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智慧七字诀

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在东亚现代化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管理哲学，确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珍视，值得我们再发挥，再创造。

中国管理的主要智慧与基本原则，我认为尤显重要的有七个字：无、生、变、和、中、敬、群。

一、“无”的智慧

“无”主要指道家“无为而无不为”“无用之用乃为大用”的方法学，亦即重视管理中的软件。据巴斯克与艾索思多年对美国公司与日本公司所作的比较研究表明，美、日公司在硬性因素方面，即结构、制度、策略方面都很类似，主要差别在于日本公司特别重视软性因素，即技巧、作风、人员与最高目标。道家之道，虚灵不昧，是无用之大用。那些看起来并无实际效用、虚无抽象的企业精神、企业哲学、企业价值观、企业风格、企业凝聚力等，却渗透到企业管理有形有用的各个方面，正所谓“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第十一章）。实有之用是有限之用，虚无之用是无限之用。在管理中，科学的、工具性的，例如财务、成本或计量的管理是有限之用，而公司文化精神、一代人风的培育却是无限之用。管理不仅仅提供结构、计划、规章、控制、分工的原则，更重要的是概念、价值、信仰、氛围、文化。因此，成功的企业都能形成自己独特的价值信念，形成一种凝聚力，使员工自觉地为企業目标奋斗，并使这种文化精神在员工中代代相传。这才是决定企业成败、兴衰的根本。

二、“生”的原则

“生”的原则即创造性的原则。《周易·系辞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中国哲学崇尚“生生之德”，即以人的创造性精神匹配天地乾坤父母之大生广生之德，尽人能以弘大天性。中国“尊生”的传统，即尊重、发扬创造性的生命精神，强调全面发挥人的潜能，参赞天地之化育，理性地适应并进而主宰天地。在管理学上，《周易》的管理智慧，即把自强不息、生生不已的主体精神，“元、亨、利、贞”的流衍创化的客观历程和效法天地的自然之道结合起来。这样，它就不是单方面地强调开拓创新，穷通变易，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又涵盖了顺应自然之意。因此，开与合、守常与应变、原则性与灵活性、创造性与继承性（创业与守成）的辩证统一，即是企业管理的一种高级智慧和艺术。

三、“变”的原则

“变”也是一种“生”。但“生”的意涵主要是“创生”“生化”，而“变”的意涵主要是“变通”“制宜”。《周易》被人称为“变经”，《老子》五千言通篇讲变化之道，《孙子兵法》的战略策略更是应对瞬息万变之经典。《易》《老》《孙》之预测学、管理学和谋略学，总结了自然、人事正反诸方面的经验教训，对凶吉、祸福、穷达、存亡、生死、利害诸关系的把握，提供了最佳趋避的模型和最佳应变的方法。在阴与阳、否与泰、剥与复、损与益、革与鼎、既济与未济之间，寻找因条件变化而不断求变的契机。由是而提出了因时、因地、因物、因位制宜的要求。所谓“制宜”，是主观价值与客观实际配合得宜，关键在管理主体的感通化裁之功。

中国哲学提供了一种高级的变通智慧，这种智慧和西方科学管理方法不同，是具有根源性的智慧，或者说是一种人文的睿智，把管理看作是以人的价值主体为依归的。有的学者称之为“道智”或“道术”，以区别于西方知性的科学的管理。另一方面，《老子》《易经》《易传》《孙子兵法》关于刚柔、予取、进退、攻防、正奇、明晦等等权变谋略的思想，在市场营销、价格战等方面，提供了灵活的战术计谋、市场权术等辩证智慧。商场如战场，军事辩证法可用于商场。

四、“和”的原则

“和”主要指“和谐”及“多样统一”。孔子讲“和而不同”（《论语·子路》），有子讲“和为贵”（《论语·学而》），史墨讲“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郑语》），《礼记》讲“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中国哲学关于天、地、人、我之间的“和谐”思想、“宽容”思想，不仅为人类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和人文环境的生态平衡提供了睿智，不仅可以纠正人们片面执着于“斗争哲学”的负面影响，而且是现代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重要思想资源。现代管理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内在自我的协调关系，强调一种宇宙一体、普遍和谐的整体观念。儒道诸家素来肯定并发挥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王阳明《传习录》上）的宇宙家族思想及推己及人、润物及物的意识，在未来世界具有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对于企业之间及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处理，乃至企业效益的显发有着重大的意义。

五、“中”的原则

“中”指“中道”，无过无不及，与“和”略有不同。“和”是强调容纳相异的人才、意见，保持一种生态关系；“中”则指处事所掌握的“节”与“度”。“中庸”只是平常的道理，于平常中见“道”。“尚中”“执中”的管理方略，对“过”与“不及”之两端持守动态统一，使各种力量与利益参和调济、相互补充，在大小、刚柔、强弱、周疏、疾徐、高下、迟速、动静之间保持弹性，具有一种节奏感，实在是一门高超的管理美学。

六、“敬”的原则

这里指尊重人才和敬业精神。严格地说，中国哲学区分“仁”“诚”“忠”“信”“敬”“恭”诸范畴。宋人陈淳的《北溪字义》颇有分疏，我们这里笼统言之。现代企业的经营之道，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的规约下，一种健康而有效率的竞争，决不是假冒伪劣的横决天下，根本上应是在延揽、使用、对待人才方面，内部员工的敬业精神方面，产品质量信誉方面，即对内对外的诚信无欺的态度。忠于职守、团队精神、勤奋严谨、真正的主人翁态度和责任感，作为企业伦理或工作伦理的建设，无疑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首要前提。有人认为，儒家伦理强调维持系统整合的价值而不重视目标达成的价值，因而不利于竞争和效率。这种看法是有片面性的。从长远的背景上来看，东方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不同，即在于东方文化精神积淀在其工作伦理之中，不是以个人主义为动力，而是在注重不同人的利益的同时，更加肯定勤奋和睦、敬业乐群、相互协调及对企业的忠诚、奉献、责任。另一方面，管理者对各种人才、各级员工，使得人人的德、位、禄、用相称，使之各遂其性，各显其能，而不至有不平之感，亦是儒家治平天下的一条重要原则。这在现代社会与企业管理中，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今天，世界各地的商家都发现了一条新的经营之道——以创意超越顾客的期待。让产品超越顾客的期待，是贏得顾客、建立忠诚度最有用的办法。惊喜的客户往往会再度上门，而且为企业做免费宣传。为顾客服务是继产品质量之后，企业下一个全力以赴的目标。改善对顾客服务的品质，从顾客利益出发，让顾客满意，其实是企业管理的首要原则。此外，市场营销中，又有了坦诚相见的商规。使自己的产品深入人心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先承认自己的不足，因为潜在用户会在你承认自己的短处时发现你的长处。这可以说都是“诚”“敬”原则的活用。

七、“群”的原则

这里指群体本位、群体协作精神。当前我们需要重新厘定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与整体的整合与互动原则。传统礼治社会重视群体价值，有一整套协调个体与群体之间利益、意志、关系的办法。其负面则是个体的独立性往往被淹没于社会群体的伦理纲常之中。在以个体为圆点或细胞的市场经济生活秩序中，现代社会较之传统社会的巨大进步是个体性得以确立。也就是说，个体的生存权利、私有财产、经济权益、政治权利、教育权利、人格独立与尊严及道德价值实现权利的不可剥夺、不可让渡，及其法律保证和舆情保证，是有序化的现代社会生活的支点。在此基础上重建适合于市场经济的社会整体秩序、公共利益，保证公平竞争，承认与肯定他人及社会整体权益的实现，重建社会公平、正义等道德原则，调节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调节义与利的关系，是现代管理中的重要环节。东亚现代化的一条成功经验是凭借传统文化资源，调整劳与资、民与官、私与公、个体或家族企业权益与政府的行政工程、个人主义动力与团队精神祈向和孝忠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显然具有现实意义，以克服西方的某些“现代病”。

中国哲学提供给现代管理学的智慧是多方面的，其核心是把人作为企业最大的资产或真正的资源。人才是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企业竞争就是人的竞争，而管理就是充分调动人的因素，充分开发人的资源，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人文学的管理比纯科学的管理具有更深长的价值，二者当互济互补。

（选自《中国人的智慧》，中华书局）

中国人的智慧

作者：郭齐勇 著

定价：38元

中华书局2018年8月出版

中国哲学史是中国人重要的智库，诸子百家、佛教禅宗与宋明理学是中国主要的思想传统。本书即以此为中心，展开对“中国人的智慧”的探讨，涉及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孔子、老子、墨子、孙子、孟子、庄子、惠施、公孙龙、荀子、商鞅、韩非、王弼、嵇康、慧能、马祖、朱熹、王阳明等。从理解经典出发，对思想个案进行探讨，体会先贤的问题意识、提问与思考方式、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面对理论与实际困境难题的应对方法。从中发掘丰富的人生、伦理、生态、管理等方面的智慧，进而走近古代先哲的心灵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