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而百虑之群己之辨浅析

韩春海 上海师范大学

冯契（1915~1995），原名冯宝麟，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底蕴与造诣极深，创造性地建构了中、西、马融合的“智慧说”哲学思想体系，深刻揭示了中国哲学精神的特点。其代表作“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和“哲学史两种”（《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反映了其理研究的高水平，至今仍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与价值。在其近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跋涉中，冯契既经历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浸于中国的智慧长河。而对人类认识史的沉思与反省，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及时代问题的关注。从早年到晚年，冯契以始于智慧又终于智慧的长期沉思，为中国当代哲学留下了一个创造性的体系。以智慧的探索为中心，冯契的哲学思考涉及中国哲学史，认识论，价值论，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等，各个领域。冯契对认识论作了广义的理解，认为它包括以下四个问题：第一，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第二，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理？第三，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第四，人能否获得自由？或者说，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养？认为，它不应限于知识论，而且还应是研究智慧的学说。按照冯契的理解，广义的认识过程，包括两个飞跃，即从无知到知的飞跃和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由无知到知的过程，发端于实践中获得的感觉，这种感觉能够给予客观实在。冯契认为知识经验领域无非是以“得自经验者，还自经验，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由此形成了知识经验。经验知识，涉及的是名言之域，在冯契看来，认识并不限于经验领域，他同时指向性与天道。如果说认识论的前两个问题主要关联着经验知识，那么智慧，则更多地涉及认识论的后两个问题，及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而关于道的真理性认识又内在的关联的人的发展，后者便展开为自由的人格。冯契肯定，逻辑思维能够把握具体真理，人能够在有限中认识无限，在相对中揭示绝对，而这一过程，即表现为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

对知识和智慧关系问题的探索所得的结果，就是《智慧说三篇》。三篇著作各具相对的独立性，又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是其主干，而《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与《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是其两翼。第一篇的主旨在讲基于实践的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特别是如何通过“转识成智”的飞跃，获得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第二篇主旨是讲“化理论为方法”，第三篇的主旨是讲“化理论为德性”。冯先生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中对认识论作广义的理解，不仅把认识论看成是关于知识而且是关于智慧的理论。文章是着重谈关于智慧的学说。从智慧这个角度来考察认识论，讲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交互作用中“转识成智”和培养自由人格。冯契先生，在反对独断论和相对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一致而百虑”的思维矛盾运动。并通过群己之辨、群体意识和个别精神等章节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在反对独断论中，列举了孔子“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孟子“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说他们都很自负，以为自己所把握的“道”，就是治国平天下的唯一正确道路。并引用戴震批评的话“凭在己之意见，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进行批判。冯契先生认为这种独断思想是要不得的。而另一种观点《庄子·齐物论》中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以为是非无法辨明，各种意见的分歧是没有办法明辨清楚的，这种论调就倒向了相对主义。对此，墨家从形式逻辑做了批驳，就是《墨辩》所说的：“谓辩无胜，必不当。”而荀子进一步从辩证法的角度阐明了“辩”的本质。“不异实名”即辩论中不能偷换概念，要遵守同一律。辩说要有正确的态度：“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就是说，论辩中一要出于仁心，与人为善，帮助别人；二要虚心学习，听取别人的意见；三是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不参杂一点私心。荀子说：“君子必辩”（《荀子·非相》），对辩论抱着乐观的积极的态度，富于辩证法的精神。和荀子相比《易传》比较有宽容精神，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就是说思虑的展开表现为“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矛盾运动。人们在认识过程中通过意见的争论，达到了一致的结论，通过不同途径达到了共同的目标，而“一致”又产生“百虑”，同时又引起不同的意见分歧，于是又有新的争论……由于这样的“一致”和“百虑”的循环往复运动，认识就表现为不断的产生问题，又不断的解决问题的过程，而人类的整个认识过程就是由无数的“一致”和“百虑”往复，错综交织成的前进上升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也自然而然涉及群己之辨。群己之辨古已有之而且包含涉及好多领域：杨朱“为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墨家“兼爱”，“爱无差等”；孔子讲“推己及人”。这些都涉及群和己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也早已注意到人们在社会中生活，用语言、文字交流思想，展开不同意见，观点的争论，这也涉及我与他，己与群的关系。因为进行论辩时，认识的主题不仅是我还有对手，而我与对手又都在群体之中，这样我们的论辩能否达到一致呢？庄子以为不可能也不必求一致。因为百家“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而《易传》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肯定了通过争辩，能够达到一致的结论。同时冯先生强调，达到一致，被公认也不一定是真理，因为“时移世易”，时间，空间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中。冯先生为更详细的阐明群己之辨，着重论述了“群体意识与个别精神”。群体意识是指社会心理，国民精神，阶级意识的。而个别精神指各有个性特点的精神主体。这些精神主体总是一个一个的个体，这些独特的个体，又不能离开群体而存在，只有通过群体的活动和交流，这些精神个体才能自在而自为的得到发展。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的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冯先生指出这里讨论的“共性”与“个性”就是指群体意识和个人心理（个体精神）。梁启超强调共性离不开个性，个体离不开群体。就像我们每个人因生长环境，受教育不同等而千差万别但是作为共同的中国人，大家又都具有中国人的国民共性。总之就是“个别精神与群体意识是不能分割的，精神主体有其独特个性，同时又表现了群体意识。群体意识与个别精神两者相互联系，又常是矛盾着的”1冯先生在此鼓励有个性的精神主体有勇气和魄力打破旧有的条条框框能提出引领社会的新观点、新理论，同时强调群体意识形成以后存在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可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也可能在社会变革的时期，阻碍社会的发展。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精神主体要同时代精神相一致，才是真正自由的，要通过个人的自由思考、通过群众之间的自由讨论，使先进的群体意识为更多人掌握，认同，这就需要在讨论中自尊同时也尊重别人，这样夫获得一致的结论，先进的群体意识就能成为群众的共同的指导思想。

冯先生在文章中大声呼吁思想家、理论家要有一种生生不息的活力，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敢于冲破固定的框框，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要求首先掌握前人的体系化的基本理论，同时需要培养一种自由讨论的学风，互相批评，互相切磋，使人们敢于怀疑，敢于创新，敢于自由思考。把以上两者结合起来，理论才富有生命力。而中国数千年来的民族文化传统之所以能持续地发展，就在于它体现了一致而百虑的规律，在群己之辨中既能兼容并包，又能自我批判，于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断的自我完善，持续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