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地三公尺的飞翔”

刘静

摘 要： 余华的《第七天》具有强烈的当下性与现实感，反映了作家在创作中尝试无限接近现实与仿真现实的努力，但是同时为了保持小说的虚构性又不得不采用荒诞化等叙事手法来与现实不断拉开距离。在这背后，本文深入探究了当下作家在保持作品与现实之间距离时的尴尬困境，从而肯定了余华的《第七天》在处理真实与虚构、现实与创作之间的关系方面所具有的突破性意义。

关键词： 余华 第七天 现实 距离

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余华小说的印象都还停留在《活着》中的残忍与绝望，那是一本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扼杀你所有阅读期待的书，我一度被其中的死亡与苦难所震慑。老实说，余华小说中略显粗浅的文笔并不是我过去很多年一贯青睐的那种优雅诗意的语言风格，我甚至难以从中选出一两段话来背诵、摘抄，但不得不承认余华的小说内容带来的震撼常常让人忽视了他看上去较粗糙的语言。

《第七天》出版后的好几个月我都没有敢去读，因为当时对这本书的评论似乎并不尽如人意——后来发现在阅读之前先看书评是个很不好的习惯，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对作家作品有了先入为主的看法，而这往往会有失偏颇。之后在当代文学史的课上，我们被要求选择一本书写一篇期中论文，当时我还颇有些无奈且抱持着一种很可能会失望的心理选择了余华的《第七天》做了研究论文，以下的内容大体摘自三年前当时的论文内容。说来惭愧，自从选了古代文学专业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重读一些与专业无关的书了，这次看到余华的《第七天》正在书评大赛推荐书目的第一个便不由为之驻足了，而又恰逢清明假回家便从书橱里翻出三年前的这本书。重温书中内容的同时，我对当时的论文又做了一些简单的删改。

一、释题

题目中的“被现实围困的余华及其《第七天》”有两层含意，一方面指的是余华及其《第七天》陷入现实社会中恶评如潮的困境，这种恶评不仅有大众读者对于小说的叙事、语言、结构上的痛批，还有对作家余华的“江郎才尽”的嘲讽与质疑，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读者对作品的自主解读，而作家却只能因“死”而“无语”。

美国文论家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将文学活动分成四个相互依存的要素：世界、作家、作品、读者。这其中包含了体验、创作和接受三个过程，从而构成了完整的文学活动。随着文艺大众化的趋向，文学文本逐渐走下了艺术的神坛，使得文学接受转而成为人人皆可参与的存在。自从罗兰·巴特发出“作者已死”的一声高呼，作品的解读权彻底地回归到了读者的手中，读者可以大胆质疑，揪出他们眼中作品不合理的地方，大加批判，于是许多作家作品便无端陷入洗白抹黑的漩涡中。

笔者看来，余华及其新作《第七天》亦是这样的牺牲品。书一上市，就背负了各种骂名，诸如“新闻串烧”、“微博段子集”等等恶评不一而足。诚然，客观来说，这本小说文字拙朴近乎简陋，回忆与插叙的简单穿插也几乎无文学技巧可言，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故事本身也都似曾相識，似乎只是一个个社会热点的简单串接，那么这样说来这的确算不得是一本“好书”——如果好书必须要有精致的辞藻、出人意料的情节与巧妙的结构技巧的话。然而，我要说，这或许不是一本能简单用“好看”或者“不好看”来评价的作品，难道你在读它时仅仅只注意到了一个个社会热点吗？难道你在读它时就没有过一种情绪上深深的窒息感和欲哭无泪的绝望感吗？国人习惯性地拿着放大镜去给别人文章挑刺，而从文学角度评论《第七天》的是非得失自然可以理解，可对于那些观念单调、维度简单，抓住某一角度就像抓住小辫子一样怎样都不肯松手的所谓批评，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对余华这样有着多年创作经验、在国内外已奠定地位的著名作家来说，都会显得很单薄。而人云亦云的大众心理使得大家一窝蜂地涌上去嚷着要给余华拔牙，这对于余华及其作品而言也是不公正的。

另一方面，“被现实围困”映照的是以余华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当代作家在处理作家与现实的关系、作品与现实的距离上遇到的困境，即作家在现实叙事上的困惑。可以说前者（现实社会大众读者的恶评）不过是文章的一点由头，后者正是本文意欲进行探究的。其实关于作家作品与现实的距离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诸多作家，在这里，我取了苏童对此的回答权且作为文章的标题：在苏童看来——当下，始终是作家的一个困局。“一个作家不可能逃避得了现实，但是，一个作家与现实的态度，我一直觉得，不应该是死命的拥抱。……所谓离地三公尺的飞翔，这是我所想象的一个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离地三公尺，不高不低，有一种俯瞰的距离。”“三公尺”，也许就是中国当下许多作家旁观现实的距离，作家作品与现实之间似乎始终是一种危险又禁忌的关系，所以在寻找到一个合适的距离后许多作家就一直恪守着这道线不敢越过。而众目睽睽之下，余华试图向现实再跨近一步——我认为这不仅是作家对自己的突破，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余华代表整个中国当代文坛对社会现实这条深不可测的大河的一次试水，然后迅速有评论者批评《第七天》离现实太近了，甚至有些失真。对此我们当然要宽容——作家突破自己时不一定总能符合读者期待，不是吗？余华对现实的这次不成功的超越，也揭开了作家与现实的这种危险关系。

批判、批判、再批判，这是普通读者读《第七天》的感受；一分为二地褒一半贬一半，这是正规学者的评论。而我们在这里不妨跳出对余华《第七天》成败得失的批评漩涡中，也背弃中国式批评中的“一分为二”辩证看待的陷阱。我们不否认也毫不避讳余华在《第七天》的书写中露出的瑕疵，也无须大书特书他的某种突破，而是选择站在作家创作的角度，从探究作家作品与现实的角力入手，来研究作家作品与现实的关系与距离，并结合中国当下文学创作中的情况来探究余华在《第七天》中对现实写作的一种突破。

二、挣扎中的《第七天》与现实的拉锯战

也许就像余华自己说的那样，他一直处于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中，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到《兄弟》，再到新作《第七天》，他越来越迫切地表达现实，但是由于小说的艺术性，他又不能让自己完全沉沦与对现实的面对面写作中，他必须与现实保持着距离，方能显出小说的“虚拟”。这是当下很多作家都必须做出的选择——离地三公尺。作家的这种矛盾心理无疑在作品中得到了最忠实的体现。当我们跳出对《第七天》种种细化的批判，俯视着余华这本书中处处创作的“异常”时，就能够发现，余华在这本书中一反常态地书写现实，其实正是表现着作家作品与现实之间无奈的拉锯战，即现实呼唤着作家的近距离关注，作家同样渴望着表达当下现实，但是作家又必须与现实保持距离，只有这样作家创作出来的才是作品。

（一）《第七天》与现实无限接近的企图

余华自己曾承认：“我觉得我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实。”作家的这一点企图我们可以先从《第七天》这部作品最具有争议的一点入手，即大众读者们一致调侃的“新闻串烧”、“微博段子集”的叙事安排。余华大概是当下文坛中最自觉也最狠的一位作家，他尽可能全知全能地认识和叙述中国现实，努力将中国当下正在发生的社会热点事件纳入作品的叙述视野。作品试图在一些特殊的社会场所里来展现当下的现实景观，并借助各种社会新闻贴上现实社会的脸颊。因此，有评论者认为“余华像收藏家一样搜集案例和事件”，但是作家是怀着一种迫切的心态来书写现实的。尽管他也许认识到自己对新闻事件的描写更多的是流于表面，但在现实面前，他已经无暇顾及“怎么写”的问题，重要的是把真相与现实写出来，一览无余、竭尽全力地写出来。可以这样说，对《第七天》中读者所诟病的社会黑暗面新闻素材进行反复深挖，这其实对于余华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这是一位擅长并热衷于叙写苦难生活的作家，若按他以前的小说模式，这些新闻事件分明就是一个个他极擅长进行苦难叙述的题材。但余华却甘愿让它们泯灭于众多材料之中，仅仅用白描将一系列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赤裸裸地平铺在读者面前，这可以说作家是出于一种激进地、急切地渴望接近现实、表达现实的需要而做出的努力。毕竟，还有什么比直截了当地临摹现实更接近现实的呢？

同样，在这种新闻式的速写下，余华有意淡化故事情节，尽量还原现实真相，达到对现实的一种近似原生态的叙述方式。过去作家描写现实大多是吝啬的，只蘸取一点现实的阴暗，却还偏要用各种朦胧隐晦的象征、隐喻等诸多手法再加上语言上的精致深邃来反复文饰，方才肯拿出来示人，显然这些作家有意为之，想要将作品与所表达的现实之间挂上重重帘幕，倒好像这样方能达到中国艺术一向追求的朦胧美与含蓄美。因此对比来看，余华在《第七天》中就果断地放弃了任何复杂修辞以加强阅读体验的机会，不再采用大量“先锋”技巧来设置时空迷宫与叙述陷阱，也较少运用具有模糊性的诗意语言来表达主题的多义性，反而只是更多采用白描手法来对现实大环境作一种逼真的临摹，以此来拉近作品与所要表达的现实的距离。我们知道，在传统的叙事中往往有一整套的纯文学叙事机制，讲究典型，重视结构，批判现实等，但是在小说中我们也能够很明显地发现余华为了达到更真实地表现现实的目的，在叙事方式上背离了传统叙事。在《第七天》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典型人物——所有的人物都被简单化、线条化了，就像书的封面上那面目不清的纸片人一样，变成了好的或坏的“扁形人物”，并且这种好或坏的性格是普遍人性中的某一点，绝不是某一种典型的标签性格。这是因为作家与作品的目的并不是表现人物——人物被弱化成了现实叙事的构成因素，重点在于表现现实，这里作者显然也牺牲了人物而放眼于整個现实图景。因此在小说中的情节与人物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余华是在不遗余力地想要把小说剥光，将其中所书写的现实赤裸裸地呈现出来，来达到使小说与现实无比接近的写作意图。

余华为了接近现实，不仅在叙事情节与人物上牺牲了一贯的紧密丰实，在语言上也做出了特殊化处理。不少读者为过去余华《在细雨中呼喊》所呈现出的精致的语言艺术在《第七天》中的阙如深表遗憾，并为《第七天》中叙述的直白粗糙深感困惑，那么，余华独具个性的艺术表达何以消失不见了呢？不免有些好事者要嘲讽余华“江郎才尽”了，却不知余华在《第七天》中朴质得近乎呆板幼稚的语言恰也是作家有意为之，为了更加贴近现实，余华从语言上选择了返璞归真的道路。作家以这种方式来贴近现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小说的世界中，语言作为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根本媒介，在给予现实世界以表述的过程中，语言也就成了控制和压抑人与现实的东西。通俗的来讲，同一件事不同的语言构筑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及目的，所产生的现实力量更加大有不同，在很多小说中未尝没有涉及《第七天》中的某个社会新闻事件的类似描述，但是当作者用一种更加隐晦的语言表达出时，读者可能并不觉得这样的现实有那么残酷，兴许还能从中讨论出点审美意味来，——这里就是谈到了作品语言的欺骗性与隐蔽性。作品运用语言本身限制了人的思维的可能性，语言构筑的世界取代了真实的世界成为读者在阅读作品时的唯一的实在，人迷失在语言之中。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只要我们粘着文字和它的含义，我们便无法接近物象本身。”而余华在小说中做出的努力就是试图超越语言的压抑和控制，揭示和破坏惯常的小说语言的幻觉，从而故意以一种简陋拙朴却近乎日常故事话语的小说语言去构建小说所要表达的现实世界，以这种方式来无限靠近现实。这一点并非笔者臆测，在新作创作中余华自己也认为：“越是离事物近的语言越具有力量，越能震撼人心，人们对语言的要求不再是离事物距离越远越好。”所以他才会毅然脱离过去小说中雕琢的语言，而用这样稚拙的话语来讲述一个个新闻事件，似乎就是要给读者一种这些故事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现实感官。

小说自身有着虚构的本性，而小说家们在创作时往往对于现实的刻画过于精琢，就像把一张图片不断放大它的某一处，在细化的过程中，对现实的表达早已失真并且模糊——值得注意的是，《第七天》在这里偏没有去放大现实图景中的某一点，而是将现实图景的诸多方面呈现出来。余华大概深谙与此，所以才会让一切洗尽铅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只力求将现实还原。也许这种书写现实的方式是简单而又残酷的，但是正如巴特所说：“对作家而言，理解一种现实语言，就是最具有人性的文学行为。”余华的小说文本竭力使人相信暴力和死亡的命运、残酷与阴暗的现实如深藏的陷阱遍布于这个世界，这其实是为了更有效地唤起人们对现实生存状态的深刻思考，消除盲目乐观的无效幻想，更清醒地直面凡俗人生之相。

（二）《第七天》与现实保持距离的努力

然而，像余华这样的经验作家必然不会忘记小说创作的本性，即虚构性，小说毕竟不是报告文学，它本身就是以虚构通向现实。而余华《第七天》遭受的各种争议归根结底也是因为作品的“虚构”与“现实感”出了问题，或者说余华在使小说努力接近现实的同时突破了当下作家们与现实一贯保持的距离，因而可能作品对于现实表达的空前真实让读者有种违和感。然而，余华毕竟在小说中也做出了一些努力，以使作品与现实世界之间仍保持着一种距离。

《第七天》中最外显的虚构手法就体现在荒诞化叙事上，荒诞使小说尽管真正讲述的故事内容（这里“真正讲述的故事内容”即排除了杨飞以一个死者身份讲述各种死后经历这样的故事形式，而只是里面所真正具体表现的一个个人物故事）是无比地贴近现实，然而至少从形式上来讲没有人再会说《第七天》一本新闻采访记录。首先是小说形式上的荒诞，即以一个死者作为第一主角，并由他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对于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以死写生的荒诞方式”串联起一系列社会新闻事件，从死者世界反观现实世界，余华曾经这样答道：“作家如何叙述现实是没有方程式的，是近还是远完全取决于作家的不同和写作的不同，不同的作家写出来的现实也不同，就是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写下的现实也不一样。但是必须要有距离，在《第七天》里，用一个死者世界的角度来描写现实世界，这是我的叙述距离。《第七天》是我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以后可能不会有这么近了，因为我觉得不会再找到这样既近又远的方式。”在这里，作家吐露了这样创作的动机——保持与现实“既近又远”的距离。其次在内容上，作家用荒诞形式精心营造出一系列荒诞内容，并呈现出两个截然相反却又同样荒诞的世界，即生者世界与死者世界。死者世界里“死无葬身之地”中发生的种种无疑都是作者试图用荒诞的形式构造出一个看似平等温情的乌托邦世界，以缓和作品与现实的直接交锋。生之世界中许多看似荒诞的“事实”正影射着现实，真正的荒诞内容其实只在死者世界里，本来小说中的这些荒诞内容足以让读者产生非完全现实的感官，然而“民众对荒诞的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乃至见怪不怪，对荒诞的纵容使荒诞化为平常。”——因此内容荒诞的平常而并没有达到保持距离的效果，这一点上的荒诞化叙事可能并没有达到作者原先的设想效果。而灵魂们的游移、对话与经历才是荒诞并拉开与现实距离的关键。小说中许多情节的确非常接近新闻故事，小说并没有能够拉开两者之间的距离，但这些新闻故事在死者的行列里交流，改变了新闻故事的平淡无奇，勉强真实的现实蒙上一层薄薄的面纱。有些时候作家作品已经难以以荒诞来震撼读者，读者却已将荒诞的情节拢入真实，这显然也是余华并没有预想到的。

另外，作家还采用了偶尔的诗意方式来消解作品过于贴近现实而带来的冲击，在小说深沉的冷峻叙事中作家仍然不忘添上几笔温情款款的描绘，而由于这种深沉冷峻的故事情节非常贴近现实，使得作品中偶然闪现的温暖细节反而有种虚构的倾向，在这一点上似乎就实现了作家想要把作品从现实表面拉开的企图。在现实世界中，有着一群善良有爱的平民们，例如为了养育杨飞而将自己人生抛掷不顾的杨金彪，生时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相守、死后偏还要苦苦追寻的李青，苦守着卑微却不卑贱的爱情的伍超与鼠妹等等，我们分明从中感到人性的温情。

三、站得太近，離得太远——当下作家作品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从上述来看，余华在《第七天》的现实叙事上苦心孤诣，试图在个人表达现实的欲望、小说的天然虚构性、读者的接受度之间勉力维持着一种微妙的距离，以抵抗小说在自身虚构与表达现实之间的进退失据。在这个过程中余华牺牲了很多，从一贯严密的叙事结构与朴实深刻的语言到《第七天》中淡化的叙事背景与稚拙简单的语言的锐变，我们都可以将其理解为作品中想象力的有意消解，这是作家在企图靠近现实时的一种选择、一种尝试性突破。然而这种并不算成功的尝试（从大众读者的接受来看，虽然读者的恶评如潮并不能成为作品好坏的判断标准，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不能够被普遍读者接受、仅为很少的知识分子评论家赞赏的作品必定存在其重要瑕疵）却也表露出了中国当下一些作家作品与现实的关系，即站得太近，离得太远。

（一）作品与现实之间的尴尬距离

作家通过作品来表现现实，然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作品中的现实叙事始终游离在现实表面，缺乏现实感而因此被现实推拒。因此作品与现实之间的尴尬距离就表现在：作品总是企图亲近现实，然而却因为作者的无能而屡遭现实的推拒。

我们在前面也提到一些《第七天》中虽然作家竭力表现现实，甚至为了无限贴近现实而将现实赤裸裸地像拓片一样摹在作品中，但是作品中的现实表达却仍然缺乏一种现实力量。明明从字面上来看，作家尽可能地省去了文学性的表达，但这种牺牲在贴近现实的同时却也因为缺乏对现实事件的深入描写而削弱了文学中的现实性，这是一个悖论，是由于作家能力所限而产生的悖论。作为读者的我们在阅读到《第七天》中与当下现实紧密接触和粘连的小说情节时却并没有获得如期而至的阅读期待，我们首先感到的竟然不是作品中对现实的挖掘与意味，反而是认为堪比新闻或微博而有种近乎冷漠的无动于衷感，这一点显然是不正常的。在面对距离我们更为切近的“现实”时，我们会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与每个生存个体都相关的“现实”，但是仔细深入考量作品缺少的却是更为深入、令人惊叹与震撼心灵的“文学的现实感”。这些曾经初闻时让人悚然心惊的事件经过作品的文学化叙述之后不仅没有获得新的想象空间和精神震撼，反倒是弱化了这些现实事件带来的情感冲击，让读者有种不过如此的索然无味的感觉。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阅读效果，很大部分原因就在于作品缺少一种更加有效并适合叙述现实的方式，导致作品中的现实表达不能够更深入地解剖现实，当现实在文学作品中的表达缺乏现实感的时候，就会使作品失真，即无法让人体会到作品中现实的真实性。《第七天》中的一些故事均取材于真实新闻，但小说内容表面的真实并不能等同于本质的真实，恰恰，它们在余华看来好像是处在了两个极端，你愈加接近表面的真实时，就会愈加远离本质的真实——即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当他距离当下现实站得越近，反而离真正应该需要被表达的现实越远。“当我们就事论事地描叙某一事件时，我们往往只能获得事件的外貌，而其内在的广阔含义则昏睡不醒。”现实世界在作家以往的现实写作经验面前变得坚硬并且顽强无比，当下现实就像是一块磁铁，而作品是另一块磁性相同的磁铁，作品与现实世界本应该紧紧相吸，唯一可惜的是，在这里作品愈是想要贴近现实，就愈是被现实推拒，只能游离在现实之外，始终与现实保持着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尴尬距离。

南京大学张光芒教授曾经认为新世纪文学是一种低于生活的写作状态：“新世纪文学局限于反映生活的纷繁表象，不能展示当下生活的内在逻辑……”也许这种“不能够”正是两者之间的这种距离，唯有当作家表达现实的能力突破了对现实表象的书写而关注到现实的内在逻辑，作品才能真正拥抱现实。

（二）作家与现实之间的难为关系

作品与现实之间的这种游离尴尬的关系表现在作家身上，就体现为作家与所欲表达的现实之间的一种危险的关系。其实作品与作家的遭遇相同，余华在他的《作家与现实》一文中谈道：“几乎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处于和现实的紧张关系中。在作家的笔下，只有当现实处于遥远的状态时，他们作品中的现实才开始理直气壮地出现，并且闪闪发亮。应该看到，这遥远的现实来到作品时虽然充满了魅力，可它已经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那里面塞满了个人的想象和个人的理解。真正的现实，也就是与作家朝夕相处的现实，总是令人费解和难以捉摸的。作家要表达与之朝夕相处的现实常常感到不知所措。”这是一种“难为”。

当下一些作家，尤其是一些成名作家，对于现实的表达常常处于一种隔岸观火的距离中，以时代旁观者又自以为占据了真理和社会良知的集体叙事姿态在写作。但事实上，作品的现实叙事与所要表达并自以为在表达的现实其实离得很远，就像上一部分说到的那样，作品是游离于现实表面的。也就是说这些作家从来不描写当下的现实，更多的是在等待“新闻”迅速成为“旧闻”后从“旧闻”中拾取一点牙慧权当自己写作的一点主题，苏童曾经坦言：“关于当下的问题，也许要20年以后，回过头来看更合适，更精准——一杯浑水刚放出来，你不能着急着要求作家去描述它——至少小说不适合承担这样的任务。”看乔叶的《认罪书》、毕飞宇的《推拿》、苏童的《黄雀记》就会发现，这些作家写出的故事可能是关乎现实，但是这种现实并不完全反映当下，至少它并不具备一种深刻的现实力量或者说现实感，尽管这样的现实描绘附和着作家一贯的现实经验。

为何如此？这从余华的《第七天》对当下现实的描写的不成功中可见端倪，作家们事实上无法真正把握并表达眼下正在发生的现实。前面说过作家的写作遠远滞后于当下的现实。对于作家们而言，他们对于历史的想象与叙述实际上更加得心应手，然而当他们面对日常化的当下现实的叙述时却处于一种失语与焦虑中——这也正解释了为什么当代文学最经典的作品往往是远离当下现实生活的历史叙事现象。从余华的《第七天》来看，他做出了贴近当下现实的种种努力，然而尽管他把眼下正在发生的现实成功纳入了作品的叙述图景中，但在表达上却没有能够实现现实的效果。显然在涉及正在发生的“当下”的时候，余华的写作并未像以往抒写乡村和历史时候，那样显得游刃有余，相反我们看到的倒是力不从心甚至有些捉襟见肘般的窘迫。尽管他的叙述文本中不断出现我们熟悉的眼下各种“特色”现实，但是比照更为生动和吊诡的社会现实，小说还是显得苍白且单调粗疏。究其原因，有论者评说是由于作家们的想象力追不及当下发生的现实，我以为这是中肯的说法。作家看似对离我们更切近的“现实”要更为有把握，但是当作家真正将这些日常化的现实书写成文学现实时就遇到了各种问题。我们常常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当下现实世界的发展，其实并不夸张。在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里，社会各个阶层中似乎随时随地上演着各种现实命运，这些现实事件在不知不觉中对作家的想象能力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超越了作家的想象力。作家的写作脐带应该始终不会脱离所处的社会现实，然而事实就是，任何企图密切接近和阐释现实的作家都必然要遭遇到真正的现实力量的巨大挑战，但是背负着社会责任的作家们对此责无旁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作家迫于想象力的匮乏，难以至于不能够真正描绘当下正在发生的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余华的《第七天》算得上是一种尝试性突破。很多人觉得这部小说中对当下现实的映照是“串烧”起来的新闻、“汇编”起来的微博，其实从侧面也印证了余华在现实面前强烈的焦灼感，余华试图用当下正在发生的现实描写揭示对生存、命运、社会的深刻思考与审视，但是基于这种渴望进入并构建当下现实的冲动与急躁，余华反而陷入了对当下现实的关照中难以脱身，他渴望表现现实但是站得太近了，就缺乏一种作品应具有的与现实的疏离，因而造成一点瑕疵。

这样，作家与现实似乎陷入一种胶着的状态，我所说的他们之间的危险关系指的是：当下现实像是一个高速运转的圆盘，作家试图闯入去构建一个真正的现实文学世界，然而他们在自身创作能力的局限下所做出的尝试只有两种结果——一是像余华的《第七天》一样虽然闯进去了，但是自身想象力的匮乏只能让他紧扒住现实高速运转的圆盘勉强刻录现实而难以雕琢现实，即作品仅仅对现实起一种映照作用而缺乏现实力量；一种是只能擦身而过，取其边角，聊以成文。在作家不能提升自己对表达当下现实的想象能力与理解能力时，贸贸然贴近现实的尝试对于作家来说是危险的，极有可能是不成功的，当然，这种不成功的尝试兴许也能带来某种突破。

（三）余华及《第七天》对当下这种关系的突破

余华的这次转变，虽然形成了很大的争议，却对当下文学发展有着探索意义。这种意义在于：他以文学直面当下现实生活，并且由历史叙事（以非当下现实为创作对象）转向现实叙事，从而实现了把当代文学从历史拉回到当下的过程。《第七天》纵然在表达现实的方式上，包括情节设置、人物安排等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瑕疵与不足，然而这些都不能抹杀它最为成功之处，即对当下中国直接的、强烈的、高密度的发现，并尝试完成了对“当代”的写作。在这里，《第七天》显然不足以作为当下文学重构后范本，只能说这是余华的一次仓皇而不圆满的尝试性构建。尽管如此，余华仍是一个自觉的作家，力图破解一些难题。

当下社会以光速向前发展，作家在日益唐突的社会处境面前越来越难以招架，当下文学走向何方与究竟以怎样的现实叙事方式才能真正贴近当下现实社会的内在逻辑是困扰在作家头脑中的重要问题，余华的很多言论中就表现出了这种情绪。从作家逐渐察觉到这个问题并自觉做出突破性努力的过程中，中国当下的文学正在发生着缓慢而又重大的变革。

结语

虽然啰啰唆唆谈了很多，一些观点也在文中反复论述阐释，不过仍担心自己的一点不成熟的想法是否已经表述清楚了。兴许我的有些观点过于偏激，然而也算是对当下文学的一种审视与窥探罢。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角度谈余华与他的《第七天》，也是希望读者不要执着于其作品的某一处细化的好坏而以偏概全，否认这部小说创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余华.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2]张中驰.真实、现实与不确定性——余华访谈录[J].现代中文学刊，2018（03）：4-13.

[3]常立.论余华《第七天》中的虚构与现实[J].小说评论，2013（05）：112-117.

[4]吴树桥.文学与当下中国的现实景观——评余华新作《第七天》[J].小说评论，2013（05）：107-111.

[5]陈思羽.“经典”的延续与“当代”的蜕变——余华新作《第七天》评介[J].出版广角，2018（05）：85-87.

[6]陈博，史丹丹.仿真现实与临界写作——论余华的〈第七天〉[J].广西社会科学，2016（05）：155-160.

老师评语：

文本分析透彻，尤以现实为关键词，谈论了当代作家处理现实的困境，视野宏阔，学科前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