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钦宁：表里如一独立思考的祖父

梁漱溟是一位大儒，他不仅在书斋里坐而论道，且在中国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力图通过自己的实践找到中国乡村善治之道。所以，他自称是“一个有思想，且又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在梁漱溟之孙梁钦宁先生看来，他的祖父是一个坚持独立思考且表里如一的人，对后代也很宽放。

以中学学历到北大教书

《检察风云》：梁漱溟并非他的本名，但这个名字更被人熟知，是吗？

梁钦宁：是的。祖父原名梁焕鼎，出生在官宦之家。小学毕业后，祖父被送到北京的第一家新式中学——顺天中学堂，跟张申府、汤用彤成为同学。在新式思想的影响下，祖父14岁时就开始思考人生问题以及中国的社会问题，也开始钻研和学习佛经，在中学最末一年，班上来了一位插班生甄元熙，他和梁漱溟成了好朋友，两人时常交流。后来甄元熙把梁漱溟争取到了同盟会京津支部，参加了一些地下活动。之后，辛亥革命就胜利了。辛亥革命胜利那年，也是梁漱溟中学毕业的那一年。

中学毕业后，梁漱溟没有上大学继续深造，而是跟着甄元熙来到了当时革命党办的《民国日报》工作，甄元熙出任社长，孙炳文出任总编辑，梁漱溟是记者兼编辑。这位孙炳文是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上海牺牲。担任记者时，梁漱溟经常需要使用笔名，一次孙先生给他题写扇面，起了“漱溟”这两个字，梁漱溟越用越习惯，从此以“漱溟”行事，本名“焕鼎”反而被大家淡忘了。

《检察风云》：梁漱溟先生并没有很高的学历，但当时北大的校长蔡元培聘请他到北大教书，这里面有怎样的故事？

梁钦宁：1915年，梁漱溟母亲的堂弟张耀曾出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他邀请梁漱溟出任他的机要秘书，负责翻译往来密电。在司法部任职期间，梁漱溟写下了对他人生影响至深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此文让他得到蔡元培的青睐，受邀执教北大。当时他就推托道：“蔡先生，印度哲学有六个门派之多，我只是对佛学略知一二，你让我去教恐怕不合适。”蔡先生说：“我现在也寻不到其他人，你来就好。”我祖父还是推辞，但是蔡先生说：“你不要把它当作教书，你就当作把喜欢哲学的一班朋友聚在一起，大家共同地来研究、探讨。”

蔡先生再三邀请，我祖父也不好推辞。一直到了1917年，张勋复辟解散政府，祖父回到了家中，蔡元培得知他赋闲在家，再次去信催请其到北大任教。1917年12月5日，梁漱溟登上了北大讲台，开始了在北大的执教生涯。从1917年执教北大到1924年离开北大，他在北大整整7年。

一生关注中国社会问题

《检察风云》：梁漱溟先生曾和他的父亲梁济有一个对话，就是梁济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但没过几天，梁济就自杀了，这是为什么？

梁钦宁：梁济对祖父的教育是非常新式的：让他自己主动去碰撞、去成长，而不是实时指导他这个该怎么做、那个该怎么做。祖父说，他父亲的教育无外就三点：第一是带他去看戏，给他讲戏里的故事；第二是带他上街购买日常的生活用品，了解人情世故；第三是教会他穿衣吃饭等生活基本常识。祖父说：“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与我母亲一样天生心地忠厚。”“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1980年，祖父接受美国汉学家艾恺长达一个月的采访后，整理出版了《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书名源于祖父与父亲人生的最后一次对话。1918年11月7日，梁济在家中冷不丁问了祖父一句话：“这个世界会好吗？”祖父一愣，沉吟片刻，答道：“会好的，相信一天天会往好里去的。”梁济说：“能好就好啊。”六日之后，他便投北京静业湖而亡，就是現在的积水潭。

梁济去世后，他的好友彭翼仲先生在积水潭南岸立了碑，上面写着“桂林梁巨川先生殉道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徐志摩、梁启超、傅斯年等人都对此事做出了积极中肯的评价。当然，梁济之死，受影响最大的就是祖父。他说：“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自从先父见背之日起，因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事实上不容许我放松社会问题，非替社会问题拼命到底不可。”祖父直到93岁最后一次登上讲坛时仍说：“我是一个拼命干的人，我一生都在拼命干。干什么？就是中国的社会问题。”祖父曾信奉佛教，一直有出家的念头，我个人认为，他父亲之死对他的人生转变有很大影响，让他努力去把中国社会问题搞明白，进而放弃了出家。

《检察风云》：梁漱溟曾在中国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对我们目前进行的乡村振兴战略有哪些启示？

梁钦宁：祖父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为了拯救乡村，他开展了乡村建设运动。1929年在当时河南政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等人正在搞村治学院，他们盛情邀请梁漱溟参加他们的活动。但刚刚一年时间，中原大战爆发，梁漱溟的实验再次破产。中原大战之后，韩复榘转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便邀请梁漱溟和河南村治学院的原班人马来山东，继续搞他们的乡村实验，被称为“邹平模式”。这个模式主要是把乡村组织起来，建立乡农学校作为政教合一的机关，向农民进行安分守法的伦理道德教育，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组织乡村自卫团体，以维护治安；在经济上组织农村合作社，以谋取“乡村文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不是领导，而是引导，因为如果是领导，那么农民的主动性就容易弱化。这也可以给我们当今农村工作一个启示，就是要提高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只有他们动起来，农村才有希望，比如现在我们的扶贫先扶智，就是基于此。

祖父对后辈很宽放

《检察风云》：儒家文化提倡言传身教，梁漱溟先生作为一个大儒，平常是如何教育后辈的？

梁钦宁：祖父对我们的教育是讲究“君子行不言之教”，让你自己选择。当我们兄弟几个迈入青少年阶段，祖父专门买来一本书，亲自包了书皮、写了封面。那是一本1974年版的《生理卫生知识》，祖父写明：“《青春期卫生》，付钦元、钦东存读。”钦元是我的长兄，时年17岁；钦东是我的堂兄，时年14岁。祖父在书中还夹了一张便条：“此书可先粗看一遍，再细读之。粗看和细读均不妨从自己兴趣上选择地看或读，不必挨次序。随遍数增加，自然会慢慢地全部通看了。收到此书后，钦东先送交钦元看。因在年龄上钦元最需要看此书，钦东可以后看。”

1981年，祖父还给我写过一封信：“钦宁来信阅悉，甚好，古训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为人要堂堂正正，顶天立地，俯仰无愧，此义宜由你父母给你讲明，我最近给钦东讲‘不贪，不贪是根本，一切贪皆从身体来，有心，有自觉，即有主宰，唯身体之主，自然不贪，余无多嘱，祖父手字。1981年7月12日。”

与祖父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我吃得比较咸，他吃得比较清淡，所以我经常当着他的面往自己的饭菜里倒酱油。祖父看着我的行为，什么也没说。直到有一天，我正在客厅做俯卧撑锻炼身体，祖父拿着一本绿皮书走了过来。那是一本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讲日常生活小常识的书，为了让我找到他看的那一页，祖父还特意折了书角，并在题目上拿红笔勾勒了出来。到现在我还记得题目是《吃盐过多等于慢性自杀》。

《检察风云》：据说，您祖父还特别宽容？

梁钦宁：祖父给我父亲和叔叔起的名字是培宽、培恕，这反映了他对世界、人生的一种态度，就是要懂得宽恕。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1985年，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对年轻人影响最深的就是迪斯科。这种欢快的节奏、奔放的舞姿非常吸引我，我花了10元钱，专门报了舞蹈班去学习。当时我在北大上学，助学金也就18元钱，那可是足够生活一个月的。投入这么大，我是上课好好学、回家认真练。有一天，我在家里的客厅正练着，看到祖父正好走来。那时候父辈们对于这类西方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还是有很多非议的，我突发奇想，拦住祖父问：“爷爷，您刚才看见我跳舞了吗？”祖父点点头。我追问：“您喜欢吗？”祖父扶了扶眼镜，莞尔一笑说道：“你喜欢就好。”那时祖父已经92岁了，他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以及他的宽容、包容，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