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治下全球贸易体系的变化及中国贸易治理对策

2018-11-17 19:22
社会观察 2018年9期
关键词:全球化一带贸易

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今天,正确判断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总结新一波全球化的特点,找出符合全球化发展历史逻辑的全球化再平衡之道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背景和使命。本文将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到全球治理的高度加以研究,探讨三个问题:(1)中国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历史前提,即全球化发展的历史特殊阶段,并分析不同全球化时期出现的全球经贸治理的不同特点;(2)当前美国治下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特点及美国体系的危机;(3)推演出以一带一路为内容的中国全球贸易治理对策。

中国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历史前提

(一)农牧时代中国主导的全球化及其贸易治理

农牧时代的全球化以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为代表,体现了古代各国互通有无,共同促进区域发展的经济理念。丝绸之路首先是市场对接式,将每一个独立的市场与各个国家的市场通过贸易对接在一起,甚至在贸易的基础上带动了移民、投资和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其次,丝绸之路产生了技术转移效应,如汉帝国所取得的全面经济成果对诸多游牧国家起到了示范效应,客观上推动了邻国的经济发展。最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产生了第一次全球化的制度溢出效应。从丝绸之路沿线诸国的视角看来,他们期待能够学习和获得中国发展的先进经验。

朝贡贸易是一种传统的丝路贸易方式,由朝贡贸易上升为制度治理安排,就是中国古代的朝贡制度体系,这个体系以中国为中心,包含周边多数国家和少数民族政权在内,以贸易为载体,形成了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对外制度与规范。因朝贡贸易的外交属性,可以把朝贡贸易视为中国全球治理的古代模式,也就是说,朝贡贸易体现着中国古代政府的外交哲学和制度安排。朝贡体现了中国古代治理不是“以力服人”,而是“以礼服人”,是以农耕为主的自然经济下的制度观念。

(二)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主导的全球化及其贸易治理

17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在英国建立、发展。技术上,蒸汽机为英帝国时代全球化提供了动力保障,伴随着殖民扩张,英国主导的全球化及全球市场建立并发展起来。英国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要求实行自由贸易,英国的全球贸易治理思想以自由贸易为特点,政策工具是双边的“互惠”。

直到20世纪初,尤其是1932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英国经济上和技术上的竞争力日益下降,英国不得不放弃它长期执行的自由贸易政策,转而实行保护贸易政策,宣布对进入英国市场的外国商品,一律征收从价税。为了使英国与自治领土、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关系不致因此受到危害,英国与自治领土和殖民地之间建立了关税同盟性质的帝国特惠制。可见,英国的全球经贸治理以殖民体系、游走在自由与保护之间为特征,追求的是英帝国的利益最大化。

(三)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及其贸易治理

英国在以蒸汽机革命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获得了世界霸主的地位,而之后的以电力和石油技术革命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成就了美国和德国制造业的辉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福特主义在美国成功地实施和推广,进而在世界范围内扩散,使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中一度崩溃的世界市场得以重新恢复,生产、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日益国际化,促使美国主导的新一波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到20世纪80年代后,进一步表现为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跨国公司控制全球价值链并将部分工作外包给发展中国家企业。

与全球化的经济范式相适应,美国全球经贸治理的主要特点是:第一,用非歧视原则取代了英帝国的特惠制度,成为美国全球贸易治理的核心思想;第二,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外交形式或政策工具而存在,最为明显的是冷战时期,美国通过多边(GATT)遏制苏联;第三,建立了以法律为基础的全球体系,为全球化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第四,自由贸易为明线与保护贸易为暗线的双向博弈。世界贸易组织法强调自由贸易,但保留了大量的保护性条款,这是美国刻意的制度性设计。在实践中,美国从未真正履行过自由贸易承诺。

(四)全球化失衡及中国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历史前提

美国主导了当今的全球化,塑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体系,同时塑造了“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当前,全球化出现倒退,国家之间、一国国内阶层之间出现贫富裂痕。特朗普应对全球化失衡的方案是接受逆全球化,确保“美国第一”。特朗普停止了和亚太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谈判,发动了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推进贸易保护主义,这意味着美国治下的多边贸易体系将面临解体。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历史节点就是全球化面临逆潮、全球经贸治理出现倒退之时。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和全球化的关系呢?首先,应该意识到作为一种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全球化,必将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顺应历史发展和演变规律的。其次,英美主导的全球化出现问题,要反思问题所在,以便为新的全球化及全球治理找到出路。英美时代的全球化体现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被弃之不顾,一带一路倡议要解决上一轮全球化遗留下来的这个根本问题。

如果说农牧时代的全球化是全球市场对接的初步尝试;英帝国殖民主义全球化,实现了部分国家的工业化;美国霸权主义全球化,形成了全球价值链;那么,一带一路时期所面临的全球化将是利益交织、多国共治的全球化。这一波全球化应该是实现全球化再平衡过程,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全球化应该在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使发展中国家广泛地获得国际分工所提供的制造业发展机会,以实现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目标。

美国治下全球贸易体系的危机

(一)美国治下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演变

1. 多边为主阶段

冷战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际战略以遏制苏联为标志,其全球贸易治理的思路是:建立贸易自由化的体制,以此复兴美国重要盟友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共同遏制苏联。作为工具的多边主义,对于美国来说,是一种“自我利益的多边主义”(self-interested multilateralism)政策,美国只是将多边框架作为实现其特定国家利益的手段,而非是为了实现体系内国家的整体利益。美国既是世界上进行多边合作的主导力量,同时又是此类合作的最大障碍之一,这一悖论正是美国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特征之一。

2. 区域为主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生效为代表,美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开始实施,又可以分为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苏联的遏制转向应对欧洲和日本的相继崛起。克林顿政府提出了“参与和扩展”的外交政策,重视区域经济合作。

第二阶段,2001年“9·11”后,小布什时期试图建立一个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霸权。2003年,布什政府提出建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MEFTA)的计划。2003年WTO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在墨西哥的坎昆失败,这是多边体系走向碎片化的转折点,其主要标志是美国加快了双边谈判速度。美国先后与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阿曼、韩国,澳大利亚,摩洛哥等先后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许多区域贸易协定是在2003年以后签署的。

第三阶段是跨洲际的大区域主义阶段。奥巴马政府提出了跨区域贸易谈判的新设想,即发起了跨太平洋的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

第四阶段是后特朗普阶段。特朗普政府更青睐于双边主义。应该说,多边体系走向碎片化并不是特朗普一个人的“功劳”,2003年坎昆会议失败,美国选择区域主义,这是美国人搬起石头准备砸自己的脚的第一步,特朗普正使石头真正落地,毁掉美国治下的多边体系。

(二)全球贸易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

目前,多边体系面临深层次的挑战。第一,多边体系的挑战来自WTO本身的制度缺陷。21世纪以来,多边谈判进行缓慢,导致缓慢的制度性因素是WTO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和一揽子承诺方式。在一百多个成员国没有反对的情况下,接受所有议题的谈判已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第二,多边体系的挑战来自全球贸易发展新范式的出现。WTO规则制定的速度过于保守和缓慢,无法反映新范式的利益诉求。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全球价值链驱动全球贸易及投资的范式改变了以最终产品贸易为主的传统贸易形式,国际贸易不再是简单的买卖。全球价值链使产品不仅仅是一国制造,而是世界制造。这要求WTO必须扩大贸易谈判的范围。

第三,多边贸易体系日益面临的民族主义的挑战。美国学者乔治·弗里德曼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一个节点,亮出了相互依存的底线。2008年危机使高度整合的银行系统,旨在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的系统失去了防止传染的能力,全球化的体系成为了多国的灾难。2008年的危机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不能依靠“整体上经济增长”来生活,经济增长倾向于使一个阶级受益,而使其他阶级比之前更贫穷,使一些国家受益一些国家更穷,于是有关阶级和国家的问题出现了,一些国家开始走上民族主义的道路。

第四,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发表一篇文章,论述在两国的生产率变化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增进两国总福利的推论变还是不变。他区分了两种情况:其一,一个国家在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率;其二,一国在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意外地提升了生产率。萨缪尔森认为在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里,如果提高了生产率,中国产品的相对价格就变得更加便宜。也就是说,美国的贸易条件因为中国产品生产率的提升而改善了。这一结论佐证了中美贸易的互补性及美国受益于中美贸易的观点。但是萨缪尔森认为出现了第二种生产率进步,情形就迥然不同了,假设中国就在飞机制造等领域出现了惊人的技术进步,那就可能永久地损害了美国利益了。美国近期对华发动了贸易保护主义行动,意在使中国陷入萨缪尔森所说的对美国有利的第一种情形,战略上遏制中国的发展潜力。

最后,多边体系面临发展的挑战。在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要求下,WTO把2001年多哈谈判定为“发展回合”,讨论发展问题。但直到今天,发展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纠正全球经贸治理的方向偏差、重视发展需求已经迫在眉睫。

中国一带一路全球贸易治理的任务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全球化,其历史节点是全球化出现逆流,全球化需要再平衡,故一带一路全球治理的历史使命应该是使全球化均势发展,促进最多数国家的共同发展。

全球贸易治理理论是对全球经贸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理论,通过一定的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解决全球化出现的问题。这里,国际规范、国际机制等都是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中国以一带一路为把手丰富全球贸易治理理论,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是:(1)中国能为解决现阶段全球性经贸问题提供怎样的公共产品;(2)如何提供这些公共产品。

分析了历史上各阶段各个帝国的全球治理特点后,可以看出,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包括:治理思想(理念)、治理目标(经济的、政治的)、治理体系(多边的、双边的、区域的)、规则设定(特惠的、非歧视的等)等。一带一路贸易治理理论,应伴随一带一路实践,着力提供有中国答案的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治理嵌入式多边主义的创新应用。全球经贸治理理论强调构建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形成一套具有约束力的公共产品来解决全球问题,其治理难题是如何协调国际规范约束与各国主权权利的矛盾。一带一路倡议强调通过外交协调方式使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对接,把一带一路放到现有的多边体系中,或者说,一带一路从现有的多边体系出发,利用现有的法律规则进行区域经济合作,从现有的多边体系中吸取营养,逐渐成长起来成为一个新型的大区域经济合作。嵌入还表现为一带一路提出和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对接,是对各国主权的尊重,是对各国经济发展模式和道路选择的尊重。

一带一路倡议采取了差异化的制度构建路径。美国治下多边体系的构建特点是:建立在强势国家主导基础上,有既定的核心原则,用统一的法律制约所有成员,倾向于消除多样性,新成员要达到标准才可以加入。一带一路的制度构建路径与这种强势国家主导型的路径有所不同,中国的准确定位就是核心倡导者。从制度构建角度看,一带一路更为包容、更为差异化,即先从成员的实际出发,摸索合作的路径,然后再总结出规则制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巨大,一带一路倡议没有要求各国必须达到一定标准才能加入,没有一刀切的要求。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结合各国差异的务实合作方式,是在行动中、过程中寻找规律的方式。如果说美国传统的制度构建是逻辑演绎法,有了既定规则再让成员执行,那么,一带一路是逻辑归纳法,即先实践然后在归纳出规则、制度。

一带一路实践会创造出一批经贸治理新术语。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治理理念上,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全球治理的经济目标方面,提出了“共同发展”,破解了全球经贸治理的困境,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本质需求;在全球治理过程论中,提出了“对接”,对接是中国首次提出来的国际经贸合作方式,强调了全球治理主要基于协调,而不是以支配为基础;在全球治理的内容方面,提出了“五通”,五通形象说明了政策顶层设计、基层支持及经贸合作具体领域之间的联系。我们相信,当一带一路倡导得到更多国家回应时,这一批新术语会成为中国为全球经贸治理提供的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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