日报>》，《日本研究》2012.第4期。

3.同上。

4.関東長官官房文書課 編『関東長官官房文書』1925，718－719。原文为日文。

5.関東長官官房文書課 編『関東長官官房文書』1925，718－719。原文为日文。国立国会図書館Ref：000000590205

6.《大连中华青年会发起旨趣》《大连青年会活动记事1920—1928》《纪念大连中华青年会成立七十周年 大连中华青年会史料集》，第296页。

7.《纪念大连中华青年会成立七十周年 大连中华青年会史料集》第18页。

8.橐吾《本协会改易名称之意趣》，《东北文化月报》第五卷，第十一号，1926年十一月号。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东北文化月报》第八册，第3416页。

10.胡适日记中关于1924年的记载仅存1月，1925年补1924年的年谱中也仅记载“在大连做了四次演讲”。

11.胡适日记《一九二四年的年谱》（《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卷》，第203页）中记载，《当代中国思想》后来被胡适作简要修改翻译成英文《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在北京文友会又进行了一次演讲，但演讲稿也未见收录。

12.吴宓，《吴宓日记（1917—1924）》，第305页。

13.吴宓，《吴宓日记（1917—1924）》，第302页。

14.吴宓，《吴宓日记（1917—1924）》，第305页。

15.吴宓，《吴宓日记（1917—1924）》，第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