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小说不惑

王干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在《文心雕龙》里的这句话描述改革开放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是非常确切的。中国作家通过作品来呼唤时代变革，呼唤社会进步。因此，改革开放40年来的小说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最浓墨重彩的部分，它催发出的小说思潮和小说变革成为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的又一个高光时刻。

改革开放初期，改革文学代替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主潮成为时代所需。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问世，改革文学就此开启。改革文学深刻地书写出国人对于现代化的期待与渴望，以及对于纠缠于新旧之间的改革的忧与思。《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新星》中的李向南等都是作家建构出的能产生正向价值影响的改革者形象，反过来也激励着现实改革中类似形象的现身，因为民族的新生需要偶像的重构。虽然改革文学热潮四起，但那时的作品基本模式还是改革与保守的二元对立。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小说呈现出更为复杂交错的原生态。90年代后期，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加剧，官场出现腐败现象，利益冲突成为改革文学新的焦点。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如周梅森的“改革三部曲”（《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陆天明的《苍天在上》等都写出了改革的复杂性。直到今天，反腐文学的生命力依然很旺盛。

本世纪初，打工文学的出现意味着改革开放对文学的影响从时代层面转向对新的社会群体的关注。“打工”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进城的一个特定方式，也是沿海地区最为常见的生存状态。王十月的《无碑》《31区》等长篇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命运之痛，是打工文学中的代表作品。

比打工文学更有历史感和生命力的是都市文学的兴起：20世纪30年代，有茅盾的社会剖析的《子夜》书写；40年代有张爱玲的传奇式书写；90年代则有王安忆的《长恨歌》；前几年还有金宇澄的《繁花》，这些都是描写都市的经典作品。现在年轻一代对于城市的书写，已经从城市外在的变化描写转向对中产阶层或准中产阶层焦虑的表达。这些新的小说板块的出现，打破乡土小说一统天下的格局。同时，乡土小说近年也出现“再书写”的转机，一个特征体现在对农民精神家园失落的描写。这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场“进城”（打工潮）遥远的呼应，从另一个维度表达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心灵的波澜。

21世纪，商业社会背景下，“主旨在娱”的小说观与互联网新传媒联姻，网络小说大行其道。一种将生存法则、行业潜规则植入小说的类型小说受到大众的热捧。纯文学与网络文学、类型小说的分野，也是小说观念的再度更新。

改革开放初期，世界文学潮流冲击中国，不少声名显赫的中国小说家，身后是一个或一批外国小说大师的影子。80年代中期，一些年轻作家有意避开西方文学的路径依赖，产生一种“文化回流”。独特的中国文化令《红高粱》《白鹿原》《长恨歌》《尘埃落定》等现实主义长篇巨制大放异彩，中国作家的文化自信迅速增强，这是对文化寻根的否定之否定，“开放”之后中国小说回归到民族本土。

虽然40年来中国小说五彩缤纷，但成就最高的还是写实主义小说。《小说选刊》最近和中国小说学会联合举办的“改革开放40年40部最有影响力的小说”评选活动中，入选作品几乎全是《白鹿原》《长恨歌》等写实性作品，连余华、苏童这样标签明显的“先锋派”作者，入选的也是《活着》《妻妾成群》等写实型作品。90年代后期，先锋作家回归现实主义传统，减弱了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关注人物命运和灵魂。而今天的写实小说，则融入了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很多元素。或许，这正是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写作，既不同于福楼拜自然主义倾向的现实主义，也有别于巴尔扎克的批判现实主义，区别于苏联的革命现实主义，更不是法国“新小说派”物化的现实主义。而是对外来小说精华大胆拿来的同时，融合中国现实精神和传统文化内蕴的“新写实精神”。这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小说的硕果。▲

（本文作者为《小说月刊》执行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