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的可能与诗歌现代性
——从“辽宁诗歌档案”谈起

景立鹏

当我用几天时间读完《天津诗人》2018冬之卷“中国诗选·辽宁诗歌档案”诗稿时，我再次深深感到，诗歌批评的终点不是简单评判诗歌的高低优劣，而是追问这些鲜活的生命向我们提出了什么问题。而我们又能对它们提出什么问题。这双向的提问也许才是打开诗歌大门的金钥匙。就这部诗稿而言，我首先感受到的是那强烈的抒情意志，以及在这一意志支配下呈现出的众多诗歌面孔。不管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还是汉语新诗中，抒情都是一个重要的诗学命题，甚至被当做诗歌的基本特征。在汉语新诗语境中，抒情所关联的问题丰富而复杂，而这也正体现了汉语新诗抒情的现代性。

一、抒情的维度与限度

“抒情”，作为一个西方的诗学范畴，早在新文学之初就被引进到中国，运用到中国文学的批评研究中。关于抒情理论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美籍华人学者陈世骧、高友工、王德威等人。陈世骧认为，中国文学中存在着一个漫长的、整体性的抒情传统，而高友工则把这种抒情传统深化、扩展为一种中国文化精神。他们的影响巨大，但也饱受质疑。李春青在反思陈世骧、高友工等“中国抒情传统”论时提出历史化、语境化的问题。可见，抒情的可能性往往与现代性问题纠缠在一起，它既是诗歌内部话题，更是一个敞开的美学命题。而王德威也强调“抒情传统所召唤的历史意识必须持续与时空经验里的——而非只是本体论的——‘当下此刻’相互印证。”①也就是说，抒情与现实感和历史意识并不矛盾，而恰恰是建构历史、触及当下经验的一种方式，“通过声音和语言的精心建构，抒情主体赋予历史混沌一个（想象的）形式，并从人间偶然中勘出审美和伦理的秩序。”②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对当代汉语新诗抒情特征的考察与思考才能更具切实性和穿透力。

从这个层面考察《天津诗人》2018冬之卷“中国诗选·辽宁诗歌档案”中这些作品更能从中发现其抒情的现代性和历史意识。不管是对地方景观的倾情吟诵，还是对故乡田园牧歌式的缅怀，又亦或是对个体生存内在处境的沉思默想，甚至对底层生存的深切裸呈，都包含着诗人个人化和历史化的内在深情和美学企图。“‘抒情’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有情’的历史，就是文学，就是诗。”③这里试从三个角度来观察这些作品的现代抒情特征。

二、博物志与时光书：自然的馈赠

在这部诗稿中，自然意象，尤其是具有东北地方色彩的意象构成诗歌中重要的抒情景观。落雪、飞鸟、密林、河流、寒秋、炊烟、庄稼、村庄……等等意象反复出现。自然意象书写构成诗人抒情的基本立足点。但重要的是，这里的自然意象抒情不是简单的借景抒情，而更多地与个人经验融合一体，创造的是一种个人化的意象景观。例如“睡吧，大凌河——白花花的芦苇畔/一定有风吹着母亲的摇篮曲//摇得我睡了一觉/就哭醒一回”（何兆轮《秋辞》），“大凌河”是母亲的化身，更是个人记忆的“客观对应物”；“一滴雨，要使多大力气，才能挣脱天空/就像我，要咬多少牙/才能捂住胸口，始终不喊出疼”（侯明辉《从这雨声开始》），视觉景观，瞬间被转化为个人化的身体痛感；“暮色里的沙柳林/被歧义重重的一生/掌管着。坐在已无人群的沙地上/后来的生活，一阵干涸/缩紧了我”（刁利欣《老哈木伦河》），荒凉、干涸、杂乱的沙柳林正是抒情主体干涸的生活、缩紧的肉身的写照。事实上，即便是现代语境下，汉语新诗对于自然意象的抒情处理也经历了内在的变化。就当代新诗而言，从建国到“朦胧诗”兴起之前，自然意象更多是从政治意识形态隐喻角度被使用，郭小川、李季等等人的抒情作品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而到了“今天”派那里，自然意象逐渐与个人精神启蒙联系起来，“主要显现为伦理维度的重建、意象的人格化象征和抒情主体分化的特点”④。1990年代以来，自然意象则更加多元化的与情感乡愁、田园记忆和地方经验联系起来，这一点在雷平阳、潘维、昌耀、沈苇等人的写作中可以明确印证。而新世纪以来的自然意象更是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在诗人的笔下，不断趋近诗人经验和言说的内在个性，成为一种认识装置。⑤《天津诗人》2018冬之卷“中国诗选·辽宁诗歌档案”中的自然抒情正是在这一逻辑线索上的延伸。例如同样是写到“雪”，宁明的《雪地上的麻雀》这样写：

寒冷中觅食的麻雀

三三两两

把灰突突的心情

点缀在洁白的雪地上

像白纸上洒落的几滴墨

这几滴跳动的墨

逼着冬天，说出什么是黑

什么是白

白描式的勾勒，首先描绘出一副充满中国古典机趣的画面，接着将这种视觉冲突转化为一种鲜活的经验的冲突。黑白的对立内化为一种形而上的追问，闪烁着思维的光斑和内在生命的跳脱。而在张笃德的《五十岁的雪是白的》中，“雪”则转换为一种具有生命质地的时间线索。它既构成人生起承转合的载体，同时又超越具体时间的囿限，成为具有精神主体性的生命图腾：

五十岁的雪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该大的大 该小的小

该缓的缓 该急的急

落在肩头一样打湿臂膀

落在嘴唇一样凉意如初

生命在“雪的法则”的支配下，由少年时的不谙世事、天马行空、理想大于书桌，到“变成酒精和盐/或被如火如荼的生活染红”，再到落在迎面走来的老人头上“晶莹剔透/反着太阳的光”。这一过程是自然之雪肉身化的过程，自然风景同时转化为一种内在风景。

同时，自然意象又是一个时间存在，在时间中酿造成一个丰富的情感空间。自然意象一方面构成诗人抒情的话语载体，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经验的凝结物，包含着个体生命体验的时间沉积。因此，时间同样成为诗人抒情的一个重要维度。所谓回忆、梦想、乡愁不仅是一个经验空间，本身包含着对时间的虚构。这一点在这部诗稿中同样得到了持续关注，诸如范君的《二月，青檀如一张宣纸开始舒展》、王雪莹《四月烟花》、吴东升《秋风吹起》、北君《八月的谷地》、玲贝贝《立春》、花溪水《秋到辽南》等等作品。当然，对于时间的感受是与个体经验相关的，它包含着失落的记忆、青春的感悟或者无尽的乡愁等个体情感。不过，在不同诗人的体验中，时光书各有其丰富的内在景观。例如同样是写“小满”，宫白云这样处理：

我着迷于这样的一种小

不时地想着一种大

时而期待，时而自省

时间嚼着杯沿

而杯沿多么宽阔

盛着酒量，诱惑，甜蜜素

它们回到喉中

继续吞吐

“每一天都不拒绝自然的馈赠”

对一个成熟的诗人而言，面对一个生命郁勃的时节，她没有流于简单的生命颂歌，而是抓住了生命成长过程中“小”与“大”、“期待”与“自省”、广阔与逼仄、“诱惑”与甜蜜之间的矛盾张力。这是诗人个体经验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决定的，是时间的结构中长出的坚实的生命肌质。具体的时间结构转化为一种生存的形而上隐喻，彰显出写作的“中年特征”。外在的抒情被转化为一种内在的智性抒情。而在木多多的笔下，“小满”则成为成长的隐喻：

青青，我的思念。一块方巾

一个竹篮，一块麦田

抽一根麦穗儿，咀嚼

软嫩饱满的包浆，又涩又甜

我还没长大，不知道

女孩儿，有麦穗儿一样的危险

你还没长大，请跟住

妈妈。度过让人燥热的夏天

“小满”被转化为青青麦田、灌浆的麦穗，而麦穗又成为青春成长经验的隐喻。这种由虚到实，再到实（成长叙事）的过程正是诗人个人化抒情的展开过程。由此也可以看出，现代语境下的新诗抒情更多的是一种内在抒情、个人化抒情、具体化抒情。抒情的本体性构成诗人个体精神和情感言说的基本维度，而其个人性和具体性则决定其抒情的限度。

三、盲视与洞见：“那些黑暗中的友谊”

世俗生活的惰性往往造成人的感知力的钝化。抒情从表面看是主体情感的抒发，但实际上，建基于坚实的外在基础。主体情感没有外在客观基础的充实，只能沦为虚浮的滥情。但是外在现实经验不会自动转化为诗歌主体经验，相反，它的惰性因素，尤其是现代语境下，平面化、标准化、可公度化的世俗倾向会极大腐蚀抒情主体的创造性。因此，新的抒情必须警惕对时代生存的盲视，去洞见“那些黑暗中的友谊”。这一点在《天津诗人》2018冬之卷“中国诗选·辽宁诗歌档案”中表现为一种自觉地自省意识和对隐性、黑暗、沉默、边缘经验的敏锐感知与捕捉。宫白云在《那些黑暗中的友谊》中，从形而上的意义上提醒我们光与黑暗的辩证法，去领悟“那些星辰的低语，隐藏的玄机”。“我们满足于停留在我们中间的光阴”，汇合在光明的视域之内，但是往往缺乏对光明背后之物的觉解和与之沟通的能力。而事实上，“漫长岁月中，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如果我们居于闪光中/它便是永恒的心脏’”黑暗中的友谊也许更能让我们领略光明的完整。而在李松涛这里，不管是对当下社会现实生存的关切，如环保主题的《冰川，其实就在眼前》，还是指向历史的反思，如《墨誓》，亦或是对个体生命的自省，如《灵魂读本》，都体现出一个成熟诗人对盲视的警惕和对黑暗中的友谊的洞见。同时，这种洞见又往往是充满难度的，并非能够被词语轻易捕获，“一开口，你会发现/很多事物正在走远”（单宇飞《朗读》）这就需要付出情感的代价与能力，甚至是一种疼痛：“你路过一些事物：河流、闪电、花开花落/太快了，短暂的停顿远远不够/欢爱的另一种相逢，那些幸福的针/需要用疼痛去慢慢打开”（单宇飞《朗读》）

而且，有时这种洞见还体现在对事物有限性的超越和对虚无的洞见上，例如微雨含烟的的《然后》（组诗）：

……我想告诉你，在我们说到然后这个词

世界已经齐刷刷

埋进风的预测里，包括所谓的缘分之说

以及没有形迹可寻的发生。

——《然后》

他带着身体中的毛发

走在能够辨识自己的路上

他试图叫住那个从山上下来的老虎

将它留在内心的墙头

——《人到中年》

她开动一列虚无的火车与过去告别

而迎接总是在未知处

她所需要的馈赠是平静地放下，因为

爱在距离之外

爱在承受之中

爱是爱的反复与馈赠

——《她开着一列虚无的火车去远方》

在这组诗中，意象的运转和抒情的走向，并非封闭运转，而是朝向远方与虚无。虚无代表的不是存在的缺失，而可能是人们的盲视。不管是光明背面的隐秘角落，还是远方的虚无预测，都包含着诗人对自我与诗歌可能性的探寻。这组诗对人的生命体验的捕捉，意在通过一种此在与彼在，现实与虚无的空间想象勘测现实的精神处境，通过远方与虚无拓宽人的精神空间。不管是“然后”一词打开的不可预测的发生，中年身影和内心豢养的灵魂之虎，又亦或是虚无的列车指向的远方，他们都遵循了虚无的诗学原则，在“无中生有”中追问存在。

这种充满内省意识的内在抒情发展到极致，就会发展出一种解构性的、反抒情的写作。例如刘不伟《拆那·刘春天》这组诗有很强的语言意识，“拆那”，就是不断逼近经验的细节、词语的可能，就是把语言遮蔽的丰富的肉感再次暴露出来。在对词语的步步紧逼过程中，实际上获得可能是两种结果，其一是零碎的细枝末节，其二也可能是具有文化生成力的生存经验。这是一种充满危险的诗歌行动。在这样的写作中，理性的洞见与自觉已经将抒情的效能掩藏起来，成为一种内在势能。

四、诗性正义与抒情的伦理之维

在这部诗稿中，抒情的“有情”性还表现在一些观照底层生存的作品中。它们包括姜继德《秋天布下的残局》、姜庆乙《盲人文学会》、罗宏《致独臂侠刘思言》、田力《工厂记事本》、吴言《工厂奏鸣曲》、冷松《痛 民工》等等。这些作品表达出的对于底层生存的深切关怀与怜悯包含着鲜明的伦理色彩，它们用独特的话语方式践行着诗性正义的理想。对于诗性正义的讨论，最著名的是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他在《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一书中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了文学想象如何作为公正的公共话语和民主社会的必须组成部分，意在表明“文学，尤其是小说，能够培育人们想象他者与去除偏见的能力，培育人们同情他人与公正判断的能力。正是这些畅想与同情的能力，最终将锻造一种充满人性的公共判断的新标准，一种我们这个时代亟需的诗性正义。”⑥而诗歌，作为想象力的典型形式，更加能够帮助人们建构一个“诗性正义”的裁判标准。仅以田力的《工厂记事本》为例。诗中记录工厂日常生产的小本子“字儿有些脏，有些毛糙，有些涂抹/像鸡肋、像阑尾，可有可无”，它不适宜记录浪漫的爱情，但却与工人真实的生存密切相关，是他们存在的明证。因此“有了，就算一个好本子”，即便卷边了，封面也破损了。它记录着“谁推了什么，谁扛了什么，谁动了什么/谁的手没有了/谁来了，谁走了，谁永远走了”。可以说，这个小本子激活了我们对沉默的底层生存的伦理想象，成为他们的存在的诗性见证。当然，诗歌的想象性与基于社会理性的正义伦理之间存在内在矛盾，因此努斯·鲍姆提出诗人必须作为一个“明智的旁观者”⑦来实现诗性正义的目的。但并不意味着诗歌想象对现实生存的伦理介入必然导致偏见。所谓的社会理性，本身可能就包含着偏见。情感有时比理性更具真理性和准确性。正如刘锋杰在反思了努斯鲍姆的理论后所言，“在涉及人的生命活动时，情感的准确性往往比理性的准确性更高一级，不是情感服从理性推进了生命的发展与丰富，倒是理性服从情感推进了生命的发展与丰富。”⑧因为它指向个体内在生存的复杂性。《天津诗人》2018冬之卷“中国诗选·辽宁诗歌档案”中这些深入底层生存的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了其美学价值。

注释：

① [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6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方婷：《中国当代诗歌自然意象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5年。

⑤ 学者方婷在其博士论文中总结道，“中国当代诗歌自然意象衍变中隐现着一条逐步破除政治意识形态隐喻，确立自然与人的现代关系和现代意识的线索。自然意象内蕴的流转植根于密压之下政治批判意识的形成，人道主义诗歌精神的重启，古典山水精神的反思，以及现代风景感知的确立。它不仅关乎诗歌中的自然主题，也关涉到诗歌的抒情主体、语言策略、认识装置等多个方面。”参见方婷：《中国当代诗歌自然意象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5年。

⑥ 傅守祥：《文化正义：消费时代的文化生态与审美伦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⑦ 努斯鲍姆指出，“明智的旁观者是一个旁观者。也就是说，虽然作为一个关注的朋友去关心参与者，但他并没有亲自卷入他所目睹的事件。因此，他将不会有涉及他自身安全和快乐的那类情感和想法;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没有偏见的，而且以某种超然来审视他眼前的情景。对于当前发生的事情，他当然有可能使用所有自身的经验信息——但是这类信息必须筛除那些有利于他自己目标和计划的偏见。另一方面，他也不会由于这个原因而缺少情感。在他最为重要的道德能力中，其中一种就是生动想象的力量，想象成为他所想象的那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将会是怎样的。”引自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0页。

⑧ 刘锋杰：《努斯鲍姆“诗性正义”观及其争议辨析》，《河北学刊》，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