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北方城市对天花的预防
——以保定市为例

■胡俊玉/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天花又称“痘疮”“痘疹”“豌豆疮”等，是由天花病毒引起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它同鼠疫、霍乱等疾病，曾经严重威胁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为了消灭天花，人类进行了漫长而艰难的探索。直到20世纪70年代，天花——这一在人类人类历史上长期肆虐的传染性疾病终于被消灭了。目前，仅美国和俄罗斯的实验室还保存着天花病毒的样本。［1］

一、从“人痘”到“牛痘”

明清以来，尤其是清代对天花简直畏之如虎。清朝入关前，满人居于塞外，气候寒冷干燥，极少患天花。入关后恰逢天花肆虐，满人感染天花者众多，死亡甚众。面对此种情况，清统治者大致推行了三种政策：

一是避痘。即隔离，不与感染天花病毒的人接触，隔离传染源。二是祈神。中国古代，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有敬天祈神的信仰。每当灾难降临，都会祈求神灵的保佑。三是种痘。1805年以前，主要是人痘种法，后牛痘接种术传入后逐渐被取代。

传统中医认为引发天花是由父母交感所带来的淫毒，是先天的、内在的，故无可避免，只能顺其自然，让其发作。目前，有关人痘种法的创始人，还尚未有定论，但根据清初痘疹专家的说法，人痘种法在隆庆年间就开始在长江下游一带实施。［2］

1805年，爱德华·琴纳的牛痘接种术由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皮尔逊经澳门传入中国，牛痘接种术逐渐在澳门、广州、江南一带传播开来。有关牛痘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在南方的发展，学界已经做了深入细微的研究，如陈垣先生的《牛痘入中国考略》，梁琪姿先生的《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明清预防天花之演变》，余新忠先生的《清代江南种痘事业探论》，张嘉凤先生的《19世纪初牛痘的在地化——以〈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西洋种痘论〉与〈引痘略〉为讨论中心》，邹振怀先生的《〈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与牛痘接种法在中国的传播》等，本文不再赘述。

目前，关于南方预防天花事业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但对北方该事业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明清时期，尤其是清朝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广州十三行的设立，使广州成为中国大陆与世界其他各国交流的窗口。1805年，皮尔逊将牛痘接种术经由澳门传入中国，广州便成为中国大陆首先受益的地区。

（2）牛痘接种术传入后，南方出现了以邱喜、张崇树、邱昶、张尧等一批优秀的种痘师，尤其是邱喜还编写了《种痘略》，牛痘种术逐渐在民间得到推广，并得到官方的认可。如1912年，广州天花流行，时任广东省卫生司司长李树芬发布告示鼓励民众种痘。［3］

（3）南方气候温暖湿润，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各地区之间来往密切，而天花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因此南方天花爆发的频率要高于北方。北方寒冷干燥，经济相对落后，除了京津、直隶、以及后来开放的通商口岸，其他地区相对闭塞。

（4）根据已有史料记载，人痘种法出现在南方的时间早于北方；牛痘接种术更在南方首先流行开来。因此，南方预防天花事业相对北方要相对成熟，学界对于南方预防天花事业的研究也就更为深入。

虽然北方预防天花事业发展相对缓慢，却也不应忽视。下面，本文将以保定市为例，以救济院档案为基础，探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北方城市预防天花事业的概况。

二、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保定市预防天花事业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存续的二十二年间，社会救济行政体制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全面抗战前的十年；第二阶段：抗日战争的八年；第三阶段：抗日战争结束前后至国民党溃逃台湾。［4］

本节重点阐述第一阶段——即全面抗战前十年期间，保定市对天花的预防。保定预防天花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是在全国广泛施种牛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了解保定施种牛痘的情况，则北方各地区大致情况则可见一斑。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内政部颁布《各地方救济院规则》，据此保定市育婴堂、全节堂、普济施医院等改组成为河北保定第二救济院。同年，民政厅下发《种痘条例》，在全国范围施种牛痘。

《种痘条例》规定种痘分两期，即出生满三月后一年以内和六岁至七岁。种痘的时间为每年三月至五月、九月至十一月，但若有必要时可以于其他时期施行。逾期未种痘或种痘未出则需要在限期内补种，除非有正当事由，否则不在种痘期内种痘则补种时要对其监护人处以十元以下罚金。每届种痘时期由各市县主管卫生行政机关根据其管辖区域大小及人口多寡分设种痘局，并将种痘相关事项于十日前公布。种痘局和有资格施种的医士要备有种痘记录，详细记载种痘情形以便考察，并于每年六月至十二月将受种痘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址及其他相关事项报告给市县主管卫生行政机关核查，报民政厅及内政部备案，由种痘局或有资格施种的医士要给受种痘者填发证书。

1929年2月，为响应政府政策，保定市公安局照印种痘须知多册，下发各相关机关单位。其中，河北省保定第二救济院育婴所作为保定市收容儿童的慈善机构，必然是种痘的重中之重。保定市种痘的痘苗来源于北平中央防疫处。中央防疫处为北平乃至全国重要的防疫机构，1917年12月由时任北京政府内务总长的钱能训筹备，1918年7月，择定天坛头门内西南角神乐署旧址建设该处，1919年3月，中央防疫处办公地建成竣工。［5］值得注意的是，中央防疫处制成的牛痘痘苗是中国国内首次自制成功的牛痘苗，且价格远低于国外生产的痘苗，这对推广牛痘、预防天花起有重要作用。［6］因此除保定外，就连上海使用的都是中央防疫处制造的痘苗。

河北省保定第二救济院育婴所奉保定市公安局令，于每年种痘前夕宣传种痘相关事项，号召施种牛痘，种痘结束后将种痘人数及相关资料上报。1929年-1937年，育婴所于每年清明节前后开展施种牛痘事宜，截至1935年，育婴所共有经验丰富的种痘医师五名，每年施种人数约为二千人左右。1936年，为推广普及施种牛痘，卫生署分函各省市及全国医师联合会、基督教协会转知各公私立医院、开业医师协助种痘，若缺乏人手，则可依照种痘传习章程规定在最短时间内训练种痘人员，并印发《种痘办法》及图画标语等宣传施种牛痘，预防天花。为确保施种痘苗有效，政府规定禁止使用麒麟牌、三角牌、中西牌、福寿牌的痘苗。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推动下，北方各城市种痘事业进一步发展，所需痘苗的数量越来越多，加之此时日本侵略进一步深入，1937年4月，中央防疫处北平制造所调整痘苗价格，规定痘苗价格减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央防疫处北平制造所调整各种血清、疫苗、抗生素价格，规定牛痘疫苗每打三角。抗日战争爆发后，保定市预防天花事业被迫中断。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各项慈善事业平稳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国民政府初期保定市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国家对原来较为混乱的慈善事业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加强了预防对天花的预防，有效的控制了天花病毒的传染。

［1］梁静平，董少广.预防天花，种痘中国始［N］.光明日报，2011-7-5（12）.

［2］赵璞珊.中国古代医学［M］.北京:中华书局，1997:218.

［3］李计筹.民国时期广州的种痘事业［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15（2）:88.

［4］蔡勤禹.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88～93.

［5］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J］.史学月刊，2014（3）:107.

［6］邓铁涛.中国防疫史［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